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应香港中华书局钟洁雄小姐的约稿而作的。原来意图，是把龙凤两个问题的由来与演变合在一起，写一本〖谈龙说凤〗。但后来发现，问题十分复杂而材料丰富，因此征得出版者同意，将原计划一分为二，先出一本〖谈龙〗，再出一本〖说凤〗。
我对龙凤神话的基本观点，是不同意近几十年来那种流行甚广、似是而非的说法，即认为它们是出自先民无中生有之虚构，又经过市人添枝加叶的附会，而塑造出的两种神话动物。
在传统的观念中，太初远古的文化似乎是野蛮、愚昧而简单的。但根据现代人类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原始文化在复杂和发达的程度上，实在并不亚于现代，尽管他们在某些科学、生产力和技术上远不能达到人类后来的发展水平，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观念上，在抽象思维的能力上，在对宇宙整体的把握上，在工艺技术和许多个人技巧上，不能和未曾达到极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现代人类中某些特异功能者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可能终于将不得不对远古和古代记载，传说中的许多巫师、仙人、神仙、高僧、通灵者和占星家的神异事迹，刮目相看，而不能再一概简单、武断地指之为荒诞的迷信和谎言。另一方面，飞碟、百慕大神秘区域与泛宇宙文明的可能存在，也正在使人类学者有必要重新审慎地估价古代那些关于宇宙自混沌中诞生，星中有神，地球之外别有文明，以至远古时代有人能升天腾云的奇异传说，而不能再一概将其看作没有根据的天方幻想。
实际上，这也许就是20世纪在精神上，与近代启蒙及19世纪的自然唯物主义精神最大区别之一。20世纪持别是本世纪后期的哲学与科学，在新的观察、实验和理论水平上，试图重新理解与估计人类精神——宗教、哲学、科学与世俗精神中的神秘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精神倾向的又一次深刻转变。
在下一世纪中，我们可能将不得不改变、转换我们原有的科学和宇宙观察范式，从而采用能容纳异地球文明、一个超越常规物理学的新宇宙框架。我们可能也不得不在新的文明层面上，重新认识和估价远古时代的神秘主义和许多神话，重新估价宇宙的发生原因和存在根据，以至重新估价人类及其文明、特别是曾经使现代人如此自负的近、现代文明，在宇宙中的真实地位和意义。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现在有必要对远古神话以至古代某些宗教体系的价值和意义，给予全面的重新认识。
在这两本书中，我试图从与前人不同的若干审视角度，重新分析和解释古代的文献和考古文物资料。在这里，我所尤其重视研究的是古代语言中的语音及语义的演变。我认为，通过这一研究，往往可以导致我们对于古代文献的重新理解和阐释。
我深信，这种通过语言分析（尤其注意分析保存在古代文献中的活语言即口语材料），来建构新的理解和解释的方法，不仅可以应用在神话学上，而且可以开拓当代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全新认识。
应当指出，本书中的一些结论不仅对于读者可能是新鲜的，甚至对于作者也是新的。例如，判定上古所谓龙的真相实际是指鳄鱼、蜥蜴一类爬行动物（但亦包括某些两栖动物如蝾螈）；判定凤凰的真相是原本指鸟类之王——大鸵鸟（后来演化为包括野鸡、孔雀）等，都是千古之谜，而发前人所未发。尽管早在我之前很久，已有学者（杨钟健，1957年）从比较生物学的角度，猜测过龙与鳄鱼的关系。也有学者（顾颉刚，1926年）暗示过大禹、龙等可能来自蜥蜴。但由于对上述假定均未提出更进一步的坚实证据，所以当时它们几乎相当轻易地即被反对者否定了。尽管我的观点也曾经遇到强大的反对（目前也还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我关于龙的原型来自远古的湾鳄、鼍鳄及蜥蜴类动物这一假定，由于能够得到文献与古文物等多方面证据的支持，实际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如果进一步考虑到龙的古音读若王、鳄，另一系古音又读作『虫』(见陈第〖毛诗古音考〗）。伏羲别名『羲俄』语通于蜥鳄。而『蛇』字的异音读做鼍、亦读作蜴，实际从语言上与鳄鱼、蜥蜴被归于一类。龙、老虎均有古名『大虫』。而老虎在上古语言及艺术中常与鳄鱼列为同类。（古代常以『龙虎』联称）那么在现代语言中犹可看到的这种古语言化石，就可以使我们对上述结论的坚实性具有更强的信念。
近年来的中国学术界，有一股崇尚玄谈的风气。而在本书中，我所力图遵循的却是传统朴学的实证主义，我欣赏胡适所提出的『大胆假定，小心求证』这八个字。由这本书中，有心的读者也许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认识：尽管近年有那样多的朋友喜欢心口侈谈中国文化的长长短短，但实际上在微观方面，每个研究者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对于中国文化在其漫长历史中所曾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复杂形态，究竟有多少真正切近的了解和认识？我主张，与其空谈文化的形而上学，不如切实深入地做一些具体的微观研究。这也正是我近年来追求的方向。这两本书，即是实现这一追求的一点微小收获。而于书中的立论是否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自不妨留给将来学术的发展去做验证。
这里不妨一提的是，我对于龙凤真相的动物学和文献语言学研究，正如我在〖诸神的起源〗中对中国古代太阳神和生殖神的研究一样，还暗含着一个前此我一直未予道破的潜在涵义。
我的研究证明，龙的真相是鳄鱼，又是中国西部民族的日月雷电之神，同时还是水神、社神及生殖神。而凤的真相是鸵鸟神，又是中国东北和东部民族的日神，高媒神（玄鸟）和司风之神。考古学者知道，鳄鱼、鸵鸟这两种动物至今在西亚和北非仍然存在，而在上古则也都是受到崇拜的神异动物。杨希枚教授最近转给我如下的一则重要材料：
鳄鱼神，埃及古城 CrocodilopoliS的守护神（何案：即相当于中国人的社神、城隍神），也是水神和生殖神。名字为Sebek，语意为『促使怀孕或繁盛者』，是女神Neth之子。也是日神，称Sbebek-Rao。(据 V.lons 〖埃及神话〗）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古埃及神话中的『龙』——鳄鱼神，与中国神话中的『龙』——鳄鱼神似乎完全一样。记得1984年，杨希枚先生曾对我说过：远古华夏文明的许多成分，与远古西亚文明具有绝非偶然的相似关系；很可能是早有交通，相互影响和传播的结果（杨希枚著〖殷墟头骨研究〗，曾从比较体质人类学的角度，证明河南殷墟出土殉葬人头骨中有多具白种和黑种人遗骨。因杨先生是当年亲与发掘的人类学家，又在美国亲手从事此项人骨鉴定，所以此项惊人研究成果发表后震动学界。在海外早已被考古界公认。但由于国内持中国文明万古一系自生自长、自本自根论者的抵制，至今鲜为人知道）。我虽早知道，三十年代郭沫若、卫聚贤、苏雪林等亦有此说，但因为所见证据，当时尚不足，故并不甚信。但近年来，根据我对古语言、古文物和古文明起源的更深入研究，我愈来愈倾向于相信，太初的人类文明必定曾具有一元性的起源。而这个起源地，就在今日亚、非、欧三大洲交汇之处的西亚和近东地域（请注意，我说的只是文明的起源，而不是单纯人种的起源问题）。我们知道，正是在那一地域，出现了人类最早的种植农业（麦子）和游牧人，出现了最早的城市和帝国，建筑了最早的但其设计和工艺，却至今对现代科学仍然是谜的那些伟大神庙、殿堂和陵墓，出现了最早的关于宇宙神、太阳神、动物神（龙神、蛇神和鸟神）、植物神（农神）和人神（生命神、祖先神）的系统宗教，出现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出现了最早的陶文明和铜金属冶炼……等等。总之，在距今一万至五千年的上古西亚和近东文明中，几乎蕴涵着后来我们在西方的希腊、南亚的印度和东亚的中国早期文明中，所能看到的许多基本因子。可注意的是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所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曾写有一个态度很客观的注。他指出：
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和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十八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Joseph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埃（M.G.Pauthier）和卢奈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化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里格（J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
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德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以及南俄的特立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主中国文明是独自发展说的，其论据是文明的发生都是在世界上的大河流域。也有人从人骨化石的研究上，提出在旧石器时代已经形成了的蒙古人种，是同汉民族的祖先有联系的。另外，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是发生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土著文化。这种文化取代了西方起源的仰韶文化。夏和殷的文化是承袭了这种文化而演变出来的。其后，西方系统的周文化占了统治地位。东西两个系统的文化，如此交替地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因而总有主夷夏东西之说的。
总而言之，中国农耕文化在黄河流域是粟和稗，而在长江流域是水稻耕作。这和西亚的麦作农耕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其次，尽管最早的青铜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但它是经土著民族独自发展起来的。
但我想在此为夏先生所说提供一些补充。自海外归来的著名人类学家杨希枚在〖殷墟头骨研究〗中指出，根据他的实测，其中有多个头骨非属于黄色蒙古人种。其说在国内虽受到抵制，但杨先生曾亲身参加殷墟挖掘和实测，这批资料又是他亲手带回国的。当然应比其反对者可信。近年田广金等对鄂尔多斯出土商、周、秦、汉时代青铜器的研究更证明，无论在中原和匈奴的铜器中，多种可以表征文化的风格，均明显地与散布于中亚、黑海、西伯利亚的斯基泰文化相互影响。『麦』在汉语中古音读『来』，是『来』的同源词。〖诗经〗中有『俾我来、牟』一语。历代注家解『来』、『牟』均为小、大麦，表明它们是自远方传播于华夏的作物。中国秦、汉贵族坟墓的封土形制采用与法老墓相同的棱锥金字塔形，等等。中国古代的宇宙结构观念和起源观念，与古巴比伦的神话相似。（郭沫若早年亦曾指出『帝』字字形、音、义与巴比伦象形文相似）此类事例，在当代考古中发现尚多。仅仅是由于晚近几十年来，在中国现代学术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的那种排外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才使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对考古学和历史学中，早已发现的大量明白无误的材料，故意采取视而不见、或怯懦地沉默的态度而已。
对于中国人来说，龙凤崇拜的实质是图腾神。我推测龙图腾可能起源于中国西部和北部，而凤鸟崇拜则起源于中国东部和南部。龙是月神的象征，而凤鸟却是日神的象征。它们都可能与远古富于游迁性的游猎和游牧文化有关（〖史记〗记黄帝时代人『迁徙往来无常处』表明了上古人这种游迁性）。但到目前为止，许多历史学者对中国古代游牧人对文化的巨大传播意义，尚非常缺乏认识。限于本书的性质，对上述问题不可能深论。在此一提，也不过希望引起有心者的注意而已。
本书的观念，都已经是对原始材料做了很大的简化和概括后才得到的。由于古代神话传说本身的歧异和复杂，使得只要更换观察角度，就不难得到不同、以至相反的结论。而在目前这样一本小书中，我们显然无法全部理清这种矛盾和歧异。因此，我将把问题的叙述局限在龙凤真相的解释方面。对于复杂的图腾问题、华夏民族和文明起源问题，我在本书中尽量避免过深地涉及。对此有进一步研究与兴趣的读者，我建议阅读我已出版的〖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和〖龙：神话与真相〗，以及将出版是〖图腾制度与远古中国社会〗这三本书。在本书中，我从上述的几本书中取用了许多材料，而观点或有所发展。这也是应当在此说明的。
本书的观点与前人、今人的见解多有不同。是耶非耶，诚望海内外方家惠予指正。
是为序。
何 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记于北京
（原载〖晋阳学刊〗，1989年第3期。〖谈龙〗，何新著，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10月初版。『百家文库•史论集』丛书之一。校录：黄世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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