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衍鎏与德国汉学

柏  桦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成都 610031)

[摘  要]一代逸民商衍鎏一生可谓波澜起伏,充满传奇。他青年得志，高中清朝最末一代探花；接着又远赴德国，成为汉堡大学东亚系第一位汉文教师。他不仅学贯中西而且还为中西文化及学术在德国的首次交流创下了非凡的成就，作出了富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关键词]商衍鎏；德国汉学；逸民

一、缘起

近日偶翻闲书，读到了杨武能先生发表在《读书》2005年3期上的一篇文章《八十年前是一家》。在文章中，武能先生对日耳曼学在中国的发展作了很好的介绍，虽是记述式的回忆文章，但笔尖带有感情，说事也清晰安详，读后颇有开卷有益的感受。但其中有一个小小的疏忽，在此我想对我的学长和朋友武能先生指点出来。然后，如本文标题所示，我将转谈另一个题目。

众所周知，扬武能教授是中国的德国文学一流专家，曾师从过“北冯南张”（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至与南京大学的张威廉），年轻时他在南京大学求学，除张威廉外，另一位著名的德国文学教授商承祖也为他上过课。他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二排右起第四位肯定是1918年入校，时年21岁的张威廉，我从他那一双睿智而明亮的大眼睛和不高的身材，确定无疑地认出了他。右边紧挨着的是晚一年入校、时年24岁的商承祖，从他的身材和模样特别是嘴唇的形状，我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在南大给我们讲过《浮士德》的商先生。商先生的父亲是晚清时期一位驻德国的外交官，他在德国念完中学才回国内上北京大学，1924年毕业。1934年起即任南大前身中央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南大外文系主任，所出版的著译也很不少，论建树、地位和名气当时仅次于冯至先生，只因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早早地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与身为系主任的商先生虽说不如与叶逢植老师和张威廉老师亲近，但对这位师长几十年来我仍怀着深深的敬意。”①

以上所引这段话中的其中一句有误，“商先生的父亲是晚清一位驻德国的外交官”。据我所知，商承祖先生的父亲商衍鎏并不是驻德国的外交官，而是中国第一位在德国教授汉语及国学（也可说汉学）的教师，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访问学者，或客座高级讲师。

孔子曾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名归心焉。（《论语•尧曰》）下面的文章中，我将对商衍鎏其人及其对德国汉学的贡献作一番梳理，以便让我们对中西文化及学术在德国的第一次交流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趁便我也将商衍鎏这位逸民第一次推举出来，使其进入学界的视野，以免除其被埋没的局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新发现（rediscovery）。
  
二、末代探花

商衍鎏（1875——1963）先祖源出天津卫商家林村，但他生于广东番禺，因此应是广东人氏。他14岁时丧父，少年时代颇多艰难。但一心向学，终日苦读，17岁时考中秀才。回忆年少时读书的辛苦与快乐，他这样说：“终日仆仆，皆以练习科举考试为目标，以此白昼甚少读书的时候，而用功总在夜间，三更灯火五更鸡，以这句话来形容士子的读书，真是不错。”如此苦读，商衍鎏迎来了他青春时节第一个夺目的闪光点，那便是他每每被后人所乐道的清朝末年最后一位探花郎。

那一年，是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商衍鎏31岁，在这一年的甲辰恩科（因慈禧太后七十寿辰而增开的一科，也是清朝最末一科，从1905年起科举就被废除了）会试上，商衍鎏中第一百二十九名贡士，接着参加保和殿复试，得二等第四十四名。紧接下来，应殿试，商衍鎏光荣与梦想的那一刻到来了，他高中一甲第三名探花。商衍鎏那一届科举中还有一些日后更为叱咤风云的进士如谭延闿、沈钧儒等。据商衍鎏的二儿子商承祚回忆：“甲辰科殿试读卷官最初拟定的鼎甲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刘春霖第二，张启俊第三，我父第四，以此送呈钦定。光绪帝看后认为第二卷比第一卷写得好，第四卷比第三卷写得好，因此将一、二互易，三、四互易。这样最后的名次成为：刘、朱、商、张。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是慈禧太后最恨广东人（如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粤人皆是她的对头），一见朱是广东人就不高兴，非拉下不可，而第二名刘春霖名字有吉祥之兆，所以加以互易。这一说法有明显的错误，第一，钦定者是光绪帝而非慈禧；第二，根据清制，送呈的是贴有浮签的弥封卷，根本不知某卷属何人，要俟名次最后确定后才行拆封。父亲高中后仅十余日，即任翰林院编修。”②
关于引文中慈禧最恨广东人，点刘春霖一说，在民间非常流行，承祚已为我们指出了错误。在此，我还要啰嗦两句，那便是清代抑或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是非常严格的。从糊名与誊录制度的建立与推广，到考官选聘与管理，到阅卷的管理与监督，再到严苛的贡院搜检制度无不处处体现从宋到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庄严与权威。李兵先生在《科举关防面面观》一文中对此有详细叙述。这里只择与“弥封”有关的一小段，以示承祚所说属实：“糊名在宋代常称为‘弥封’，就是要把试卷卷首的考生姓名、籍贯和初定等第都要封住或者裁去，以防评卷官徇私作弊。糊名法创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但没有在科举考试中普遍使用。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使用糊名办法，得到宋太宗的采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糊名法在省试中开始实行。采用糊名法以后宋真宗高兴地对宰臣王旦等说：‘今岁举人颇以糊名考校为惧，然有艺者皆喜于尽公。’”③

的确采取弥封制有利于评卷的公正性，如今中国的考试不仍是沿用弥封卷吗。看来，传统文化中亦有出众之精华供我华夏子孙选择采纳哩。
商衍鎏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高中探花两年之后，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逢朝廷推行新政，改革学制，派遣公派留学生。顺势而下，商衍鎏成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东渡日本。一时间，衍鎏眼界大开，他从过去的四书、五经中脱出，埋首于前所未有的新学：经济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乃至破产法、外交史无不一一研习涉猎。两年后，学成归来，清廷又行一次考核，商衍鎏被评为最为优列一等，任翰林院侍讲。宣统三年（1911年）商衍鎏又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同时又任协办院理、实录馆总校、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重任在肩，可谓忙得不亦乐乎。而也就在这一年，清廷垮了。顿时商衍鎏成为前朝遗老。旧人遗老们开始作鸟兽散，行走路线大致如下：一拨人去上海，如郑孝胥在大上海隐居于“海藏楼”，书写其遗民诗篇。而商衍鎏与一大批人（如徐世昌、辜鸿铭、刘延琛等）去青岛。当时青岛是德国人的天下，德国人刚打败了日本，前清遗老权贵们在青岛受到德人极好的照顾与安抚。可以想象那是商衍鎏的一段迷惘时期。民国初始，换了人间，那可是一个局势混乱，风起云涌又前途未卜的时代呀。但转折却欣然到来！商衍鎏将远赴德国，开始他一生中第二个夺目的闪光的旅程，出任汉堡大学汉文教师。

三、对德国汉学的贡献
    说到德国汉学可以列出一系列大汉学家的名字，如卫礼贤、顾路柏、孔拉迪、佛尔克……但这里只说一位与商衍鎏有关而且是德国大学建立汉学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福兰阁（Otto Franke 1863—1946）。福兰阁年轻时颇有浪漫气质与冒险精神，他先入柏林大学后转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对中国发生了兴趣，决定去中国。就这样他以当时还半通不通的中文并以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资格踏上了遥远的东方之旅。仅仅一年他就从见习译员做到了正式翻译。同时他在中国使馆工作期间，一直勤于阅读中国古代文献，如《资治通鉴》之类编年史。他交游甚广，作为一名外交官，他参加过许多大型谈判，如极为艰难的贷款给清政府作为甲午战争赔款的谈判。他见过李鸿章，也在与端方的交往中请教过中国艺术品及古玩等方面的知识，自认为“得益非浅”。

1905年清朝正式废科举，兴西学。福兰阁这时的汉语水平已相当不错了。1908年他被德国海军部派往中国谈判在青岛设立德国资助的“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一事。在与清廷学部总监张之洞会面时，福兰阁有意显示了他的汉学家身份，特地送给张之洞一篇他写的论文《吐鲁番出土的一个佛教碑刻》（1907年发表于普鲁士科学院通报上），张之洞阅后对其汉学造诣极为叹赏。

这一次北京之行，笔者敢断言他见过商衍鎏这位探花郎并留下深刻印象，否则就不会有1912年他聘请商衍鎏去汉堡大学教书一事。
1909年福兰阁返回柏林，开始出任汉堡大学殖民学院汉学教授讲座（该学院成立于1908年）。从此，福兰阁成为德国第一个汉学系的第一个主任教授。

“汉堡殖民学院成立的宗旨是要建成汉堡的科学机构和学术讲堂，其目的是为官员和其他愿意到德国海外殖民地工作的德国人提供预备教育，要建成这样一个中心，它能够集中地致力于殖民地的学术和经济事业。当时德国的殖民地主要在非洲和中国，所以1908—1909第一学期最早设立的两个讲座教授职位，即非洲语言学和东亚学。1914年东亚学又分为汉学和日本学两个系，福兰阁称汉学系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系’，它以语言为基础，包括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学院给他配备两名助教，可以聘用一名德国人和一名中国人，福兰阁聘请了清末翰林商衍鎏（1875—1963）前来执教。”④

1912年，商衍鎏应福兰阁之邀前往德国，据商承祚回忆：“1912年德国汉堡大学派员来华为该校东亚系招聘汉文教师，我父鉴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很乱，决定应聘出国，并携长兄承祖、二堂兄承谦去读中学。与该校签订四年的合同，年薪六千马克，旅费一千二百马克（当时一马克不到五角大洋），是年五月乘火车取道俄国转达汉堡，行程半月（如青岛乘船则需六个星期）。”⑤

商衍鎏在汉堡大学教书期间为德国汉学及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可以说是德国汉学起步阶段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
首先，他除为东亚系学生讲授汉语外，还为德国汉学教师，即一些年轻的汉学家讲授高级汉学课程。如他刚一到校，就应教师们的要求讲解《列子》。德国汉学家在汉学研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都一一被商衍鎏解释清楚。可想而知，在他的教导下，这些年轻的汉学家日后必将成为德国汉学界的中坚人物。

除教学外，他还积极参与福兰阁的中国语言文化系的筹建工作。汉堡大学董事会对这项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拨二万马克由商衍鎏与福兰阁采购中文图书，并以商衍鎏的名义向国内定购。末代探花商衍鎏当然极具眼光，非常会选择精典及珍本图书，他首选了《古今图书集成》及《永乐大典》等一批明清古籍。这是一批德国所购得的最有价值的中国图书，其中一些珍本如今在国内都极难觅得。至今德国汉学界也赞叹这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它为德国汉学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这座拥有近十万余册中文藏书的图书馆已成为现在德国规模最大和最著名的图书馆，尤其是库内明清古籍藏量甚丰，引人羡慕。

商衍鎏与福兰阁合作愉快。在汉堡时期，福兰阁花了很大精力研究宋代作品《耕织图诗》，他主要是对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和注释，而这其中也凝结着许多商衍鎏的功劳，探花郎答疑解惑、不遗余力，最终使这一成果发表在《汉堡殖民学院学报》上。这也是中德学者首次汉学研究成果的亮相，实在可喜可贺。商衍鎏在协助德国汉学家进行研究之余，也常向他们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明，以此消除中西之隔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搞本质主义，不搞二元对立，不建立各自文化的封闭圈，不一味强调差异，而是求融摄、求沟通、求对话、求友善、求和平。

承祚在回忆其父在德期间时曾说：“我父的工作颇获好评，很受尊重。不仅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至今仍可看到父亲当年缮写的卡片，作为文物以珍藏，而且由于他知识广博，谦恭厚道，学行无比，教学认真，在当时得到校方的称赞，加之广集汉儒籍，建立德国第一间汉学研究中心，至今为德国所乐道；更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德文化教育的交流，起了首创之功。1916年秋，四年合同期满，该校商议续约。父亲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中德关系以及战时生活的困难，还有对我留在国内而慈母见背、体质孱弱的关怀和挂念，终于决定回国。”⑥商衍鎏的德国之行，到此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令人感佩。

四、“否极泰来，红霞满天”

商衍鎏一生著述不多，我所见有两种，一是《商衍鎏诗书画集》（1962年自费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二是2004年7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但作为一个逸民，一位名士，他不仅对诗书画这三绝有极高造诣，而且一生的风波也算一个传奇人物。为此，才有1956年，当他83岁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专程赴南京，为他拍摄新闻纪录片《探花的晚年》。《探花的晚年》如何？此片虽未观看，但正如承祚所说：“我父一生的遭遇，起伏很大。他少年艰辛，青年得志，中年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⑦

前面对商衍鎏的少年、青年时代都有交待，现简略对其中年、晚年叙述一二。商衍鎏从德国回来后，先后出任过副总统府、总统府顾问、咨议，江苏督军署内秘书职、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抗战期间，避难蜀地，生活困苦，没有收入，只得以卖字为生，常常是整日挥毫写字，探花郎的字虽值钱，但由于战时经济不景气，润金每每算下来并不理想。那是他人生中的一段黑暗时期，如他所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使我灰心失望，我再也不过问政治，整天过着清高的隐居生活。”⑧

解放后，商衍鎏倍觉兴奋，极积入世，历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他一改过去的文风，写出了符合新时代的作品，如《赠海外爱国侨胞》、《和平共处展望》、《号召实现和平解放台湾》、《为党八中全会的号召欢呼》等。以他自己的话说：“1949年解放后，政治庥明，人民鼓舞，余感动欢欣，颇有歌咏。”

商衍鎏的两个儿子在中国都属一流学者。长子承祖早年随父赴德，获汉堡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而不是杨武能先生所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从事少数民族调查，是中国民族学先驱之一。1930年转到中央大学任德语教授，解放后在南京大学执教。

次子承祚为一代国学大师。他外语不好，不如承祖，但从小喜好古文字。当他把想学古文字的想法告诉父亲时，商衍鎏叹气道：“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意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说呢？”古文字研究需大量金钱购入甲骨文，当时治古文字的大家如王国维等皆出身名门，不必为生计奔波，十年解开一字是常有的事。若是一般家庭，岂敢让有为青年从事这种不能经事致用的行业。但商父仍将儿子推荐到友人罗振玉门下，使其成为王国维之师弟，罗振玉关门弟子。3年后，21岁的承祚以《殷墟文学类编》一书（处女作）震惊学界，王国维为此书作序，旋即东南大学向其时还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承祚发去聘书，翌年，22岁的承祚被北师大聘为教授，25岁又到中山大学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重返北京，为各校争聘，既不愁饭吃，又不愁失业，回想当初，父亲的担心，已化为乌有。承祚最后荣休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

商衍鎏的一生最终是幸福的。一是高寿，他经历了三个朝代：清朝、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成为三个朝代活的历史见证人。二是他学有所成，一试高中探花，后又对德国汉学作出了富有历史意义的贡献，这是他对于社会及人群所作的有益的工作，值得欣慰。三是他虽著述不多，但仅此两本足以立名，这证明了一个治学的道理，少即是多。四是他两个儿子均有所作为，这更是为人之父的大快活也。因此可以说，商衍鎏的一生绝无丁点遗憾。正因为以上之理由，我愿意将这位逸民的肖像推举给学界及大众。

(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        杨武能.《八十前是一家》.《读书》杂志2005年第3期，第88页.
②        商承祚.《我父商衍鎏先生传略》第3、第4页.《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商衍鎏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7月版.
③        李兵.《科举关防面面观》.《书屋》杂志2005年1期第11页.
④        张国刚.《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56页.
⑤        同②.第5页.
⑥        同②.第5页.
⑦        同②.第12页.
⑧        同②.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