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对比中国现代古代办孔子学院的差异 再回味欧美态度的变化 ... ...

据媒体报导，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已经决定，与复旦大学合作的孔子学院在2014年底到期后不再续办。

尽管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解释说，这个决定于政治无关，只是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办孔子学院第二个5年协议到期，外方院长退休，由于学校自身原因，人文学院一些教授要求不再与中方续约，得到校长同意。斯德哥尔摩大学校长致信孔子学院总部表示，孔子学院延期半年停办，该校本身中文师资很强，不会影响汉语教学。

中方也表示，截至2014年底，全球已有127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476所孔子学院和851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不过，与一般人的想像不同，孔子学院并不是中国主动输出，也是需要申请并得到中国相关机构同意后才能合办，资金也不完全由中方承担，而是双方共同承担。目前还有200多个国外学校正在申请与中方合办。

但此事仍然毫无意外地引起了一些政治猜测，国内有一些人则报以嘲讽：“看，果然办不下去了吧？”对于这些中国不管做什么、怎么做都是错的人来说，有这个反应并不奇怪，所以这些猜测和嘲讽也无需回应。

不过，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古代的“孔子学院”的情况。

自古以来（这次是认真的），相比于周边国家而言，中国的文化就非常繁荣发达。儒家学说对中国周边国家而言，就是当时必须与之接轨的的“普世价值”。因此，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儒家文化更是周边国家的学习对象，朝鲜、日本、越南是其中学习成绩优秀的。隋唐以后，科举制成为国家法定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元朝算是个例外，只开过一次），以儒家经典为考试用的标准教科书，周边国家也纷纷仿效。

据《旧唐书》之《东夷列传》记载，高句丽在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已建立儒学机关“太学”和“扃堂”。“太学”是高句丽的最高学府，传授“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史书，在地方设立的“扃堂”，招收地方贵族和平民子弟，学习“四书五经”和历史知识等。这使高句丽统治下的朝鲜半岛北部地方成为半岛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早的地区。

同在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展较缓慢，但公元6世纪儒学已得到广泛传播，新罗于公元503年按儒家的方式改换了国号和年号。善德女王八年（639年），派遣子弟入唐留学，开始培养儒者。儒学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公元788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科考内容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新罗又派出许多贵族弟子留唐学儒。这不仅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出了薛聪、崔致远等著名儒家。

到高丽时代的公元930年，高丽已在西京“创制学校”，设“书学博士”。公元958年，高丽政府“始制科举”，把儒学经典列为考试科目。公元992年，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了乡校，并派经学博士教育贵族子弟。

唐太宗时期，朝廷主持编修了《十三经注疏》，作为全国儒学教育的标准教材。此后，高丽曾屡次派人向唐朝政府提出，请求发给一套，都被拒绝。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最终满足了高丽的这一请求。

而且，唐玄宗时期朝鲜才有自己的文字，之前都使用汉字。之后，即使朝鲜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在贵族和上层社会中间，读写汉文也仍然是主流。

这一时期，朝鲜半岛和日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经常派遣遣唐使前往中国留学、“取经”。有些学成者干脆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做官。其中著名的如晁衡，本是日本人，原名阿倍仲麻吕，岁遣唐使团到中国后，经过学习，考中了进士，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与同一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有诗文唱和往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