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久假而不歸』的王霸之辨

【孟子】13·30的字數不多，但從王霸之辨的角度看，它在孟學史上的解釋難度非同小可。我們把它分成兩部分：『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是一部分，『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是另一部分。後一部分是難點之所在。

先看第一部分。【孟子】8·19談到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朱熹（1130—1200）的【孟子集注】卷8曾說：『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所謂『勉強行之』『安而行之』是孔子的說法，出自【禮記·中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再剝一層筍子，我們知道孔子說過：『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16·9）

以孟解孟，『性之』是『由仁義行』；以孔解孟，『性之』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同理，『身之』是孟子說的『行仁義』，是孔子說的『學而知之』『利而行之』。聯繫【孟子】14·33說的『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來看，『性之』亦即『性者』，『身之』亦即『反之』。『性之』是說堯、舜做人做事，自然而然，不假外求，水到渠成；『身之』是說湯、武做人做事，戰戰兢兢，氣養浩然，行守規矩。『性之』的境界高於『身之』，這是孟子的本意。

再看第二部分。從道德評價的角度看，從堯、舜與湯、武到五霸是走下坡路，從『性之』與『身之』到『假之』亦然。按照剛才那種以孔解孟的思路，我們能說『假之』就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嗎？

【孟子】3·3說過：『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裏，文王以百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講王霸之辨，基調是尊王黜霸，但有沒有給霸道留下哪怕是一點點的空間呢？既然只靠拳頭難以服人，行霸道的人不傻，就會把仁義加進來，亦即以力假仁。我們能說這是『困而學之』嗎？你再看看：把仁義加進來以後，成就的不是小國，而是大國。我們能說這是『勉強而行之』嗎？

孟子那個時代叫作戰國時代。如果以力假仁做到極至，這個大國不就是整個天下嗎？孟子不是孜孜以求天下『定於一』（【孟子】1·6）嗎？所以，孟子說五霸『假之』並不是貶義的，而是隱隱約約寄予了某種期望。但是，朱熹未必贊成這一看法。其【孟子集注】卷13說：『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孟子說『假之』，朱熹說『竊』，兩者的含義完全一樣嗎？

假者，借也。我們試把孟子說的『假之』換成以下情形：有件東西，所有權一直是張三的，使用權一直在李四那裏。李四為何一直使用這件東西？蓋因他經過張三的同意，把東西借來了，但再也沒有歸還。既然張三同意把自己的東西借給李四，那麼，即便李四再也不歸還，我們能說李四是偷嗎？朱熹把『假之』理解為『竊』，有過度解釋的嫌疑嗎？

問題來了：我們能把仁義比作實實在在的一把鋤頭、一頭牛嗎？假如可以，仁義究竟是誰的？有沒有一個叫張三的是仁義的主人？然後，李四從他那裏借來仁義？這類提問顯然不是好的提問，甚至會讓提問者陷入死胡同。按照孟子的邏輯，仁義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仁義是具體的抽象、抽象的具體，聖人能把抽象的仁義轉變為具體的仁政。五霸之前，堯、舜、湯、武治國理政，靠的就是仁政。所謂『假之』，是說五霸出於自身利益的權衡，同樣拿仁政來打理國家。

真正的問題包括兩方面：一方面，就客觀而言，假如五霸一直拿仁政來治國，再也不行暴政，那麼，久而久之，仁義會變成五霸自身擁有的東西嗎？『黑五霸』會蛻變為『紅五類』嗎？另一方面，就主觀而言，在『久假而不歸』的情形下，五霸最終會把仁義當成自己真實擁有的東西嗎？若是如此，『黑五霸』不就成了『紅五類』嗎？

論客觀，朱熹說『竊』；論主觀，朱熹說五霸『不自知其非真有』。換成大白話，五霸再怎麼努力行仁義、行仁政，也是白搭。說到這一點，黃宗羲（1610—1695）堪稱朱熹堅定的盟友，其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孟子師說】卷1『齊桓、晉文之事』章就說：『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術：事功本之心術者，所謂「由仁義行」，王道也；只從跡上模仿，雖件件是王者之事，所謂「行仁義」者，霸也。』

回溯思想史，有些思想家並不把王霸之辨看成固若金湯的銅牆鐵壁。揚雄（前53—18）的【法言·孝至】說：『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在此，從假到真，三個月就夠了。孟子說的『久假而不歸』，至少不止三個月吧？趙岐（？—201）說：『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孟子正義】卷27錄）你客觀上行仁義，主觀上就有可能把仁義當成自己的東西。趙岐的曖昧之意躍然紙上，但骨子裏呢？他顯然是肯定五霸最終在主觀上也會把仁義當成自己所有的東西。

朱熹的【孟子集注】卷13注云：『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這是含沙射影地批評趙岐嗎？注意，趙岐只是骨子裏肯定，而『即為真有』是千真萬確的肯定語氣。那麼，朱熹是在批評同時代的思想哥們張栻（1133—1180）嗎？張栻的【孟子說】卷7曾說：『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夫假之者，未有不歸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是必因其假而有所感發於中，而後能然也。至其不歸，則孰曰非已有乎？有之者不繫於假，而繫於不歸也。孟子斯言，與人為善，而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與來世者，亦可謂弘裕矣。』張栻說【孟子】13·30是孟子『開其自新之道，所以待天下與來世者』，不就是『即為真有』的意思嗎？

在金代的王若虛（1174—1243）看來，張栻『其說甚好』，朱熹『陋哉斯言』。其【滹南遺老集】卷8【孟子辨惑】還說：『天下之人不能皆上性，君子多方教人，要以趨於善而已。故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皆在所取，以為成功則一也。若如朱氏之言，自非堯、舜，舉皆徒勞而無益，誰復可進哉？方渠未成書時，嘗有此義，質於南軒，南軒答之如今所說，而卒從己意。甚矣，好高而不通也。』這番話說得有點絕：前面一半，旨在呼應張栻說的孟子之『弘裕』；後面一半，揭秘了朱熹沒有採納張栻之說的思想史往事。

如果有興趣，再加上有時間，任何人都可以拿【孟子】13·30說的『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寫出一本不薄的小書。思想史是聚訟紛紜的歷史，不會有標準答案。要問我的意見，我只能說我們每個人都有『性之』『身之』『假之』的成分：首先有至親之情。天生就愛自己的父母、愛自己的小孩，這是『性之』。所以我們離不開家庭，一定要重情。其次有人倫之禮。『克己復禮為仁』（【論語】12·1），後天的修養、踐行十分重要，這是『身之』。所以我們離不開教化，一定要講禮。第三有社會之法。它們原本不是自己的，而是借來後再也沒有歸還，慢慢變成自己的美德，這是『假之』。所以我們離不開管理，一定要守法。

我們的一生短暫、甚至不免有些侷促，但這三種成分缺一不可。我們必須切記：『性之』『身之』『假之』均以仁義為本。現代社會既需要以德治國，更需要依法治國。仔細掂量一下，你能不清楚管理、『假之』佔有多大的人生分量嗎？你借得越久越好，甚至一輩子不歸還，此乃孟子之喜；你借一下就還回來，甚至根本就不借，此乃孟子之憂。至此，我也終於在朱熹、張栻之間做出了自己的抉擇。

（作者為中國孟子研究院尼山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