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学·黄河文明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开栏语

    【依托学科 推动『两创』·国学学科化建设】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要旨，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把传统文化于当代的传承弘扬『工程化』。通过工程化，要把世代中国人一以贯之的思想理念、价值标准、审美风范，由观念形态转化为『文化』，使之有载体、有形式、有机制、有保障，形成有声有色、丰富多彩、持久发展的文化事业、文化形态、文化局面；要让中国人跨越时空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于当代得到实实在在的弘扬、传承与发展；要将新世纪于民间持续升温的『国学热』，由最初的一种社会思潮、继而返本开新的思想运动，再作『升级换代』，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大格局中。

这一伟大工程，其基础性环节是国学教育。国学教育要为国学于当代的传承与弘扬提供主体，更要为国学培育未来。

开展国学教育的核心是国学的学科化。学科化要通过课程建设、教学建设、教材建设、科研建设及人才梯队建设，为国学教育于当代的开展，凝聚办学资源，构建运行平台，提供机制保障。

〖意见〗的基本方针是推动国学于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国学学科化正是『两创』的根本要求。构建有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依托学科化；传统文化的研究阐发、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也要依托学科化来进行。对于建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体系而言，学科化是一种『结构性支撑』。如果缺乏『结构性支撑』，传承与发展体系、文化自信等等，就是盖在沙滩上的大厦。学科化是国学是否实现『两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

如果说，八年前由本刊发起的关于国学学科问题的大讨论，其主题是该不该解决国学学科化，那么今天的主题则是怎么办。从这种主题转化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文化自信的提升，文化自觉的增强，感受到传统文化朝着当代中国回归的步伐，坚实而有力。

我们更应意识到学科化的进程任重而道远。

在笔者看来，至少如下问题是我们必须加以应对的：

国学的整体性与学科性如何兼得？国学于近代发生了重大转型，这一转型的起点正是文史哲分科，分科迈出了国学学科化进程的第一步。八年前的大讨论中，国学界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都把文史哲分科作为国学之『对立面』来看待：国学是通学、整体之学、博雅之学，而文史哲分科导致国学被肢解，整体性被否定。故这场讨论，始终伴随着对文史哲分科之弊端的声讨与批判。于是一个两难选择出现了：要保持国学整体性，就要拒斥学科化；而国学要实现学科化，就不可能不作拆分，不可能以经史子集原有分类，『照搬』式的原样移进学科内。如何破解这个两难选择呢？显然，我们要做的，不能是二中选一；而只能是寻找鱼与熊掌兼得之策，即在学科化的进程中要想方设法，保持国学的整体性特征，使之不会因学科化而逐渐衰弱直至丧失，且要有所彰显，有所强调，有所升华。此其一也。

要建设可以与西方主流思想平等对话的学科。开展中西文明对话，一定要以学科为支撑，否则，这种对话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也只有获得学科化这个支撑，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才能真正讲好中国故事。语言学、宗教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基本学科乃东西方共有。多少年来在这些国际性学科中，几代富有文化自信与远见的中国学人一直在努力，其目标，就是基于中国固有历史、文化、学术资源与传统之上，建立起一批体现和代表文明进程中国路径的中国学派。他们的努力，价值非凡；但努力之难，难于上青天。总体来看，上述学科，西风劲吹，来自国学的声音普遍处于弱势，甚而不绝若线；国学在很多时候仅仅被视作『材料』，其在概念、学理、办法等方面的独特价值被西学的框架所碾压，合法性被剥夺。在这样的问题化背景下，如何依托学科化平台，有效地扶植、培育、壮大国际性学科之中国学派？如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学科之力？这是国学学科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其二也。

课程设置是国学学科化的主要抓手，但怎么个『抓』法也颇费思量。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如科举、书院、宗法、礼、孝、谱牒、家训等。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这些文化形态仍然『活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代表了文明进程的中国路径，承载着中国人的文化方式与价值理念，是基本国情，理应依托学科化，进入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炎黄文化研究、屈原文化研究、黄河文明研究等，其领域及属性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或为基因文化，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由于缺乏学科的系统性支撑，这些文化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条腿走路的窘境，科研与教学相分离，科研成果无法及时地转化为教学生产力，存在着碎片化、孤立化的倾向。稷下学宫、阳明思想、船山思想等，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度，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时代精华，早在20世纪80年代，其学科合法性问题就已解决，但直至今天，它们仍然游离于学科体系之外。更不用说作为中国古典学重中之重的经学，同样在今天的学科中没有地位。

我们要通过学科化，推动传统学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把我们的龙头文化、基因文化纳入学科体系建设；我们建构稷下学、阳明学、船山学等一大批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我们要让经学所蕴含的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在学科中绽放。

因此带来的问题是，科举、书院等若作为通识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如何进行课程设置，如何处理其与现有通识课的关系？而当炎黄学等一大批国学新学科涌进大学校园，势必与现有的文史哲分科体制，于课程设置等诸方面产生『溢出』效应。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此其三也。

此外，学科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两创』所体现的时代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如何科学地界定国学的内涵与外延，如何按照〖意见〗的要求『有序推进』学科化进程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解决的课题。

通过这个专栏，集思广益，找到办法。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

    （文中）

20171023_002

黄河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在努力跻身于世界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前沿的同时，都应该担负起传承与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责任。在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我们的大学更应具有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国家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中，创新黄河文明知识体系，打造『黄河学』学科体系，努力推进『黄河学』学科化进程，在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人才培养、公民文化教育与素质养成方面，全面发力，实现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我们文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一

人类的早期文明发祥地大多与河流相关。5000年前，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孕育的原生文明几乎同时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而由黄河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仍生机勃勃的伟大文明。从远古传说时代到信史时代，中国原生文明呈现出以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为发育、发展的核心区域的基本态势。夏、商、周的历史遗迹，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黄河文明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中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文明。依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以公元前2070年夏朝为起点，传衍近5000年的黄河文明可划分为早期中国、帝制中国与转型中国三个历史阶段。

早期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形成早期中国最重要的区域。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黄河中游建立的商朝成为中国最早的半信史时代。甲骨文的识读与考古发掘，以双重方式印证了近600年历史的商王朝和商王朝之前近500年历史的夏王朝的存在。现存历史文献中，『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周武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夏、商、周三代将炎黄奉为祖先，而『三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成为各方诸侯纷纷追慕的『理想时代』。商周以来的文字、城址、遗存、青铜、信仰、制度等文明要素是早期中华文明逐渐形成、日益成熟的主要标志和重要基础，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黄河文明的原创性、真实性和先进性。公元前5世纪前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思想先哲将中国带入『轴心时代』，确立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理念，铺就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色和心理基础，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源泉。

帝制中国。秦统一与汉帝国的建立，使中国进入到一个疆域统一、制度统一、学术统一、信仰统一的时代。自此，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期引领、主导着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秦汉以至宋代，帝国的都城多沿黄河而建，并孕育出极具时代特色的国家制度、经济体制、宗法制度、社会习俗。制度文明之外，精神与技术文明也独树一帜：汉赋、唐诗、宋词等不朽的文学华章在此传承，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等独特思想体系在此传衍，历法、医学、陶瓷、丝绸、造纸、印刷、建筑等技艺炉火纯青并远播世界。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思维方式与精神追求，中国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信仰世界，都可以从黄河文明的长河中寻找到源与流。

转型中国。鸦片战争之后，处于远东的中华帝国被西方国家强行拉进殖民侵略的梦魇之中。经历过百余年的欺凌屈辱之后，中华民族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基础上，逐渐以全面开放的心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坚持走好中国道路，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转型发展，实现着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基本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黄河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在支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方面，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黄河文明在转型中国时期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动中，再次表现出从容宽厚、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品格，从而成为世界上延续不绝仍具有强大思想活力的原生文明。

二

在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的时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打通历史的文化血脉，构筑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大国强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以黄河文明研究为切入点，回答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构建『黄河学』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培养致力于黄河文明传承创新的学术团队，推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黄河文明研究成果，一直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研究中心的根本任务。中心建立20年来，始终坚持把打造中华文明源流探索、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学术重镇，当作最重要的学术目标。中心在把黄河文明划分为早期中国、帝制中国、转型中国三个研究观察时段的基础上，着力围绕生态文明、政治文明、思想文明、世界文明比较四个研究方向创新黄河文明知识体系，构建『黄河学』学科体系。

黄河生态文明研究。黄河文明起源于农耕文明，在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家畜遗骸及农具、谷物遗存，证实着中原先民的生活方式。有定居的农耕生活，然后有聚集的村落城市。交流需要语言，记事需要文字；祛病需要草药，种植需分四时……华夏的先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创造了物质与精神文明。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中华儿女，也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的物种衍化、生态变迁、时空转换就是一部流动的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探寻黄河生态保护利用、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让黄河永续成为人类文明的载体，无疑应该成为黄河文明研究的重要课题。

黄河政治文明研究。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早期中国『禅让』制演变为『世袭』制、『小康』替代『大同』的过程，记录着部落向国家演进的轨迹。由秦汉开启的帝制中国，建立了天下国家的体制。支撑天下国家体制的精耕农业、商业流通网络及文官制度，成为帝国文明最显著的特征。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后，中国人在落后挨打中形成强烈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意识，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在面对人类共同历史，进行文明对比之后，转益多师，取长补短，建立了适应现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中国制度和中国道路。黄河文明所承载、所创造的政治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极其特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黄河思想文明研究。殷墟卜辞文字，已是成熟的文字系统。它完整体现了汉字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的基本造字原则，其句法文法，也奠定了汉语表现的基础。在其他古老文明的承载体如楔形文字湮没在历史长河里、成为死去的文字之后，汉字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中，一以贯之地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载体。文字之外，商朝的城市、青铜技术与农业成就，成为商代文明的标志及精神文化生成的基础。周朝代商朝而起，在前朝语言、仪礼、文化的基础上，更注重礼制、祖先崇拜，形成周人特有的礼乐文明。春秋战国到秦完成统一的三四个世纪中，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政治变革，也经历了百家争鸣的轴心时代，出现孔、孟、老、庄等一大批思想大师和思想流派，中国文化的核心得以形成。秦汉建立之后，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中华文明进入儒家文明的时代。魏晋时期，佛道大盛，给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唐宋思想家融合儒、佛、道，传承道统，重建儒学。新儒学对中国价值体系重新调整定义，以新的伦理道德观和理性认识论，指导宋代以后中国人的公共领域和个人生活。近现代以来，中国思想文明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得以重建，在经历古今中外思想文明的融合与选择后，重新站在思想文明大国的行列。中国思想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家国一体、富民安邦的思想，对变革中的中国、动荡中的世界，都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思想成果。

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世界原生文明是多源的，其传衍发展也必然是多元的。公元前500年，曾是世界思想文明的轴心时代。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古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儒、墨、道、法诸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至今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古代文明不绝如缕的交往交流，在公元1500年后因为地理大发现而变得汹涌澎湃，不同文明遭遇碰撞，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变，也引发了无休无止的冲突。在世界文明的比较与互鉴中更深刻地了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在兼收并蓄的自信中更坚定『我到哪里去』，应该成为黄河文明研究的重要内容。

黄河文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可靠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上，打通历史的文化血脉，构筑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文化大国强国，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通过黄河文明学术与知识体系的构建，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揭示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描述中华文明在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发展成长的历史过程，可以培养中华民族恢宏的气度胸怀与精神品格。我们同时呼吁：在国家实施的『双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注重中国底蕴、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人文与社会学科的建设，将成为一项造福于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

（作者：关爱和，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