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為什麼反對明朝政府把蒙元列入正統地位？

方孝孺為什麼反對明朝政府把蒙元列入正統地位？

輔仁君按：

關於一個朝代是否為正統，依據現代政治史觀之需要，凡是統治過中國，或者占據過中原地區的朝代，都被列入了正統地位。

但是如果按照儒家義理，規定一個朝代是否列入正統地位往往是由嚴格標準的。比如，朝代的建立是否是前代授禪，是否為民心所向，是否符合天道，是否符合華夷之辨等。

根據這些標準，歷史上的正統朝代一般有夏商周秦漢，東晉宋齊梁陳，隋唐宋明；正統地位有爭議，但若引入華夷之辨的思想，一般也列入正統的的朝代一般有西晉、曹魏、王新、武周；而正統地位受到比較大的質疑和爭議的有五胡亂華時期胡人在中原所建立的北朝政權，五代時期胡人在中原建立的政權，契丹遼，女真金，蒙元，滿清。

孔子作春秋，則亂臣賊子懼。儒家義理早早地為後來者立了規矩，漢人政權，若不合春秋大義，尚且會打入偏統，若是夷狄政權，則直接不予考慮。

但是，自宋代中國完全亡與蒙古帝國，明代復興之後出於政治需要對蒙元地位的正統性評價呈現出搖擺不定的功利性特點；滿清取代明朝，而中國古代史自清末而終止，對滿清夷狄入中國的正統性又在民國建立前後表述迥異。

朝代正統性分析，關係到歷史政權合法性問題，因此是史學界的一大話題。今天，我們摘出明代方孝孺關於蒙元地位的分析，來思考這個問題。

—輔仁君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年7月25日），寧海人，字希直，一字希古，號遜志，曾以『遜志』名其書齋，因其故里舊屬緱城裡，故稱『緱城先生』；又因在漢中府任教授時，蜀獻王賜名其讀書處為『正學』，亦稱『正學先生』，明朝大臣、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思想家。

明初對蒙元正統地位於以明確否定的是方孝儒。

方孝儒將中華統系分為正統、附統、變統三種，他認為：『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為正統，如三代之君；漢唐宋『雖不敢幾乎三代，人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故附之於正統，是為附統；而『取之不以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生民』『夷狄而僭中國、女後而據天位』（【遜志齋集】卷二，【釋統】），皆為變統。蒙元就是變統之一。

對於夷狄之不可為正統，方孝儒說：『夷狄之不可為統，何所本也？曰：【書】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以蠻夷與寇賊並言之。【詩】曰「戎狄是膺」，孟子曰「禹遏洪水驅龍蛇，周公膺夷狄」，以戎狄與蛇蟲洪水並言之。【禮】之言戎狄洋矣。異服異言之人，惡其類夷狄則察而誅之，況夷狄乎？孔子大管仲之功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如其仁。」管仲之得為仁者，聖人美其攘夷狄也。』（【遜志齋集】卷二，【後正統論】）

方孝儒引用諸聖及經典的話，指出聖人即將夷狄視為寇賊洪水，不肯以之為主，後世就更沒有理由這樣做。這是他根據聖賢之道提出的理由，隨後他又轉向華夷間的文化差異，他說：『夫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蒸雜，父子相攘，無人倫上下之等也，無衣冠禮文之美也。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苟舉而加諸中國之民之上，是率天下為禽獸也。』（【遜志齋集】卷二，【後正統論】）

視夷狄為無人倫的禽獸，是傳統華夷之辨的基礎，這是對漢以外的其他民族的侮辱性看法，是十分荒謬的。但在封建專制時代，這種看法十分普遍，方孝儒作為一個格守儒家傳統思想的人物，以此來否定蒙元的正統地位，是不奇怪的。在他看來，既然在文明程度上華夷之間有如此大的差異，那麼當然沒有理由讓文明程度低的來統治程度高的。

方孝儒在提出以上兩條理由之後，還否定了『全有天下』即入正統的說法。

我們知道，洪武時期援蒙元入正統的一個重要標淮即是蒙元統一了天下，進行了有效的統治，如朱元璋說蒙元『八蠻九夷，盡皆歸之』，宋訥說『混一寰宇，紹正大統』，方孝儒對此說不以為然，他說三代秦漢晉隋唐宋都曾建立過統一的王朝，『苟以全有天下，號令海內者為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乎？』他認為王莽、晉隋得位不正，雖全有天下亦不可為正統，至於『夷狄而僭中國，女後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遜志齋集】卷二，【釋統】）

方孝儒觀點顯然是有所指的。

方孝儒提出三統之說，目的在於順從天意，維護綱常，使正統尊，奸邪息。他說：『正統之君非吾貴之也，變統之君非吾賤之也，賢者得民心，民斯尊之矣；民尊之則天與之矣。安能不貴之乎？非其類，無其德，民必惡之，當時惡之，後以其位而尊之，則違乎天矣。故不得不賤之也。貴不特於其身，而又延及於子孫，雖其子孫甚愚不肖．苟未至於亡國，猶尊之以正統之禮；賤不特於其身，而其子孫雖有賢知之才，亦不能掩其惡。夫如是而後褒貶明，夫如是而後勸戒著，夫如是而後正統尊、奸邪息、夷狄懼。』（【遜志齋集】卷二，【釋統】）『貴正統賤變統就是順從民意天心，可以使『夷狄懼』。

方孝儒的正統觀很有代表性，對明代尊夏攘夷思想的『復甦』起到了很大作用。『明代以前中國曾兩次大規模之外族侵略或征服。前有北朝，後有蒙古。魏晉佛教盛行，士大夫多受麻醉。除道土利用種族文化觀念以為衛教之工具外，儒家殆少有申明膺攘之義者。故王通目睹隋代漢族光復中土，致惜於南朝衣冠文物之淪亡，而猶不免貴民之旨以帝元魏。此後之儒，更不必論。理學家專精力於身心性命之學、三綱五常之教，而夷夏大防、反少致意。故蒙古人侵，而程朱理學之大儒許衡竟為之劃謀定製。』（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第16章）

此說雖不盡合於史，但大致道出了晉代以來傳統華夷思想受到冷落的現實。但自明初起華夷之辨再次成為議論的一個焦點，而方孝儒的正統論在明初最具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一是得自於方孝儒華夷思想的不妥協性，它沒有明代以前及洪武時期人們在正統問題上的『模糊』認識，重舉尊夏攘夷之旗，力辯夷狄之不可為正統；二是當時官方出於政治需要將蒙元定為正統，他的觀點是對官方定論的批駁，這自然是不同凡響的。

節選自張顯清主編【明代政治史】1097－1099頁，原文照錄，並不完全代表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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