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矮化的反思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回归传统

一 百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崇洋之路

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也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显得中气不足，低人—大截。在西风东渐的整体氛围之下，古老的中国历史学也不能幸免。睿智的中国学人们，在努力探索中国史学创新的同时，不免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某些自我矮化的反思。其中最著名的学者，莫过于胡适先生和梁启超先生了。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批评中国的传统史学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以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梁启超先生在其著名的〖新史学〗一文中也批评中国传统史学说：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页）

『自我矮化』之典范，建构中国新史学的崇洋二人组： 梁启超（左） 胡适（右）

20世纪前期胡适、梁启超等前辈对于建构中国新史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的史学研究，突破了以往比较单一的政治史及典章制度史的局限，开拓了经济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的诸多研究领域。然而，这种新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新建构，却因此也把中国史学引入了模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甚至于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分化与重组的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不担负着沉重的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感，历史学家们自然也无法例外。在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的变迁之中，过分的国家与社会责任感，使得中国新史学的建构，逐渐分化出史学为政治社会现实服务的不同阵营。解放以后，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们，满怀信心地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来服务于政治与社会。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即『文化大革命』结束止，是中国史学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为轰轰烈烈的年代。然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个时代中国古代史所讨论的许多重大问题，基本上是希望把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欧洲的中世纪历史，坐实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之中。

尽管胡适先生作为另一阵营的代表人物，饱受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非议，但是中国史学界以及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基本上是沿着胡适先生与梁启超先生等所建构的『新史学』的道路前进，这就是极力模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论来诠释中国古代史，极力把中国古代史描述成马克思著作中所叙述的发展模式。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社会进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历史学界对于『文革』以前僵化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检讨与反思。某些偏激的观点甚至认为解放以来以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中国史学研究成果，其大部分没有可取之处。于是，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不同学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重新引进中国，中国的历史学界，再次掀起了建构『新史学』的热潮。这种热潮延续至今，依然热情不减。

然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再度兴起的『新史学』建构热潮，依然没有偏离上一世纪初期胡适、梁启超等前辈们所有意无意倡导的模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老路，只不过是花样更加翻新，理论与方法论也更加多元化，多少有些令人目不暇接、消化不及。以至于延至今日，研究生们在撰写中国古代史的博士论文时，罗列新名词、新概念，标榜自己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来研究问题，成了论文卷首必不可少的题中之义。至于全文中所云如何，那就只能另当别论了。

西化华人模仿西方，认贼作父，颠倒黑白——以假历史否定真历史

我们只要简略地回顾一下百年来中国历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演变历程，就不难看出，中国历史学的百年探索之路，基本上没有偏离模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模式，我们或可称之为『西学为体，中学为辅』这样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多少已经迷失了中国史学的固有传统，得耶，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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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归传统的历史学意义

尽管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基本上是沿着模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老路前进，但是不能因此就予以断然否定。事实上，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思路，开拓了许多以往中国传统史学所未曾涉及的领域，从而取得了许多值得后人敬佩的研究成果。当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也许它的出现，有着歪打正着的因素在内，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由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从而大大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中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命题的谈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热门话题。

从今日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命题的讨论，固然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和文化追求，但是许多学者们孜孜不倦地搜集史料、思考问题，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不容忽视乃至无端贬抑。

然而在空谈、奢谈乃至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大环境下，20世纪50至70年代所取得的这些优秀成果，反而更多的是秉承了中国传统史学重视文献史料的发掘、重视实征分析等优秀成分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面大旗，是一个大壳子。在这支大旗或大壳子之下，脚踏实地的史学研究依然使用的是老祖宗的办法。

如果进一步思考百年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历程，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这些所谓的西方学术新理论、新方法论当中，其实已经包含着许多中国传统史学的宝责成分在里面。换言之，许多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论，其实在中国传统的史学中，也并不缺乏类似的合理因素。

我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最可珍责的优秀传统就是对于文献资料的记录、保存与分析，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考据学的丰硕成果，标志着中国传统文献史料学及其分析理念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因此，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胡适、梁启超等前辈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合理的。所谓『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等等的批评，倒更像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从司马迁走访大河上下、名山大川，到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对于史料的认真鉴别，以及清代学人修撰〖明史〗时的严谨态度，无不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史料的高度重视。从『六经皆史』到文史不分家的治学原则，也正说明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跨学科意识。

为了厘清中国古代史创新与回归传统的关系，下面我还是以自己比较熟悉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历程作为进一步论述的例证。

中国经济史学的建构虽然基本始于20世纪，然而作为中国的经济史学，其建构与研究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传承与发展，因此，就中国经济史学的现状而言，基本上是由两个传统所形成并发挥作用的。

一是由我们自己的优秀史学传统所衍生出来的。这种传统在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乾嘉学派的精髓，是以朴实的态度追求历史文献的本来面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采用训诂、校勘、辨伪、类推、辑佚等方法，从历史文献中探寻历史的真相。用现代科学的流行话语，就是归纳法、演绎法等并用，探索经济史的本来面目。

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中期，这个从中国史学优秀传统中所演绎出来的经济史学学术传统，一度受到轻视与冷落，后来反而成为日本的中国经济史学的特色。

乾嘉学派（也称考据学派）开创了『古典考据学独盛』的盛况，分为吴派和皖派。

吴派获得皇帝的支持，皖派得到学术界的推崇。

我国大陆的中国经济史学在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了新的学术传统。不少有眼力的经济史学家，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为一种人类的宝贵智慧，从中吸取了思想和得到启发，作为他们剖析中国经济史学的新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来源之一，从而为之后的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过度政治化和功利化的理论解读，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吞活剥，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经济史学的学术性和严肃性。

中国经济史学发展至今所形成的这两个传统，都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史学的宝贵财富，尽管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其他西方经济史学理论、方法论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政治化和功利化的倾向，导致了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曲折与低层次，然而对于这两个学术传统，我们还是需要予以认真地评估与继承。

近代以来，中国学界普遍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缺乏自信，因而在引入西方理论与方法的时候，往往轻率地否定我国固有史学的经济史学传统。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浅薄的学术行为和思维逻辑。作为中国的中国古代史，作为中国的中国经济史学，是不可能凭空捏造出来的，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无疑是建构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的根本之道。

中国两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告示我们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农立国。以农立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农民。因此，中国经济史学的建构及其研究，凡是脱离了对于农民的研究，就是完全失去了中国经济史学的根本。换言之，中国经济史学必须以『农民经济』为核心，在『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展开多层次、多视野、多角度的研究。

中国历史上固然存在皇室、责族、官僚以至所谓的『地主』等不同阶层或者阶级，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不同形式的『农民』他们的身份地位是不断更换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史学应当牢牢地扎根在『农民经济』的基础上，从农民经济的衣食住行、生活生产形态、社会经济关系、市场行为，一直到由『农民经济』所产生出来的思想意识、文化精神等等各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细致考察，从而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规律的学术思考。

我们要对中国经济史学做这样的深入探索，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注重史料搜集，以及关于史料校勘、考辨、类推、归纳、演绎等等的方法，依然是我们赖于立足的基础。进行各个经济问题的细部深入考察分析，是推进中国经济史学无可替代的首选法门。

事实上，这种注重史料搜集与分析的研究方法，在西方的学人中也是深受重视的。近年来，为中国学界所津津乐道并且广为引用的英国经济史学者安•麦迪逊对于清代中后期中国经济规模的论述，所谓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的GDP达2286亿美元（国际元），居于世界首位，人均GDP不到600美元；欧洲诸国（除俄罗斯）居第二位，共1848亿美元，人均GDP大约1090美元；印度居世界第三位，共1114亿美元，人均GDP为533美元。当时欧洲许多国家正处于产业革命的热潮之中，因此GDP迅猛上升，但GDP总额尚不及中国之多，而人均GDP已超过中国，因为欧洲各国当时人口只有一亿七千万，而中国已有三亿二千万。这年中国GDP占全世界GDP的32.4%，欧洲占26.6%，印度占16.0%，其他国家和地区仅占25.0%(安•麦迪逊著，伍晓鹰、马德彬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另一位西方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论著中也有类似的统计数字。他说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中国的工业产值为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就是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也还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甚至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工业产值也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则仍远远低于中国，仅为中国的40%(转引自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以上这种貌似精准的统计数字，在历史学的学术意义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数字准确，持之有据；另一种可能是瞎子摸象，模糊猜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离不开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必须注重史料搜集，以及对于史料校勘、考辨、类推、归纳、演绎等等的方法，进行『言必有据』的考据工作。

上述的数字如果是准确的话，说明这种考据是严谨的；如果是模糊猜测的话，说明其考据是随意的。而严谨的考据态度，是中国史学传统的基本法则之一。

当然，无论英国学者安•麦迪逊的考据数字是否准确，也不应失去其作为中国学者研究清代历史的有益参照系。我们应该排除那种自我封闭、我行我素，全然不理会国际经济史学学术发展的不良倾向。我们应该积极了解国际经济史学理路与方法论的发展动向，吸取其中的合理部分，充实我们自己的经济史学的研究内涵。

或许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中国史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该回归到以中国史学传统为主体，以国际上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论乃至自然科学等等的研究方法为辅体，相互促进，相互参照，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

『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国际史坛新东西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但最终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总是少数。』（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173页）而反观中国史学传统中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无证不信』『言必有证，论从史出』的治学原则，倒更有永恒的学术文化意义。

因此，无论对哪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都要一分为二，既不一概盲从，也不一概排斥，辨别精华糟粕，才能博采众长，取精用宏。

当然，我们在努力继承与回归传统的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特别是中国传统史学所擅长的细部考察，往往限制了对于历史全貌的审视。

中国的考据学，更多的是侧重于语言文字及典章制度的训诂考释，其所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吴承明先生说过，所有的理论归根到底都是方法论（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应当充分运用国际上的各种新旧经济史学理论，取其精华，来作为我们思考和探索中国经济史学的方法论因素，开阔我们思考的视野和空间。而不是生搬硬套地把西方的理论作为模式来削足适履。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经济史学健康顺利地向前发展，从而形成真正属于中国的经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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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创新与回归传统应该同时摈弃浮躁学风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以及中国经济史学的建构及其研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成果。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史学、中国经济史学的建构、探索，以至学者们的研究意趣，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影响。

无论是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还是其后流行的区域系统理论、年鉴学派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等等，无不渗透着研究者对于西方经济史学理论、方法论的偏好与效仿。在继承中国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国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之精华，深入探索中国经济史的发展轨迹及其特征，才是中国经济史学今后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正确方向。

百年来中国历史学界以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论的偏好与效仿，撇开政治上以及个人的因素，其中还蕴含着一种十分美好的学术愿望。这就是希望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笼罩下的中国学术，能够尽快地为西方学者所认可，所赞赏，用流行的话语就是说『与国际接轨』在这种美好愿望的驱使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当然也包括中国历史研究，就不能不带有某种焦虑与浮躁的脾气。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前发展路程中所引发的过度功利主义色彩的不良习气，也会对学界一部分人产生影响。更有甚者，国内有一少部分学者不深知国际史学界新理论、新方法的真正内涵，单凭几个翻译过来或自己生造的新名词，就拼凑此说彼说，标新立异。这种极端浮躁的风气，对于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并无益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历史学，也包括中国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在国际社会上的声音十分微弱。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不断进步，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家们急迫希望自己的学科能够在国际上有比较强烈的声音展示，这是十分正常的。

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横行了很长的时期，作为后进的国家，任何的文化表述，都在习惯性上被视为低劣的产品，更不用说西方相当一部分人还对发展中的中国带有莫名其妙的政治与文化偏见。

在这样的处境下，中国的历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需要的是我们自身的坚持与自信，而不是过分地对于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亦步亦趋。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作出坚实的贡献，那么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文化学术影响力必然随之提升，任何的急于求成和邯鄆学步，都不是我们推进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根本之道。

希望我们年轻代的中国古代史学者们、中国经济史学者们，能够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国经济史学的理论探索、宏观研究、命题建构，以及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的基本问题的深入探索上，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发挥聪明才智，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原文来源：〖史学月刊〗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