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塾』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初探

我们展开中国教育史来一看，便知私塾的过去，的确有很悠久而灿烂的历吏，自周秦直至明清二千多年中问，私塾皆有不断的活动．．
历代大儒，没有一个不是私塾出身，同时没有一个不曾当过塾师。我敢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繁衍，私塾要算是中国文化的播种者。这并不是为私塾夸张其辞，实际上他们名垂史册，谁也不容否认。
一一吴寄萍：〖改良私塾〗

〖礼记·学记〗『古之教者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是记载最早的以『塾"指称教育机构的文献。据裘锡圭考证，『塾』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为上下结构而非左右结构。裘锡圭认为中国房屋建筑中的门塾之制，商代就已经存在。〖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说文解字〗：『塾，门侧堂也。从土，孰声。』

   古人命名很有讲究，为什么谓门侧之堂曰『塾"？〖三辅黄图·杂录〗云：『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己要禀事，塾之熟也，是然本以熟思得名。』清顾震福（隶经杂箸〗甲编卷下也解释说：『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就是说，『塾"字兼取了『熟"字的音和义。臣子们为了在君王面前灵活应对，事先要想好说什么，如何说，问下来又如何答，以免出差错。到了宫廷，臣子利用在间堂等候的时间将自己要禀报的事项再默默熟悉一遍。
由此可见，』塾『的本义重心不在教育，而在于房屋建筑，指门侧之堂。在古代门侧之堂，一是用来吃饭的地方，二是出入应对之所。〖仪礼·士冠礼〗云：』具撰于西塾。』由长者在此交代人们一天行为的注意事项。这种告诫逐渐演化为一种教育行为，『塾』到后来引申成为教育场所。

根据〖学记〗的原意，『序"『庠"『塾"都是依地方行政区划级别的大小而设的教育机构，只有『学』才是中央教育机构。党和术（遂）都是地方行政组织。郑玄注曰：『〖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家』不同于党和乡，不像是地方组织的名字。该怎么解释？郑玄并未纠缠于此，转而注『塾"，说：『古者仕焉而巳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还说：『塾音熟，一音育。"郑玄虽然只讲『塾"而不言『家"，但提供了『塾"的另一个读音，而这个读音直指『教育"，说明『塾』因引申为教育机构，连读音都发生了变化。可见字义的变化会带来字音的改变。正式家有塾之说，使『塾』后来真正成为私家基础教育机构代称。

家有塾，这不就是国学家教吗？

中国教育史来，便知私塾的过去，的确有很悠久而灿烂的历史

中国教育史来，便知私塾的过去，的确有很悠久而灿烂的历史

〖礼记·学记〗『古之教者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中国教育业真的是深远发达

《"家有塾"制度考源与周代教育空间建构》

"家有塾"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原始形态，其演变轨迹深刻反映了华夏文明"由家及国"的教育理念。考诸文献，"塾"字本义确如裘锡圭先生所考，源于商代门塾之制。《仪礼·士冠礼》"具馔于西塾"的记载，揭示出塾最初兼具餐饮、集会、训诫的复合功能。这种门侧之堂的空间特性，恰为后世教育场所的转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郑玄注《学记》所谓"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道出了周代塾师制度的精髓。致仕官员将王官之学带入民间，在门塾开展教化，形成"官学下移"的特殊现象。《周礼·地官》载"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可见周代教育实行乡党与家族的双轨体制。所谓"家有塾"，实指贵族家室的门塾空间转化为教育场所，非谓每户皆设塾。清代学者黄以周《礼书通故》考证："大夫士家门侧皆有塾，庶人则合族设塾于里门。"

这种教育空间建构体现着周代的层级秩序。《白虎通义》释"塾"为"熟"，不仅取"熟思"之义，更暗含"熟习礼制"的深意。门塾作为由外入内的过渡空间，恰似教育作为"化民成俗"的中介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学记》将塾、庠、序、学构成四级体系，其中"家塾"承担着"离经辨志"的启蒙功能，与"党庠"之"敬业乐群"、"术序"之"博习亲师"形成递进关系。

考古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建筑遗址中，门道两侧对称分布的厢房，正是《尔雅》所谓"门侧之堂"的实物遗存。这种前堂后室的建筑格局，使门塾自然成为开展"早谕教"（《大戴礼记·保傅》）的理想场所。至春秋时期，随着"学在四夷"局面的形成，原属贵族家塾的教育功能逐渐向民间扩散，为后世私塾的兴起埋下伏笔。

要之，"家有塾"制度折射出周代"家国同构"的政治智慧。从建筑空间到教育场所的转化，既是物质功能的延伸，更是文化精神的传承。这种将日常生活空间升华为教化空间的做法，正是中华教育文明最独特的基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