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是哪五经?其学术定位如何?

【五經正義】學術定位

【五經正義】是唐代孔穎達等奉敕編寫的五經義疏著作，因此，【五經正義】是唐代頒佈的一部官方標準的教科書。此書于高宗時成書，完成了五經內容上的統一。此後，注釋儒經必須以此為標準，科舉應試亦必須按此答卷，不許自由發揮。

【五經正義】是哪五經

五經指五部儒家經典著作，即【詩】(【詩經】)、【書】(【尚書】、【書經】)、【禮】(【禮記】)、【易】(【周易】)、【春秋】。

五經正義的成書背景

漢武帝時，朝廷正式將【詩】、【書】、【禮】、【易】、【春秋】這五部書宣佈為經典，故稱『五經』。

自東漢末年以後，唐初儒學內部宗派林立，戰亂四起，儒家經典散佚，文理乖錯。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分裂，經學也逐漸形成了南學、北學之爭。再加上儒學內部宗派林立，各承師說，互詰不休，經學研究出現一派混亂局面。

隋唐建立以後，為了統一的封建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的需要，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由朝廷出面撰修、頒佈統一經義的經書。

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因國子祭酒孔穎達年輩在先，名位獨重，故由他負責此事。孔穎達(574-648)，字仲達，冀州衡水(今河北省冀縣，一說衡水縣)人，唐代著名經學家、教育家，生於隋唐之際的官宦之家。據【舊唐書•孔穎達傳】記載，其"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

【五經正義】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下詔曰:"卿皆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孔穎達物三百段。

【五經正義】編成後，唐太宗雖給予很高的評價，並欲施行。但有太學博士馬嘉運撰文，"駁正其失，至相譏詆。"主要指出【五經正義】"頗多繁雜"，還有類似"彼此互異"，"曲徇注文"，"雜引讖緯"，甚至沿襲隋人舊說，不作甄別等問題。據說當時諸儒觀之，"服其精，""亦稱為允當。"因此，"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

永徽二年(651年，孔穎達死後3年)，朝廷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後又經馬嘉運校定，長孫無忌、于志寧等再加增損，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頒行。流傳全國，在各級學校和民間發揮作用，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

《五经正义》的经典体系与学术定位考论

《五经正义》作为唐代官修经学集大成之作，其经典体系承袭汉魏传统而有所损益。所谓"五经"，实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五部经典配以权威注疏的复合文本。其中《周易》用王弼、韩康伯注，《尚书》主孔安国传（实为伪托），《毛诗》宗毛亨传郑玄笺，《礼记》取郑玄注，《春秋》则专主左氏传而辅以杜预注。这种注疏体系的选定，既反映魏晋以降经学演变轨迹，更体现唐初"疏不破注"的阐释原则。

就学术定位而言，《五经正义》具有三重维度：其一为政治维度，其编纂本质是贞观之治的文化配套工程，通过经义标准化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取士目标；其二为学术维度，以"南学"为基底兼采北学之长，终结了南北朝"义疏纷纶"的学术分裂状态；其三为阐释维度，确立"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诠释范式，将汉晋经说凝固为具法典效力的知识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其虽以"正义"为名，实则多因袭旧疏，如《毛诗正义》本于刘焯、刘炫《毛诗述义》，《尚书正义》沿袭二刘《尚书义疏》，这种"述而不作"的编纂策略，恰体现唐代经学守成多于创新的特质。

马嘉运等人指摘的"杂引谶纬""曲徇注文"等弊病，正暴露其作为政治工程的内在矛盾：既要维持经学阐释的权威性，又难以彻底摆脱汉学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残余；既标榜统一经说，又不得不保留郑玄、王肃等不同师法的抵牾之处。这种张力使《五经正义》成为经学史上独特的"标准化悖论"标本——它在终结汉学纷争的同时，也窒息了经学的创造性诠释空间，为此后中唐啖助、赵匡新经学思潮的勃发埋下伏笔。

要言之，《五经正义》的学术史意义，不仅在于其作为科举范本的制度性功能，更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经学从多元阐释走向官方定本的转折点。其影响下及宋明，直至清代朴学家以考据破正义，方实现经学阐释的又一次范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