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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道义制高点
一 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就是对应于尧舜和三代时期专业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选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则是从仕的仕途问题。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政府是道义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标是去维护和确保道义在社会中的存在，那么，政府选拔政治人才的标准就是此人的道义水准。有道义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选拔的标准就是『德』。孔子说的『学而优』实际就是『学而德』。 本文节选自【中国自古以来的道义政治比所谓民主政治要高级】作者:蔡历 中国在很早就把官员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禄（【中庸】）。』因此，中国很早也对官员、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们成为道义、德的代名词。这也是后来『高官厚禄』的合理性基础。在『士农工商』四个行业的排序中，『士』也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
科举：学而优则仕
科举：学而优则仕 即便是经济化已经很严重的当下，中国对官员的尊重程度依然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同时，一个做了官，随着官衔的升高，也会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义意识，道德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也正是当下中国政治依然是道义政治的表现之一。 现代很多人看到中国人如此尊重官员，就说这是官员崇拜，权力崇拜，说是奴性的表现，是劣根性。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人尊重官员的实质是尊重道义道德。历史以来，政治、政治家、官员都是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义道德水准很高的人。 而在尧舜时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脑，也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而被推选出来的，这就是『禅让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禅让制，而对夏以来的『家天下』而耿耿于怀。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拥护暴力革命，支持『汤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论。在『五经』中，有很对对『革命』的理论解释。譬如【尚书】：『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帝迁有德』等。总之认为，如果政府首脑偏离的道义，变成无道无德之昏君，就有理由采取暴力将其推翻。
为生民立命：儒家革命思想
为生民立命：儒家革命思想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孟子与【五经】是一致的，作为政府首脑的『君』，之所以为政府首脑，为君，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的道义和道德水准，一旦他失去应有的道义道德，那他就是称其不上政府首脑，称其不上君了，因此他应该由被更有资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力革命是对尧舜时期禅让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种世袭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脑选择程序。 总之，对于专业政治模式来说，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脑，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根据道义道德的标准，选举出来的。选择的主体是政府，而非政治专业之外的人民。历史以来，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可的。 相反，在现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领域之外的人民选举的，选择的标准只能是一时的民意，甚至是民众一时的兴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稳定的道义道德标准。于是连电影明星这些娱乐人物，这些中国传统中的『戏子』们都可以被选做总统、州长，连大富豪们，中国传统中的豪强们，也可被选做州长、总统。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以来的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出的人才，更由于由民主的选票程序所选的人才更优秀，更有道义道德。政治是一个专业，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是政治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事，也理应由这个专业的内部人士来选拔，而不应该不属于这个专业的人民来选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将政治人才的选拔权交给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专业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专业界限，导致两者都是不独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专业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属于专业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直接交给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职，是对人民的不尊重，是扰民。 二 政治专业化的实质是，在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双方谨守界限，无不干预，但其重点是维护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独立，免受政府的干预。因此，在儒家思想中，最理想的政治状态是『无为而治』，『垂衣裳而天下治』。
儒家政治思想：内圣外王
儒家政治思想：内圣外王 在【资治通鉴】的漫长历史中，一旦社会转好，用的词语往往是，政治『宽简』，政治『清明』，而后是民风反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之类。『宽简』、『清明』都是政府不过多干预人民的表现，都是无为而治的表现，也都是政治严守专业界限的表现。 人民严守专业界限，不去过问政治专业内的事，实质上是为他们免去政治事务之烦恼，保障他们更安心的去独立自主地生产和生活。当然，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政治专业自身的利益集团化，随着政治官员的利益集团化，高官成为厚禄的代名词，升官与发财合为一体，政治的专业壁垒也就形成了政治、政府与人们的利益壁垒，形成了官官相护和官民对立。 中国历史上的由政治专业化所形成政治利益集团化，与西方社会的『专制政治』、『统治政治』有着本质区别。因为政治专业化后，政治和人民成为两大独立主体，也正是因为这两者成为界限分明的独立主体，也就是出现的政府与人民间的之间互动的问题。尽管在一般情况下，双方互不干涉，但是，双方却一直存在之间的互动渠道和机制，一旦一方出现严重问题，另一方就会站住出来加以制止。这就是涉及到，道义政治的另外一个特征，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直接互动。 但是，在西方社会，由于没有实现政治专业化，政治、政府与人民相互交叉和混杂，各自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主体，政府不独立，人民也不独立，就不存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动问题，要么是反过来，人民完全依附于政府、政治家，即贵族领主，这是中世纪的状态，要么是人民象防贼一样去提防政府，这是现在的民主政治的状态。 以上论述了，不与民争业和专业化是道义政治的两大特征。除此之外，道义政治还具备第三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与人民的直接沟通和互动。 尽管，中国专业化的政治模式使得政治、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专业界限，政府和人民均实现了独立。但是，两者之间并非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保持者密切的专业联系和直接互动的。 在形式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专业联系和直接互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是政治人才的选拔是直接面对人民的；二是政府会直接深入民间进行调查研究，针对重大情况，直接决策和干预；三是人民会发动起义，直接组建新的政府。 三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关键并不在丞相的职位和制度，而是面向人民的官员选拔制度。真正对皇权构成制约的，正是这个官员选举制度。从原则上说，这些官员是代表民间的，代表人民的，是人民官员、人民代表。但是，不是简单的民意代表，而是更高级别民意，即道义的代表。他们原则上是应该『从道不从君』的。
儒家政治话语权：道统
儒家政治话语权：道统 但是，现实是，无论是皇权世袭的皇帝，还是来自民间的大臣，都有可能偏离原则，不守道义，而只顾私欲，沉溺声色犬马。任何一方背离道义，双方之间就会出现冲突，并相互制衡。最坏的情况是，皇帝和所有的大臣都偏离道义，整个政府就成为一个私欲的政府。这意味着政治原则彻底失效，人民生灵涂炭，人民起义便会出现。 对皇帝构成制约的，是大臣的整体，而非其中的某一个人。丞相即便权力再大，也只是一个人而已，并不能够代表大臣的全体。如果朱元璋真的想专制，他就不应该仅仅废除一个丞相职位，而应该彻底废除向民间选拔官员的制度，或者什么事都自己干，或者把所有的官员都换成朱家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意味着他无法专政。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代表世袭的皇权，而大臣代表民间和人民。但是，明朝的开国之初却是一个特殊情况，朱元璋原来并不是皇帝，他本来也是来自民间，来自人民，而且曾是非常贫穷的农民。这样一来，就拥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新任皇帝，另一个身份是来自的民间、人民的官员。 作为一个非常贫穷，甚至孤苦伶仃的农家子弟，朱元璋对基层农民的疾苦可谓刻骨铭心。农民贫穷的最大原因是什么？是没有地。农民失地的原因是什么？是被有钱有势的人兼并甚至强占了。而当上皇帝的朱元璋显然并未忘记初心，借助皇权，以高压手段，包括大规模『屠杀功臣』，强令地主豪强交出土地，分给农民。 自『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消失以来，土地兼并就成为中国历史中周期出现的顽疾。土地兼并就意味着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就是最大的不道义，而反土地兼并，就是让广大农民重新拥有土地，就是最大的道义。而在自东汉至今天的中国历史中，有三次反土地兼并最为突出。第一次是北魏和唐朝的均田制，第二次就是朱元璋搞的，第三次是新中国的土地革命，基本上600年一次，因此，朱元璋废除丞相之职位，并非意在专制，而是意在维护道义。当时的丞相胡惟庸，以及其他的功臣们，登上高位之后，开始私欲膨胀，凌辱百姓，兼并土地，践踏道义。大明江山能够维系300年，全仰仗开国之初，朱元璋所打下的道义基础。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受明末随传教士而来的西方民主政治蛊惑之产物，是中国最早的崇洋派和西化派。一味崇尚权力制衡，崇尚机械的制度，而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道义本质缺乏认知，对中国政治的评价，充斥偏见和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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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
發表於 2018-12-6 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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