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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的北宋汴梁（开封），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人口超百万，在那个时代，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有这么大规模的城市来，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我们现在展开〖清明上河图〗，或者翻看〖东京梦华录〗，还能够领略到扑面而来的北宋东京的如梦繁华。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过，宋代皇室所居住的宫城，可能又是历代统一王朝中格局最小的，既不如汉唐长安宫城之恢宏，也不及明清北京皇城之宽阔。甚至站在汴梁的酒楼『丰乐楼』上，就可以俯视宫禁，所以后来官府干脆禁止市民在丰乐楼的顶层眺望，以免他们『下视禁中』。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朝宫城为什么格局不大？主要的原因是，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州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赵宋立国后，宋太祖曾按洛阳宫殿的模样，扩建了汴梁皇城的东北隅，『建隆三年(962年)，广皇城东北隅，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皇居始壮丽矣』（〖宋史·地理志〗）。虽然号称『壮丽』，其实周长也不过五里，而明代北京城的皇城周长为十八里。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朝的皇帝不想将皇城扩展得更加阔气、大气一些吗？肯定想。但如果这么做，首先必须面临一个问题：拆迁。这是因为，汴梁城跟宋代之前的城市有点不一样，以前的城市是权力规划出来的，显得工整而呆板；汴梁则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显得杂乱无章，而又生机勃勃。宫城之外，都是密密匝匝的民房、商铺。不论从哪个方向扩展宫城，都势必要拆掉一大批民居、商店。 清佚名摹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馆 拆迁，不就是今日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常便饭吗？这还不好办吗？嘿嘿，在宋代，还真有点不好办。 宋代君主不是没有想过要扩建皇城，让自己住得更舒坦点。据〖宋会要辑稿〗，雍熙二年(985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另据〖宋史·地理志〗，太宗可能还曾叫官员去找拆迁征地范围内的居民征询意见，结果『居民多不欲徙』，大部分居民都不愿意搬走。宋太宗没有今人的胆魄，不敢搞强拆，只好作罢。 清佚名摹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现在有一些杂文、评论作者，将发生在太宗朝的这桩事情安到宋仁宗身上，并作了夸张其词的演绎，以讹传讹，叫人哭笑不得。其实，以宋仁宗的俭朴、宽仁性情，我觉得他不大可能提出扩建宫城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居住的地方已经够大了。这倒不是我的臆想，有史为证。〖宋史·仁宗本纪〗记述：『有司请以玉清旧地（玉清宫失火烧掉了）为御苑，帝（仁宗）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两宋诸帝当中，宋徽宗算是最爱大兴土木的一个了，比如劳民伤财的『艮岳』便是这个人搞出来的，这也埋伏下北宋灭亡的祸根。但，即便是这么一个爱折腾的君主，也不敢大搞拆迁。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为赵宋皇室的王孙公主『建第筑馆』，但京师之中，『居民繁伙，居者栉比，无地可容』，修建王府，必须拆迁。宋徽宗『深虑移徙居民，毁撤私舍，久安之众，遽弃旧业，或至失所。言念赤子，为之恻然』，所以放弃在京城内建设王府的设想，只令于汴梁南郊『展筑京城，置官司军营』，并下了一道诏书：『将来缮修诸王外第与帝姬下嫁，并不得起移居民』。 清佚名摹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靖康年汴梁被金人攻陷，宋室南渡，以临安（杭州）为『行在』。临安皇城也是比较狭小，宫殿规制简朴，甚至陛阶只有一级，『小如常人所居』。宋金和议之后，皇城陆陆续续有扩修，不过宋高宗也是比较注意拆迁的问题。绍兴元年(1131年)十二月十四日，宰相进呈了一个报告，说临安府欲将近城僧舍拆掉，建成行宫。高宗制止了这个计划，说道，『僧家缘化，营葺不易，遽尔毁拆，虑致怨嗟。朕正欲召和气，岂宜如此?』至于行宫，『但给官钱随宜修盖，能蔽风雨足矣』。当然皇上的行宫不可能只是『能蔽风雨』而已，但那几间『近城僧舍』确实躲过了被拆毁之劫。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宋代宫城之所以格局不够开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宋朝的君主，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都对拆迁民居的事情颇为顾忌，不敢放开手脚大拆大建。 那么，为什么贵为天子都不大敢搞拆迁呢？我不相信赵宋皇帝个个都长着菩萨心肠，都会『言念赤子，为之恻然』；但宋朝以儒立国，受儒家仁政理想的影响甚深，我认为当时朝野上下有一种共识：夺民私产、逼民搬迁，是很不体面、很不道德的事情。这种共识经过培育、累积，形成为一种无形却时时可感知的风气，让皇帝在展开拆迁图纸的时候感受到强大的道德压力，不得不有所节制。 即使皇帝心理强悍，执意要扩建宫城，拆迁人居，也未必能过士大夫这一关。宋代已发展出严密、丝丝入扣的君臣分权制衡制度，君主不加节制的大兴土木之举，通常会为执政的士大夫集团抗议、阻挠。 清佚名摹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来看一个例子，宋仁宗继位时，因为年幼，由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几乎烧成灰烬，章献太后向大臣哭诉说：『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几尽，惟一二小殿存尔。』大臣都听出太后的意思，是想重修玉清宫。宰相吕夷简反对，说上天的惩戒如此，万不可重修。给事中范雍说得更为激烈：『这玉清宫还不如烧光了。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另一位宰相王曾也反对重建玉清宫。太后只能息了念头，只是将烧剩的两殿略为修葺。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增建另两殿。 市井民间的繁荣，恰恰正是以国家权力的节制为前提条件的。这个道理，一千年前的赵宋君主已经明白了。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据〖北窗炙輠录〗记载，一日深夜，宋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古人能明白，今人呢？ （本文转载自人人网，详见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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