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诩成为三国第一谋士之缘由

贾诩可谓三国第一谋士。这是从两层意义上讲的，一是其所谋之奇之准，其所谋影响之巨，无愧于第一谋士之称；二是因为他是最典型意义、最纯粹意义上的谋士，不像诸葛亮身担丞相之职，重在治国安邦（荀彧亦为此类）（另按，诸葛亮妖孽一样谋士的形象，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夸张，真实的诸葛亮是一个有一定大局观、谨慎的丞相，而不是一个天才的谋士），也不像周瑜承荷将帅之任，长于领兵作战。郭嘉与贾诩可以同列一流谋士，但郭嘉短命，短命一方面有客观命运的因素，也可以说其为自身之谋未臻完善。也因为短命，而没有更多的表现机会，所以在谋之成就上，郭嘉逊色于贾诩。

贾诩无意于成为拥兵自重、称霸一方的军阀，他的身份永远在幕后，他不断地从某个将军深厚的帷幕后闪身而出，表面上是献计，实际上却往往收到替将军作主的效果。如果我们认可曹操是千古一枭雄的话，在三国时代，真正在谋略上让曹操本人都佩服的人，就是贾诩了。

贾诩给人的感觉是，他像一个把谋略本身当作一种美，只追求谋略才华之展示的唯美主义者：只要自己的计谋有用武之地，他并不在乎血流成河、江山变色。在一般人看来，下面这一点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他先后投靠的段煨、刘表和张绣，竟然都是自己内心颇为鄙视的人。他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决不是要真心辅佐他们。贾诩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张绣没有远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于张绣帐下，仅仅是因为张绣能够对他言听计从，能使他的谋略得以展示。

当年陈寿撰〖三国志〗时，曾将贾诩与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并列立传，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满。裴松之云：攸、诩之为人，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今荀、贾之评，共同一称，尤失区别之宜也。现代学者周泽雄先生更认为，是贾诩挑动李傕、郭汜反上长安、又间接导致李、郭二人在长安城外自相残杀，而随着李傕、郭汜的反戈一击，东汉再也没有喘过气来，由此认为贾诩犯下滔天奇罪，为东汉元恶之一。

贾诩真的是时代的罪人吗？我认为对人物的理解要回到他的时代，要看到他的地域文化背景的影响。

东汉末年，礼教已无法维系人心，喊着忠义的人往往是举着忠义的旗号，追求自己的目的。个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时，又要面对风雨飘摇的乱世。在这个乱世，个体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军阀混战、外族劫掠、强盗横行、天灾不断，在这样一个黄天变色的时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让位于生存的需要。而这些矛盾在贾诩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得尖锐突出。僻处西凉的武威，仁义礼教的道德规范本来就淡薄，与游牧民族斗争与杂处的生活体验、严峻的生存环境的考验，使贾诩不会去在意那些已经变得虚伪的道德，他的谋略只是关注生存，以他和他周边的人的生存为最高目的。正因为没有来自礼教和道德的精神束缚，他可以纵横驰骋地展现自己的谋略才华。正是在这种精神自由中，他的谋略达到了『权变』的极至。

贾诩并不是历史的罪人，他是历史的一颗棋子，他以时代所赋予他的性格和才华，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完成了对一个旧王朝体制的摧毁。旧的体制不摧毁，新的个人及个人精神便不可能诞生。

我们是无法简单地用道德的眼光来评价贾诩这个奇人的。他像一个在乱世中游戏人生的人。他不追求权势，但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他对哪个势力都没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沧桑沉浮；他把施展才华看作一种乐趣，笑盈盈地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你可以说他无情，但在那个时代，当太多的有情只是虚伪的面具，贾诩有理由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和唯美主义的游戏者。

需要指出的是，陈寿由于距离三国乱世时代较近，能够感受和理解那个时代非道德化的时代精神，对那个时代的英雄主义和唯美主义（两者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致的）能够以一种赞许的眼光看待。而后来南朝裴松之因感受于他的时代由于与北方异族政权的对抗而重新兴起的道德主义，所以无法认可贾诩的非道德化行为，并对荀彧等人作出自己所认为的道德化解释。裴松之无法理解的是，贾诩本人正是由于摆脱了道德的束缚，才获得了精神自由，并成为三国第一谋士。

在摆脱礼教和道德束缚这一层面上讲，贾诩和曹操是一类人，只是由于相隔遥远和不同的生平际遇，而未能从一开始就走在一起，但当他们相遇之后，我想他们各自的心中，一定是心有戚戚焉的。也正因为此，曹操选中贾诩作为自己世子最重要的谋臣，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托付给贾诩。而贾诩在前半生虽然辅佐过无数的主人，但跟定曹操之后，就再也没有变更过。贾诩对曹操，并非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忠诚』，而恰是一种『终于找到了那个对的人』的感觉。贾诩在曹魏政权中，最后官至太尉，为三公之一，可以说是人臣至极，且得以善终并荫福后人，这也正是贾诩为自己选定的目标，而且他也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易中天说：贾诩能在乱世中审时度势，自己是活得时间最长的，还保全了家人。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贾诩可能是三国时期最聪明的人。

贾诩和曹操这两个灵魂，都是那个时代最早、最敏感地把握到时代的风潮变化（礼教崩坏，个性解放）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天赋气质，完成了自身才华的释放，并成为那个时代耀眼的存在。他们并不追求青史的美名和后人的赞颂，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们为自己而活，也为他们自己心中所感受到的『天命』而活，他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不同于汉朝礼教道德，而是让自身气质生命尽情挥洒的时代，正是在这种气质的引导下，才有了魏晋风骨，才有了中国诗歌、绘画、书法等方面耀眼的光芒。

作者简介

孔门弟子，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归宗于儒学一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惜乎道之不行，乃寄情诗词，游戏文字，以为隐也。

《论贾诩谋士本质与历史评价的再审视》

贾诩在三国谋士群体中的特殊性，确实值得深入探讨。其"第一谋士"的定位，需从三个维度予以剖析：

一、职业谋士的纯粹性
贾诩之纯粹，体现在其始终保持着"术"与"道"的分离。相较于荀彧"建治世之业"的儒家理想，诸葛亮"鞠躬尽瘁"的臣节操守，贾诩将谋略纯粹工具化，这种特质源自凉州地域文化。武威郡长期处于汉羌冲突前沿，形成"重实利而轻名节"的地域性格（《后汉书·西羌传》载"凉州寡于学术"）。贾诩劝李傕反攻长安时所言"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正是这种地域生存焦虑的体现。

二、谋略艺术的极致化
贾诩的谋略呈现出"四两拨千斤"的特质。建安三年（198年）宛城之役，其"夜袭曹营"之策，以张绣残兵大破曹操精锐；官渡之战前"四胜论"精准预判战局，这种战略预见性超越同时代郭嘉的"十胜十败论"。值得注意的是，贾诩始终遵循"谋不代决"的原则，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立嗣之争中，仅以"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暗示，保持谋士的界限感。

三、历史评价的吊诡性
裴松之"蒸烛夜光"之喻，实未触及本质。贾诩促成的长安之乱，客观上加速了东汉崩溃，但需注意两点：其一，初平三年（192年）时中央权威已名存实亡（《三国志》载"是时长安中盗贼不禁"）；其二，其"奉国家以征天下"的建议，显示其对汉室存续仍存考量。现代学者所谓"元恶"之说，实为倒果为因的历史评判。

贾诩现象折射出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在"君择臣，臣亦择君"的建安时代（《中论·亡国》），其价值选择体现的并非道德沦丧，而是对谋士职业伦理的极端恪守。这种将"智"与"德"彻底分离的处世哲学，恰是汉晋之际儒学式微、名教危机的典型症候。其历史地位，当置于汉魏之际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理解，方得公允。

论贾诩之为谋士的纯粹性与时代困境

贾诩之为三国第一谋士，不在其功业之显赫，而在其谋士身份之纯粹。观三国诸贤，诸葛亮以丞相治国，荀彧以尚书令安邦，周瑜以都督统兵，皆非纯粹之谋士。唯贾诩终身居于幕后，以奇谋为业，不涉权柄，此其所以为谋士之典范也。

贾诩之谋，往往以简驭繁，直指要害。其劝张绣降曹，一言而定乾坤；其阻曹操伐吴，片语而存魏祚。此等谋略，非深谙人性、洞察时势者不能为。曹操一代枭雄，而独服贾诩之智，岂偶然哉？盖因贾诩之谋，不涉私欲，纯以利害为断，故能超然物外，见人所不能见。

然世人多诟病贾诩之无节，谓其先后事李傕、郭汜、段煨、张绣、曹操，似无忠贞可言。裴松之以"蒸烛"比之，周泽雄更斥为"东汉元恶"。此皆未明乱世生存之艰也。东汉之季，礼崩乐坏，武威边地，尤难独善。贾诩所为，不过求存而已。当是时也，朝廷昏聩，豪强并起，士人非依附强者不能自保。贾诩择主而事，非为富贵，实为展其谋略之长。其内心未尝不鄙视诸主，然时势使然，不得不尔。

细察贾诩一生，实有不得已之苦衷。其劝李傕、郭汜反攻长安，本为自保；其助张绣抗曹，亦为存身。及见曹操可为，即劝张绣归附，终得善终。此非无节，乃识时务也。贾诩之智，正在知其不可而不为，见其可而速行。其谋略之纯粹，恰在于不受道德束缚，直面乱世现实。

今人论史，常以太平之世的道德绳墨乱世之人，此大谬也。贾诩所处之世，人命如草芥，忠诚如儿戏。当此之际，能全其身而展其才，已属难得。贾诩之可贵，正在于其将谋略升华为一种纯粹的艺术，不为道德所囿，不为情感所扰，唯以实效为归。此等境界，非寻常谋士可及。

故曰：贾诩之为三国第一谋士，非唯其谋之奇之准，更因其展现了乱世中谋士最纯粹的生存样态——在道德与生存的夹缝中，以智谋开辟第三条道路。其是非功过，当置于那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背景中观之，始得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