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應香港中華書局鍾潔雄小姐的約稿而作的。原來意圖，是把龍鳳兩個問題的由來與演變合在一起，寫一本【談龍說鳳】。但後來發現，問題十分複雜而材料豐富，因此徵得出版者同意，將原計劃一分為二，先出一本【談龍】，再出一本【說鳳】。
我對龍鳳神話的基本觀點，是不同意近幾十年來那種流行甚廣、似是而非的說法，即認為它們是出自先民無中生有之虛構，又經過市人添枝加葉的附會，而塑造出的兩種神話動物。
在傳統的觀念中，太初遠古的文化似乎是野蠻、愚昧而簡單的。但根據現代人類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原始文化在複雜和發達的程度上，實在並不亞於現代，儘管他們在某些科學、生產力和技術上遠不能達到人類後來的發展水平，但並不意味着他們在觀念上，在抽象思維的能力上，在對宇宙整體的把握上，在工藝技術和許多個人技巧上，不能和未曾達到極高的水平。
另一方面，現代人類中某些特異功能者的存在，意味着我們可能終於將不得不對遠古和古代記載，傳說中的許多巫師、仙人、神仙、高僧、通靈者和占星家的神異事跡，刮目相看，而不能再一概簡單、武斷地指之為荒誕的迷信和謊言。另一方面，飛碟、百慕達神秘區域與泛宇宙文明的可能存在，也正在使人類學者有必要重新審慎地估價古代那些關於宇宙自混沌中誕生，星中有神，地球之外別有文明，以至遠古時代有人能升天騰雲的奇異傳說，而不能再一概將其看作沒有根據的天方幻想。
實際上，這也許就是20世紀在精神上，與近代啟蒙及19世紀的自然唯物主義精神最大區別之一。20世紀持別是本世紀後期的哲學與科學，在新的觀察、實驗和理論水平上，試圖重新理解與估計人類精神——宗教、哲學、科學與世俗精神中的神秘主義。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精神傾向的又一次深刻轉變。
在下一世紀中，我們可能將不得不改變、轉換我們原有的科學和宇宙觀察範式，從而採用能容納異地球文明、一個超越常規物理學的新宇宙框架。我們可能也不得不在新的文明層面上，重新認識和估價遠古時代的神秘主義和許多神話，重新估價宇宙的發生原因和存在根據，以至重新估價人類及其文明、特別是曾經使現代人如此自負的近、現代文明，在宇宙中的真實地位和意義。也正是在這裏，我們現在有必要對遠古神話以至古代某些宗教體系的價值和意義，給予全面的重新認識。
在這兩本書中，我試圖從與前人不同的若干審視角度，重新分析和解釋古代的文獻和考古文物資料。在這裏，我所尤其重視研究的是古代語言中的語音及語義的演變。我認為，通過這一研究，往往可以導致我們對於古代文獻的重新理解和闡釋。
我深信，這種通過語言分析（尤其注意分析保存在古代文獻中的活語言即口語材料），來建構新的理解和解釋的方法，不僅可以應用在神話學上，而且可以開拓當代人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全新認識。
應當指出，本書中的一些結論不僅對於讀者可能是新鮮的，甚至對於作者也是新的。例如，判定上古所謂龍的真相實際是指鱷魚、蜥蜴一類爬行動物（但亦包括某些兩棲動物如蠑螈）；判定鳳凰的真相是原本指鳥類之王——大鴕鳥（後來演化為包括野雞、孔雀）等，都是千古之謎，而發前人所未發。儘管早在我之前很久，已有學者（楊鍾健，1957年）從比較生物學的角度，猜測過龍與鱷魚的關係。也有學者（顧頡剛，1926年）暗示過大禹、龍等可能來自蜥蜴。但由於對上述假定均未提出更進一步的堅實證據，所以當時它們幾乎相當輕易地即被反對者否定了。儘管我的觀點也曾經遇到強大的反對（目前也還有一些不同意見），但我關於龍的原型來自遠古的灣鱷、鼉鱷及蜥蜴類動物這一假定，由於能夠得到文獻與古文物等多方面證據的支持，實際被相當多的人所接受。如果進一步考慮到龍的古音讀若王、鱷，另一系古音又讀作『蟲』(見陳第【毛詩古音考】）。伏羲別名『羲俄』語通於蜥鱷。而『蛇』字的異音讀做鼉、亦讀作蜴，實際從語言上與鱷魚、蜥蜴被歸於一類。龍、老虎均有古名『大蟲』。而老虎在上古語言及藝術中常與鱷魚列為同類。（古代常以『龍虎』聯稱）那麼在現代語言中猶可看到的這種古語言化石，就可以使我們對上述結論的堅實性具有更強的信念。
近年來的中國學術界，有一股崇尚玄談的風氣。而在本書中，我所力圖遵循的卻是傳統樸學的實證主義，我欣賞胡適所提出的『大膽假定，小心求證』這八個字。由這本書中，有心的讀者也許可以獲得這樣一個認識：儘管近年有那樣多的朋友喜歡心口侈談中國文化的長長短短，但實際上在微觀方面，每個研究者不妨捫心自問一下，對於中國文化在其漫長歷史中所曾呈現的豐富多彩的複雜形態，究竟有多少真正切近的了解和認識？我主張，與其空談文化的形而上學，不如切實深入地做一些具體的微觀研究。這也正是我近年來追求的方向。這兩本書，即是實現這一追求的一點微小收穫。而於書中的立論是否都經受得住歷史的檢驗，自不妨留給將來學術的發展去做驗證。
這裏不妨一提的是，我對於龍鳳真相的動物學和文獻語言學研究，正如我在【諸神的起源】中對中國古代太陽神和生殖神的研究一樣，還暗含着一個前此我一直未予道破的潛在涵義。
我的研究證明，龍的真相是鱷魚，又是中國西部民族的日月雷電之神，同時還是水神、社神及生殖神。而鳳的真相是鴕鳥神，又是中國東北和東部民族的日神，高媒神（玄鳥）和司風之神。考古學者知道，鱷魚、鴕鳥這兩種動物至今在西亞和北非仍然存在，而在上古則也都是受到崇拜的神異動物。楊希枚教授最近轉給我如下的一則重要材料：
鱷魚神，埃及古城 CrocodilopoliS的守護神（何案：即相當於中國人的社神、城隍神），也是水神和生殖神。名字為Sebek，語意為『促使懷孕或繁盛者』，是女神Neth之子。也是日神，稱Sbebek-Rao。(據 V.lons 【埃及神話】）
在這裏，我們可以注意到古埃及神話中的『龍』——鱷魚神，與中國神話中的『龍』——鱷魚神似乎完全一樣。記得1984年，楊希枚先生曾對我說過：遠古華夏文明的許多成分，與遠古西亞文明具有絕非偶然的相似關係；很可能是早有交通，相互影響和傳播的結果（楊希枚著【殷墟頭骨研究】，曾從比較體質人類學的角度，證明河南殷墟出土殉葬人頭骨中有多具白種和黑種人遺骨。因楊先生是當年親與發掘的人類學家，又在美國親手從事此項人骨鑑定，所以此項驚人研究成果發表後震動學界。在海外早已被考古界公認。但由於國內持中國文明萬古一系自生自長、自本自根論者的抵制，至今鮮為人知道）。我雖早知道，三十年代郭沫若、衛聚賢、蘇雪林等亦有此說，但因為所見證據，當時尚不足，故並不甚信。但近年來，根據我對古語言、古文物和古文明起源的更深入研究，我愈來愈傾向於相信，太初的人類文明必定曾具有一元性的起源。而這個起源地，就在今日亞、非、歐三大洲交匯之處的西亞和近東地域（請注意，我說的只是文明的起源，而不是單純人種的起源問題）。我們知道，正是在那一地域，出現了人類最早的種植農業（麥子）和游牧人，出現了最早的城市和帝國，建築了最早的但其設計和工藝，卻至今對現代科學仍然是謎的那些偉大神廟、殿堂和陵墓，出現了最早的關於宇宙神、太陽神、動物神（龍神、蛇神和鳥神）、植物神（農神）和人神（生命神、祖先神）的系統宗教，出現了最早的象形文字，出現了最早的陶文明和銅金屬冶煉……等等。總之，在距今一萬至五千年的上古西亞和近東文明中，幾乎蘊涵着後來我們在西方的希臘、南亞的印度和東亞的中國早期文明中，所能看到的許多基本因子。可注意的是已故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所著【中國文明的起源】中曾寫有一個態度很客觀的注。他指出：
中國文明的發源地在西方，是從西方傳播過來和這種說法，很久以來就有了。十八世紀後半，法國人約瑟夫·德·歧尼（Josephde Guignes，或譯德經）認為中國人乃是從埃及殖民過來的。另外兩位法國的漢學家波提埃（M.G.Pauthier）和盧奈爾曼將漢字和楔形文字進行比較，提出了中國文明和巴比倫文明有有親緣關係的說法。英國的東方學者拉克伯裏（Terrien de Lacouperie）將中國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地方的迦勒底文化相比較，也認為兩者之間有某種關係。英國的裏格（Jmes Legge），提出了諾亞的子孫東行來到了中國之說。德國的李希霍芬也主張中國人是西方移入之說。
上述種種說法，無非都是出於假設。但安德生發現了彩陶並指出這和蘇聯中亞的安諾以及南俄的特立波列等處的彩陶相類似；於是為西方起源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主中國文明是獨自發展說的，其論據是文明的發生都是在世界上的大河流域。也有人從人骨化石的研究上，提出在舊石器時代已經形成了的蒙古人種，是同漢民族的祖先有聯繫的。另外，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文化，是發生於中國東部地區的土著文化。這種文化取代了西方起源的仰韶文化。夏和殷的文化是承襲了這種文化而演變出來的。其後，西方系統的周文化佔了統治地位。東西兩個系統的文化，如此交替地發展形成了中國古代的文化，因而總有主夷夏東西之說的。
總而言之，中國農耕文化在黃河流域是粟和稗，而在長江流域是水稻耕作。這和西亞的麥作農耕是有本質上的差別的。其次，儘管最早的青銅文化是由西方輸入的，但它是經土著民族獨自發展起來的。
但我想在此為夏先生所說提供一些補充。自海外歸來的著名人類學家楊希枚在【殷墟頭骨研究】中指出，根據他的實測，其中有多個頭骨非屬於黃色蒙古人種。其說在國內雖受到抵制，但楊先生曾親身參加殷墟挖掘和實測，這批資料又是他親手帶回國的。當然應比其反對者可信。近年田廣金等對鄂爾多斯出土商、周、秦、漢時代青銅器的研究更證明，無論在中原和匈奴的銅器中，多種可以表徵文化的風格，均明顯地與散佈於中亞、黑海、西伯利亞的斯基泰文化相互影響。『麥』在漢語中古音讀『來』，是『來』的同源詞。【詩經】中有『俾我來、牟』一語。歷代注家解『來』、『牟』均為小、大麥，表明它們是自遠方傳播於華夏的作物。中國秦、漢貴族墳墓的封土形制採用與法老墓相同的稜錐金字塔形，等等。中國古代的宇宙結構觀念和起源觀念，與古巴比倫的神話相似。（郭沫若早年亦曾指出『帝』字字形、音、義與巴比倫象形文相似）此類事例，在當代考古中發現尚多。僅僅是由於晚近幾十年來，在中國現代學術中佔據了統治地位的那種排外主義和大民族主義，才使許多學者有意無意地對考古學和歷史學中，早已發現的大量明白無誤的材料，故意採取視而不見、或怯懦地沉默的態度而已。
對於中國人來說，龍鳳崇拜的實質是圖騰神。我推測龍圖騰可能起源於中國西部和北部，而鳳鳥崇拜則起源於中國東部和南部。龍是月神的象徵，而鳳鳥卻是日神的象徵。它們都可能與遠古富於游遷性的遊獵和游牧文化有關（【史記】記黃帝時代人『遷徙往來無常處』表明了上古人這種游遷性）。但到目前為止，許多歷史學者對中國古代游牧人對文化的巨大傳播意義，尚非常缺乏認識。限於本書的性質，對上述問題不可能深論。在此一提，也不過希望引起有心者的注意而已。
本書的觀念，都已經是對原始材料做了很大的簡化和概括後才得到的。由於古代神話傳說本身的歧異和複雜，使得只要更換觀察角度，就不難得到不同、以至相反的結論。而在目前這樣一本小書中，我們顯然無法全部理清這種矛盾和歧異。因此，我將把問題的敘述局限在龍鳳真相的解釋方面。對於複雜的圖騰問題、華夏民族和文明起源問題，我在本書中儘量避免過深地涉及。對此有進一步研究與興趣的讀者，我建議閱讀我已出版的【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和【龍：神話與真相】，以及將出版是【圖騰制度與遠古中國社會】這三本書。在本書中，我從上述的幾本書中取用了許多材料，而觀點或有所發展。這也是應當在此說明的。
本書的觀點與前人、今人的見解多有不同。是耶非耶，誠望海內外方家惠予指正。
是為序。
何 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記於北京
（原載【晉陽學刊】，1989年第3期。【談龍】，何新著，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10月初版。『百家文庫•史論集』叢書之一。校錄：黃世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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