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手札与至交反目

写书法的人看帖，当然看字第一，读文第二。所以当苏轼这张手札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被漂亮的字体和章法吸引了——

写书法的人看帖，当然看字第一，读文第二

这张手札，我们一般叫作〖归安丘园〗，因为帖中有此四字，而且此四字意境很美。此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致子厚宫使正议〗，平铺直叙，即苏轼致宫使正议子厚的一封信。这里的子厚，名叫章惇，是苏轼好友。

〖归安丘园〗

这封信写于元祐元年（1086年）十二月，当时的背景是，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皇太后临朝，很快将乌台诗案后贬官的苏轼召回重用，8个月内连升三次，直当到翰林学士，知制诰，距离宰相只差一步。而此时，章惇作为王安石一派，被贬到了汝州。

苏轼写这封信，是为了安慰朋友。不过，此时两人身份悬殊，苏学士却仍是一副幽默诙谐的口吻，虽是善意的，却大大刺激了章惇。东坡说：『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大意是，早先咱俩都有隐居田园的梦想，没想到你先我一步实现了，可真让我羡慕嫉妒恨呀。

这话被正在倒霉的人听了，该是多大的挖苦和嘲讽。

章惇受不了了。

致子厚宫使正议

章惇比苏轼大一岁，两人早年相交，互相引为知己。几年前苏轼因乌台诗案坐牢，章惇曾加以营救。苏轼被贬黄州，朝中有人说坏话，章惇还站出来辩白。虽然政治阵营不同，但章惇这人还是够朋友的。

然而这封信，却让两人彻底掰了。当然，掰的人是章惇，苏轼一味想跟章惇好，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不知道章惇为什么没有把这封信撕掉，还珍藏起来，难道他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放过苏东坡？这封信写完没几年，苏轼的后台垮了，而章惇东山再起，一直爬到了宰相的高位。他对苏轼的报复行动也开始了。

我们都知道，苏轼在被贬途中，嘴是不软的。甚至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他也要苦中作乐。被贬到遥远的惠州，他写诗道：『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在京师听了，冷笑一声：姓苏的，你还这么快活呀？冷笑过后，是接着贬。贬到哪里好呢？章惇想到了『象形』的办法。苏辙字子由，就到雷州吧；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吧。一竿子把苏东坡撩到了天涯海角。

章惇也写一笔清秀的好字

作为文人，章惇也写一笔清秀的好字。他的才华不及苏轼，但他的狠劲，却让苏东坡叹服。有个故事，说两人曾一起旅行，见到一处绝壁，惟独木桥相通。章惇让苏轼走过去，到对面悬崖题词。苏轼不敢，却见章惇面不改色走过去，在石壁写下：『章惇苏轼到此一游。』回来后，苏轼拍拍章惇的肩膀，说：『子厚必能杀人！』

〖宋史〗将章惇打入『奸臣传』

苏轼有识人之能，看章惇看得很准。只是他没想到，章惇会把这狠劲发到自己身上，使得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一直在流放漂泊中度过。不过，苏轼并不记恨章惇，而对于那封不合时宜的信，他也没有反省之意。自乌台诗案贬到黄州之后，苏轼就想通了，爱咋咋地，大不了一蓑烟雨，了此平生嘛。苏章的恩怨，随着徽宗的上台而了结。苏轼被赦，1101年死于回程途中；章惇由于曾反对赵佶上位，被一贬再贬，于1105年在困顿中死去。

在人物的评价上，历史站在了苏轼一边。〖宋史〗将章惇打入『奸臣传』，从此再没翻身。直到乾隆刻〖三希堂法帖〗，仍然没有放过他，如上图所示，紧随其后陪着他的，是大奸臣蔡京。有意思的是，小心眼的章惇虽与苏轼交恶，但他的儿子却未受裹挟，与他的东坡叔叔一直玩得很好。

『章惇苏轼到此一游。』

真是千年榜样吖

到此一游

这是至爱啊

用什么笔写的我要买一支

《论东坡〈归安丘园帖〉中君子交绝之道》

东坡《归安丘园帖》一案，实为宋代士大夫交往史之典型标本。此札表面观之，乃寻常慰友之作，然细究其文脉语境，实暗藏君子交绝之三重机锋。

一、文辞之讽与心境之隔
元祐元年东坡擢翰林学士，章惇贬知汝州，二者地位悬殊之际，东坡以"归安丘园"相慰，表面承袭魏晋名士隐逸话头，然"先获其渐"之语，在失意者耳中确有"何不食肉糜"之嫌。宋人笔记《铁围山丛谈》载章惇"性刚狠"，其政治挫败时闻此"企羡"之辞，自然解读为胜利者之矜伐。东坡素以"言发于心而冲于口"自诩，却未察友人此时心境已非元丰同游黄州时可比。

二、书法语境中的微妙张力
此札用笔丰腴跌宕，结字左低右昂，恰似其文辞节奏——"岂胜企羡"四字墨色酣畅，与"早岁共有此意"之含蓄形成强烈对比。黄庭坚评东坡书"如老熊当道"，在此札中尤见其弊。书法之张扬无意间强化了文辞的刺激，章惇作为善书者（其字曾被米芾赞为"如卫洗马渡江"），对此视觉语言的敏感远胜常人。

三、政治伦理与私谊的悖论
二人交恶本质是北宋新旧党争的缩影。章惇营救东坡于乌台狱中，体现"君子周急"的古道；而元祐初东坡未能力阻旧党清算新党，在章惇看来已违"投桃报李"之义。司马光《友议》云："势利之交，难以经远"，此札恰成士大夫政治伦理与私人情谊断裂的物证。章惇珍藏此札，非为怀旧，实如勾践之卧薪尝胆，乃政治人物特有的耻辱记忆方式。

东坡晚年《与章致平书》云："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此语可见其始终未能参透：政治立场异化后的情谊，已非"诙谐如昔"所能维系。章惇的报复非仅针对个人，实乃通过惩罚东坡来完成对旧党集团的符号性打击。

今人观此帖，当超越简单的道德评判。它既警示文人交往需审时度势，更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友谊"的复杂面向——在党争语境下，再精妙的书法与文辞，也难载破碎的知交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