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中文越变越差,跟西式语法的误导有很大关系！

西北大学的老校长，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张岂之说：『现在搞文史哲基础文科的，和理工科相比，前者是小草，后者是参天大树。清代张维屏有一首说小草的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万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小草还是有用的。以此共勉。』（〖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

从张先生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础文科的发展状况是多么萧条冷落。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不外乎一个词——『money』！基础学科不赚钱，愿意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少。以致于文学家余光中等为中国人语言功底的退化而感到痛心疾首（余光中：『白话文运动以来，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对于这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趋势，有心人如果不及时提出警告，我们的中文势必越变越差）。但是，在中国近代基础学科的冷门之一——语言学界，也出了一个奇才——王力！王力被誉为『中国近百年来最伟大的语言学家』，这是为什么呢？

一用心良苦：朱自清以不评职称威胁，王力只好认真研究语言学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县人。1927年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赴法国留学攻读语言学，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王力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不仅培养了大量语言学专门人才，还写有专著有40多种，论文近200篇，共约1000万余字，在语言学许多领都做出了开创性性的贡献。中学语文的语法采用的大多是王力的系统，从中学到大学，凡是研究语言学，王力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大山。王力的语言学之所以成就这么高，除了个人天赋及努力之外，也有客观原因。这一方面得益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等名师的指导，以及在国外的研修；另一方面也与朱自清有很大关系。

1932年，王力从法国留学回国, 受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等于副教授)，而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就是朱自清。按照清华大学的惯例, 专任讲师任职两年就可以升为教授。但是，当王力任职两年期满, 聘书发下时仍然是专任讲师。于是，王力怒气冲冲地跑到办公室里质问朱自清为什么不给他教授的职称,结果朱自清笑而不答。

王力从朱自清那里回来后，认真反省自己，得出结论：在学校所教的是『普通语言学』 和『中国音韵学』, 却不务正业, 花大量精力去翻译〖莫里哀全集〗, 难怪朱自清不给升教授！之后，王力发愤研究汉语语法, 写出了〖中国文法学初探〗等名作。之后，朱自清点头赞赏, 就在王力任教四年后，给他将职称升为教授了。

二门前冷落鞍马稀：语言学萧条恶果重重

王力是个语言学奇才，但是要不是朱自清以职称威胁，他也不肯去好好研究。这一方面源于王力多才多艺，不仅是语言学家，还是教育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另一方面恐怕要归因于语言学的研究深奥艰难，仅研究资料的收集就要花费大量时间，还不容易出成果。王力尚且如此，语言学研究的萧条可想而知。

语言学研究的萧条，造成恶果重重。

第一，语言功底下降。

余光中批评现在许多学生，语言功底不足，说话写作都受西式文法影响很深，忘了中国本有的表达方式。比如明明汉语一个词『孪生兄弟』就能很好地表情达意，却写作『双胞胎兄弟』，这就是受了西方语境的影响。余光中说：』英文的影响，无论来自直接的学习或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则日渐显著，因此一般人笔下的白话文，西化的病态日渐严重。……共同的趋势都是繁琐与生硬，例如中文本来是说「因此」，现在不少人却爱说「基于这个原因」；本来是说「问题很多」，现在不少人却爱说「有很多问题存在」……一般香港学生目前只会说「总的来说」，却似乎忘了「总而言之」。同样地，大概也不会说「一言难尽」，只会说「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

再如有人认为汉语是唯一一种定语从句位于中心名词之前的语言，这种语法观念导致了汉语表达中的大量『翻译腔』，读着非常不舒服。对此余光中批评说：『目前的白话文，不知何故，几乎一律前饰，似乎不懂后饰之道。例如前引的英文句，若用中文来说，一般人会不假思索说成：「我见到一个长得像你兄弟的男人。」却很少人会说：「我见到一个男人，长得像你兄弟。」如果句短，前饰也无所谓。如果句长，前饰就太生硬了。例如下面这句：「我见到一个长得像你兄弟说话也有点像他的陌生男人。」就冗长得尾大不掉了。要是改为后饰，就自然得多：「我见到一个陌生男人，长得像你兄弟，说话也有点像他。」』

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下文言文，也会发现这种情况，定语人名放在名词后面来修饰的非常多。如司马迁写项羽与李广时说：『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这两句话如果按照通常的语法逻辑，很可能被翻译成白话文："项籍是一个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同时才气过人的汉子。……李广是一个高个子，手臂长得好像猿臂，天性就会射箭的人。』这样一来，前饰词过多，就显得累赘，紧张，底部的名词似乎受到了重压。其实，它可以如古汉语那样用后饰句可以一路加下去，富于弹性，虽长而不失自然的。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就是语法不精的结果。

第二，信息科技时代的落伍。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智能机器人……除了需要语汇、语法、语义、语境等语言学本体知识的支持，还有赖于跟生理学、心理学相关的人类抽象思维模式和语言生成机制等更广泛的语言学研究成果的支持。』（沈阳〖〖语言学常识十五讲）然而，无论是王力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还是后来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一系列语言学理论都是借鉴西方语言学诞生的。有人戏称，一旦西方出现一种语言学，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就行削足适履适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事实上，西方语言学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研究出来的，并不一定适用于我们的语言系统。

在智能化时代，语言学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小而言之，『文字处理、文本检索、语料统计、信息传输、校对摘要』；大而言之，『语音识别、言语生成、语义分析、人机对话、人工智能』都需要语言学知识（『如果使用语音输入，那就更需要语音学、句法学、词汇学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否则我们就有可以落后于这个时代。所以，语言学的研究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所谓『无用之用，乃是大用』，这语言学研究看似无用，却是一门既与日常生活相关，又与国家民族前途紧密相关的核心技术。虽然大部分人都喜欢做大官或当大款，想从事枯燥深奥的语言学研究的人较少，但是为了民族的前途计，我们还是需要有一部分不计名利的智者去进行研究，扛起时代的重任的。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gǔ），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shān zhí）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其信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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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百家號『晨之論史』。

这篇文章很准确

无用之用，乃上大用。
这句话怎么能拿来和语言学的『无用』对比。
无用之用，基础是成为『他器』之件，『他器』之用，乃是其『件』之大用。

《论当代中文之困与语言学大家之使命——由张岂之、余光中、王力诸先生引发的思考》

张岂之先生以"春草"喻基础文科之境遇，余光中先生痛陈中文西化之弊，王力先生则以毕生心血构筑汉语研究之体系——三位学人所关注者，实为中华文化传承之根本问题。当代中文面临的双重困境，既在学科地位之式微，亦在语言本体之异化，二者互为表里，殊堪忧思。

一、学科困境与文化生态失衡
张岂之先生引张维屏"春草"之喻，道尽人文学科在实用主义浪潮中的窘境。考诸清代学术，乾嘉学派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经学根基，戴震、段玉裁辈皆视语言文字研究为学问之本。而今之大学，文科预算不及理工十之一二，青年才俊趋之若鹜者日寡。此非独经费之困，实为文化生态失衡之征。王力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于敌机轰炸中犹坚持《中国现代语法》著述，此等精神在今日量化考评体系下恐难存续。

二、语言异化与语法殖民
余光中所斥"西化病态"，在当下愈演愈烈。英语之"被动态"泛滥（如"会议被召开"），"长定语"堆砌（如"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能决策系统"），皆违背汉语"以意统形"之特质。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特别强调汉语"意合"特征，反对机械套用印欧语法框架。然现今中学语文教学仍多采用主谓宾定状补的"洋框"分析，致使学生丧失对汉语流水句、话题链等本真结构的感知力。此实为语言学界当深思之课题。

三、大家风范与学术传承
王力先生之成就，恰在于融通中西而不失本位。其巴黎大学博士论文《博白方音实验录》首创用实验语音学研究汉语方言；《汉语诗律学》则揭示古典诗词声韵之妙。朱自清先生"不评职称"之激将法，恰彰显前辈学人培养后进之智慧。反观今日，语言学沦为冷门，青年学者困于项目申报，鲜有王力式"十年磨一剑"的专著问世。中山大学曾宪通教授回忆，王力晚年仍每日伏案八小时，此等治学精神，当为后世法。

结语：
中文之厄，非独语言之厄，实乃文化主体性之危。王力先生毕生证明：语言学绝非"无用之学"，而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密码本。当务之急，既要重振人文学科地位，更需重建符合汉语本质的语法教育体系。春草虽微，可绿天涯；中文纵困，终有复兴之日。愿学界同仁共勉，使汉语研究重归"为往圣继绝学"之正道。

（全文798字）

论语言之衰微与学术之困局

张岂之先生以"小草"喻基础文科之现状，实乃痛切之论。今之学术生态，重实用而轻根本，崇功利而贱精神，致使文史哲诸科日就衰微。余光中先生所忧中文之"西化病态"，王力先生毕生致力之语言学事业，皆为此困局之折射。

西式语法之误导，实为中文退化之一大症结。白话文运动以降，中文渐失其固有之韵律与神韵，沦为西方语言之拙劣摹本。余光中所言"化简为繁、以拙代巧"之趋势，正是中文丧失主体性之表现。中文本以意合见长，今则强求形合；中文本尚简练含蓄，今则务为冗长直露。此非进化，实为退化。

王力先生之成就，恰如一剂良方。其治学之严谨，著述之宏富，为现代语言学树立典范。然细究其成功之道，除个人天赋与努力外，更得益于健全之学术生态。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名师指导，朱自清之严格要求，皆为培育学术大家之沃土。朱自清以不评职称相胁，看似苛责，实乃深知学术研究需沉潜之功，非浮躁可得。此种"逼迫"，恰是对真才实学之最高礼遇。

今之学术评价体系，已陷入功利主义之泥沼。以"money"为衡量标准，使基础学科沦为"无用之学"。殊不知语言乃民族精神之载体，历史为文明记忆之根基。张岂之先生引"春草"之喻，正道出基础学科之特质——虽不如参天大树显赫，却是文明土壤不可或缺之养分。

回望王力先生所处时代，虽物质贫乏，却有学术之尊严；今虽物质丰盈，学术反沦为名利之奴。此中反差，令人扼腕。语言之衰微，实为民族精神委顿之先兆；学术之困局，则是文明创造力衰退之表徵。

解此困局，当从重建学术价值始。一方面需破除唯功利是图之偏见，重树基础学科之尊严；另一方面应回归中文本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固有之美。唯有如此，方能使"春草"年年新绿，让中文重焕生机。学术之真价值，不在其能否直接生利，而在其能否滋养民族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