大禹学研究刍议

欢欢

自1995年以来，对于大禹及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1995-2006的十二年中，出版了〖大禹研究〗（陈瑞苗、周幼涛主编）、〖大禹颂〗（沈建中编）、〖公祭大禹陵〗（沈才土主编）、〖大禹陵〗（王清贵编著）、〖大禹与绍兴〗（徐德明主编）、〖大禹论〗（史济烜、陈瑞苗主编）、〖大禹陵志〗（沈建中编著）、〖大禹世家〗（姒元翼、姒承家著）、〖大禹三宗谱〗（钱茂竹主编）、〖冢斜余氏宗谱〗（余一苗主编）以及〖防风氏的历史与神话〗（董楚平著）、〖防风氏资料汇编〗（钟伟今、欧阳习庸编）、〖防风氏神话研究〗（钟伟今主编）等多种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早在1995年由浙江省社科院和绍兴市社科院联合举办的『大禹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魏桥先生就提出了〖何不建立一门禹学〗的建议，全文如次：


最近，我有幸参加『95浙江省暨绍兴市各界公祭大禹陵』活动，这是一次空前的祭禹大典。与此同时，举行大禹学术讨论会和商品交易会、『大禹颂』文艺晚会。面对如此丰富多采的活动，躬逢其盛，感触颇多，作为一个年逾花甲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想到的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建立一门禹学，将研究工作拓宽领域，推向深入。
    当今之世七学八学甚多，芝麻绿豆般的事也可能有个什么『学』。象牙之塔里的一星半点也可能有个什么『学』。可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情系万家的大禹研究却未成其为『学』，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为此，我认为禹学不宜缓称，应该经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将禹学扎扎实实地建立起来。
    建立禹学理由有三：
    其一，关于大禹的研究，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而且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大课题。汉代王充就对禹的文献记载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见解。当代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在20年代就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一说，引起了海内外很大的反响。1932年绍兴人朱广澜和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曾创建『尊禹学会』，提倡『尊禹主义』。最近陈桥驿教授专门著文〖关于禹的传说及历来的争论〗，作了历史的系统的评述。这次在绍兴举行的大禹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大禹的若干重大史实也开展了热烈争论。可见，关于大禹是学术界一个长期争议，也是一个值得争议的课题。
    其二，禹学应该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只能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才能有所突破，取得成效。如果单科作战，分散进行，可能事倍功半。诸如，大禹研究离不开历史学，在〖史记〗、〖尚书〗、〖孟子〗、〖左传〗、〖国语〗、〖淮南子〗、〖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等文献中已有不少记载，但又存在一些矛盾需要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学，大禹治水关系到当时的地理变迁，气候冷暖，海退海进等。禹会诸侯之涂山，究竟在何地，就有不少不同说法；离不开考古学，从良渚文化遗址上发现的厚厚淤泥，可以证明当时洪水的严重和大禹治水的真正背景。今后通过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还将提供有力的证明；离不开政治学，禹为开国之君，『家天下』之祖，主张虚怀从善，谨严律己，卑宫菲食，克俭克勤，反腐倡廉等很有政治意义的内容；离不开文学，关于禹的神话故事，颂禹的诗词歌赋，文学创作为数不少；离不开水利工程学，禹总结鲧治水失败的教训，从水患的实际出发采用科学的方法治理洪水，变害为利；离不开民俗学，历代祭禹，关于祭品、祭器、祭期、祭文及享殿陈设，民间风俗等都很有讲究；离不开谱牒学，据1995年3月17日〖文汇报〗载『浙江发现大禹家谱』，在这部光绪元年所修的〖姒氏世谱〗中记载了从大禹开始到禹的第141世后裔的情况，提供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资料。此外，在大禹研究中还会涉及其他一些学科。从另一方面看，如果仅仅局限某一学科来研究大禹，就可能会顾此失彼，陷入片面，难以将问题研究深透。
    其三，建立禹学可以促进对禹研究的经常化、规范化，通过研究进一步弘扬大禹精神，有效地为现实服务，也可以培养造就一些专家。大禹作为一位伟大的人物，理想的化身，不懈地、深入地研究，对于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弘扬大禹精神，促进民族团结等都有重大意义。研究要有长期打算，不宜采取短期行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宜『小贩卖糖，零打碎敲』。将祭禹活动和经贸活动结合起来，以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必要的。但也应该恰如其分，讲究实效，防止流于形式，或者勉强附会，不适当地进行，有损大禹形象。上述种种情况说明有必要建立一门禹学，作全面、系统、长远的考虑和规划。
    建立禹学，本文只是提出问题，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譬如，禹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内容、方法；禹学的发展历史；禹学与其他有关学科的关系；禹学与当前发展经济的关系等等。有了题目就便于研究，在研究中又会提出更多有意义的问题，不断丰富禹学的内涵。


落笔至此，欣闻绍兴大学已经奠基，绍兴市社科院早已创建，相信有文化传统的绍兴定会对禹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浙江是文化之邦，不少学人进行过对大禹的研究，可能会对此起共鸣；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血浓于水，我想海内外学人也许会携起手来共同探讨，促使禹学的繁荣和兴旺。
时至十二年后的今天，大禹陵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祭禹礼制已被列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大禹陵景区已成为一个日益成熟的旅游接待地。因此，构建大禹学，推出大禹学，实现魏桥先生的愿望，其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大禹学的覆盖范围十分广大，择其要者，我以为在大禹学的名义下，可以重点研究这样一些课题：


1、洪水传说研究

    据专家估计，关于史前时期一场全球性特大洪水的神话和传说，遍及世界， 总数在500个以上，而中国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传说，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如此众多的神话和传说中，这场大洪水无一例外地被描述为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是人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场大洪水还有着开创性的一面，『功』不可没。其所造成的人口和文化的集聚，客观上加快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成为文明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远因。在中国，尧舜禹时期的治水活动，直接引发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国家组织的萌芽，并进一步导致了中国第一王朝——夏朝的建立。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欲研究大禹，当然不能不研究史前时代的这场特大洪水。但是显然，深入研究这场大洪水还有着更为重要和更为丰富的价值和意义。


2、夏史研究

大禹为夏王朝的创立者，夏王朝和夏民族的历史便顺理成章地可以成为大禹学的一个分支。夏代的历史，由于没有象商代的历史那样有甲骨文的有力印证，所以至今仍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领域。但也正是由于商本纪被甲骨文所证实，因此对于夏本纪，人们认为至少不会是司马迁的向壁杜撰。
另外，当年大禹将夏王国整个儿搬到中原，带领先越部族中的一支参与了中原逐鹿。这支部族以后显然成为华夏族中占统治地位的主干。据此，先越文化在华夏文化中应占有相当的比重。这在〖山海经〗中就有蛛丝马迹可寻。所以研究夏史，与研究先越史仍有着密切的联系。


3、大禹生平事功研究

既然名之为『大禹学』，研究大禹本身，研究大禹的生平事功，当然是此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大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而有征的人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伟人之一。前文中已经提到，大禹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做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开创了夏朝，二是治平了洪水。作为立国之祖，大禹在公元前21世纪长江、黄河流域万国林立、争夺混战之世，通过一系列战争征服天下和创造发展政治文化，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从而把中华民族带进了文明时代；作为治水英雄，大禹在洪水泛滥、十年九潦、民不聊生之际，率领民众疏江导河，治理水患，『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终于『地平天成』，百姓安居，不愧是一位把我们的民族从洪水浩劫中拯救出来的伟大领袖。
大禹的家族谱系，大禹的文治武功、大禹的茫茫足迹，都是中国上古史研究当中的重大课题。


4、大禹精神研究

『江淮河汉思明德，精一危微见道心』。早在夏、商、周三代，大禹的那种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非凡的才能，卓越的实践和辉煌的功业，就普遍受到思想家们的推崇，执政者们的效法和人民群众的歌颂，尤其是先秦诸子通过在价值层面的重新判断、评估和诠释，完成了大禹作为古代执政者楷模的塑造，使大禹精神超越了时空的界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品德的精华，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在大禹身上，德与才、事与功，都是高度统一的。正因为如此，大禹才成为人们心目中普遍认同的古代圣王。同时还应该看到，人们对大禹事功和精神的推崇，其中也寄托着人民群众对于执政之人和执政之道的理想化要求，因此在大禹精神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政治道德的内涵。
今天我们公祭大禹，推崇大禹，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学习和弘扬大禹精神，以大禹精神来推动当前的三个文明建设。虽然自1995年以来，已经有了多篇提练归纳大禹精神的文章，但对于大禹精神，仍然有着极为广大的可以进一步开拓的空间。


5、大禹古迹研究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禹古迹，遍及中国，是大禹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凭借。
在上古时代，人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人口又是流动不居的。随着部族的迁徙，其文化亦随之转移，这就是大禹古迹遍及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因此，研究各地的大禹古迹，找出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是古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同时，在形态各异的大禹古迹中，又隐藏着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通过发掘和辩认这些信息，可以使我们找到许多文化上的历史缺环。
大禹古迹介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之间，也可以作为一重证据，当是不言而喻的。


6、祭禹礼制研究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根据记载，大禹本人就是一位祭师，这完全是可信的。而且，大禹生前所发明的一些祭典，在身后即为自己所享用，这也是有记载的。4000余年来，对大禹的祭祀承续不绝，其制度当然有增损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自1995年以来，绍兴市年年操办祭禹，其祭礼很难说已经中规中矩，远没有达到尽美尽美的程度。目前，祭禹礼制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就更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它。
祭礼祭祖，古今中外皆有。就一般性而言，凡祭典，都有其共性，但就特殊性而言，祭典的个性却更为重要。而这种个性，主要也是由祭祀对象的神性所决定。因此要设计合身的祭禹礼仪，还必须深入研究大禹的神性。


7、大禹后裔研究

国有通史，地有方志，族有谱牒，这是三位一体的传统史学框架。谱牒学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区域文化研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当前谱牒学的兴盛便很能说明这一点。我们今天纪念大禹，其目的还在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种功能，在历次祭禹时，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台湾的夏氏宗亲会，就经常来参加。虽然今天的中国人不尽是大禹的后裔，但研究大禹的后裔，至少是使他们认祖归宗的一条重要的通道。


8、涂山氏、防风氏研究

史载禹会会稽时，『执玉帛者万国』。这虽然是史家的夸饰之辞，但当时参与大禹创建夏朝的部族之多，却是可以想见的。所谓『万国』，指的当然是一些部族或小方国。研究其中我们尚能知道其名称的那些部族方国的来龙去脉，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夏代早期历史中的许多问题。
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涂山氏，一个是防风氏。这两个原始部族在大禹的事业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从『禹娶涂山』这一点看，涂山氏部族无疑是大禹最亲密的盟友，是大禹事业的重要支持者。绍兴在谱牒学研究中发现有一支余姓，其远祖追溯到大禹，从中可以分辩出又是涂山氏的后裔。余即涂也。涂山的地望，历史文献中记载有四五处，孰是孰非？或相互有什么联系？都值得深入研究。
防风氏部族似乎是大禹事业的反对者，结局很惨。其地望，在浙江德清一带，说明也是南方部族。现在湖州方面对防风氏的研究比较活跃，我们两市之间应该增加互动，多作交流。
其他的课题应该还有很多，如大禹的神话研究等。大禹的传说，大量地表现为神话。而上古神话，既是文学的载体，也是历史的载体，有着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相信随着大禹学研究的展开，这些课题都会逐渐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