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对江户时代的影响

编者按：历史上的中华民族，不仅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外来文化，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内涵，同时也以文明大国的文化优势，对东亚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历史、文化与文学的建构。这里所辑的三篇文章，张德恒、刘世明的两篇，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之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在对江户时期日本〖春秋〗〖尚书〗研究的梳理中，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对日本近代历史与文化的影响。王伟的一篇，主要谈的是『引进来』的问题，是两千多年前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吸收，并希求通过对中外文化的交流研究，揭开〖楚辞〗等上古文献中的文化谜团。虽然这些观点还在探讨中，但对我们研究视野的开拓，对推进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刘毓庆）

〖尚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同时也是东亚诸国家的经典。早在公元六世纪，〖尚书〗即由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日本。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则将〖尚书〗定为大学寮课程的教科书。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1603—1867），〖尚书〗研究出现高潮。当时著名儒者，如藤原惺窝、林罗山、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中井履轩、佐藤一斋等，皆有著述。其对〖尚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关于圣王之道的探寻

〖尚书〗自〖尧典〗开篇，终于〖秦誓〗，记载的便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治国理民之道。对此，江户学者极为关注。如古文辞派领袖荻生徂徕曾言：『〖书〗者，帝王之大训也。圣人之言，义莫备焉，道之所在也。夫〖书〗者，义之府也，舍是而何求哉？先王之道与义，折衷于〖论语〗，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尚书学〗）其初，程朱理学盛行，朱子学派讲道学，也谈尧舜禹汤相承传的道统。其后，古学派崛起，则更是要从古经古史中探寻道统的踪迹。如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扛着『尊古』的大旗，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儒学的真谛，而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师徒则是将儒家文化上溯到了尧舜禹的原始时代。〖尚书〗中反复倡导的『德』『仁』『敬』『诚』等，也被他们认作为『圣道大义』。然而，日本学者在感受『德』『仁』『敬』『诚』的过程中，却将『忠君』视作了尊王尊圣、恪守道统的第一要义。如林罗山在解读〖尚书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一句时，便说：『「放」当作「教」，盖古文「放」「教」相肖，传写之误也。太甲不顺，故尹教诫之于桐，而后顺于道。』（〖林罗山文集·示恕靖百问〗）伊尹为臣，岂可流放自己的君主呢？为了强调『忠君』思想，不惜更改经文。再如〖舜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孔安国〖传〗解释为『二生，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这是指不同级别的人所用的礼物。林之奇〖尚书全解〗就曾说：『皆其所贽之物，量其贵贱轻重，以寓其等差而已，非有义理于其间。』日本冈白驹则说：『雉性不驯，不可生为贽。士执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尚书解〗）即将此与忠义之行联系在了一起。这体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人及民众的价值取向。重义轻生，美化死亡，忠君死节，变成日本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尚书〗等中国经典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理论依据。

对民本思想的重视

〖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大禹谟〗曰：『不虐无告，不废困穷。』〖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日本学者，以此为理论基础，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如冢田虎在〖尚书补注·大禹谟〗中说：『政之善者，在导之以德，而所谓政者，以抚养民为本。』冈白驹在〖虞书·尧典第一〗中言：『农者，民之本也。交易者，民事之急者也。』（〖尚书解〗）所谓交易，即是指商业活动。注者把商业对民生的意义与『农』一并提出，这一点的确值得注意。中国的传统经济是重农轻商，而江户学者则农商并重，这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尚书〗作出的不同理解。如〖盘庚〗篇有『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之句，蔡沈〖书集传〗释为『直戒其所不可为，勉其所当为也』。而日人龟井昱则说：『不敛货财于己，以散之于国，生生自勉也。』（〖尚书考〗）同样，佐藤一斋亦言：『货宝是生生，各自所用，无专以总之于己也。』（〖尚书栏外书〗）他们希望统治者不要独占财货，而是将其施之于人民。此既表达了江户学者对于商业货物的态度，又体现了其对下层百姓的牵挂与同情。重『民本』，必关注『人情』，故中井履轩〖尚书逢源〗说：『事何分大小，人何论圣凡，是人情而已。』中村之钦训解〖西伯戡黎〗时亦言：『天与人一心，民情如此，天意盖可知矣。』（〖笔记书集传〗）农商并重，注重人情，对〖尚书〗中此种思想的发掘，助长并促成了日本町人阶级的兴起。町人，即都市居民，多为工商业者。他们创造的净琉璃、歌舞伎、浮世绘、浮世草子等大众文艺模式，被后人称之为町人文化。

对政治典谟意义的关注

荻生徂徕曾说：『学〖书〗者之可从政也』（〖尚书学〗）；猪饲彦博亦言：『此篇（〖尧典〗）所载，为万世帝王为治之本』（〖尚书纂传〗）；宫田五溪更是说道：『夫〖尚书〗之传于吾邦也，朝廷立之学官，与我政典并用，而后千岁，无有异论。』（〖古文尚书总辨〗）可见，〖尚书〗在日本被立于学官，起着治国政典的作用。而大槻东阳仿照〖尚书〗文体写出的日本诏令集——〖皇朝尚书和解〗，更可视作是〖尚书〗言政之楷模。当然，政治行为必定会凸显其实用价值。在江户时期，〖尚书〗的这种实践性最先是从日用伦常之处表现出来的。如中村敬甫在〖笔记书集传序〗中说：『大经者，纲常伦理也。』又伊藤东涯在〖古今学变〗中言：『日用彝伦为当务，济世安民为极功。』而帆足万里在注解〖禹贡〗『六府孔修』时亦说：『六府皆民生日用所须，修之令各得其宜也。』（〖书经标注〗）同时在阳明心学（日本当时的阳明学派）的影响下，他们将〖尚书〗完全视作了求心之书。如佐藤一斋在〖朱子不疑古文尚书辨〗中说：『〖咸有一德〗，治心之大训也，废之而天下复有此邪？』又注〖大禹谟〗时言：『独心学醇明，而后灼见情伪，洞察肺腑。』（〖尚书栏外书〗）由此而造就了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一批人物。他们喊着『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以佐藤一斋〖言志四录〗为行动指南，发动了明治维新运动，彻底终结了德川幕府265年的政治统治。

总之，江户时期日本的〖尚书〗的研究，不仅确立了〖尚书〗在日本文化思想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影响到了日本社会风气和日本的发展。

（作者：刘世明，系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