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方案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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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方案是錯誤的

易富賢　刊發時間：2009-05-04 16:34:10　光明網-光明觀察 [字體：大 中 小]

作者：易富賢

目錄

一、與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商榷

二、二胎方案已經證明是錯誤的

三、葉廷芳提案與紀寶成建議的差別

四、中國人口學界沒有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正確建議的信用

五、學者的職責是告知真相

六、放開二胎將使得人口政策變成夾生飯

七、當斷立斷，果斷停止計劃生育

筆者在2003年就認識到計劃生育的後果非常嚴重，2004年明確提出『不停止計劃生育，更待何時？』筆者一直認為需要徹底停止計劃生育而不是僅僅放開二胎。2004年以來多次駁斥了人口學界的二胎方案。本文將過去的觀點整理在一起，以說明二胎方案是錯誤的，應該徹底停止計劃生育而不能將僅僅放開二胎作為政策選項。

一、與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商榷

2008年和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連續兩年提交調整人口政策的建議，建議將目前的『一孩化』政策逐步（三五年過渡期）轉變為『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杜絕生三個，獎勵不生育』。紀校長說：『現在的情況是，據人民大學人口所的調查，中國農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低於1.8，更低於世代更替水平2.1。那1.8是一個什麼概念？「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杜絕生三個，獎勵不生育」，基本上就是1.8。』[1]

紀寶成校長顯然更加相信幾十個人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的調查（中國農村的生育率是1.9，城市是1.23，平均是1.6，），而不相信更加權威的全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樣調查數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再次證實生育率只有1.33。人民大學的1.6的生育率從哪裡來的？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的『調查』，城市生育率為1.23，那麼扣除15%的不生育人群外，另外85%的婦女平均生了1.45個孩子，也就是說城市生育婦女接近一半的人生育了2胎，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的結論可信嗎？即便不生育人口只有5%，那麼也有意味着有30%的城市生育婦女生了2胎。請紀寶成校長看看周圍的城市家庭是否有如此高比例人口生了二胎。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認為『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杜絕生三個，獎勵不生育』可以將生育率提高到1.8。其實這是毫無根據的！中國醫學界普遍認為不孕發病率在10-15%，而用當前國際上的不孕率標準口徑對2001年計劃生育調查數據的分析表明，中國原發性不孕率高達17%[2]。此外，在沒有鼓勵的情況下，就已經有相當比例單身、丁克等不生育人群。就算以最保守的15%不生育人群（不孕、單身、丁克等）計算，100個婦女只有85個生育孩子，根據紀寶成的建議，每人只能生育2個，那麼這100個婦女最多只生育170個孩子，也就是生育率只能在1.7。而這85個生育婦女只要再有5個人響應紀校長提出的『獎勵不生育』，那麼生育率連1.6都達不到。

紀寶成校長顯然將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當成了發達國家，認為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是2.1。其實，世代更替水平是一個變量，不是衡量，取決於嬰幼兒死亡率、兒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和出生性別比等多項指標。比如，發達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只有3‰到5‰，5歲一下兒童死亡率只有6‰左右，而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和5歲說下兒童死亡率卻分別高達30‰、37‰。發達國家出生性別比保持在正常的105左右，而中國出生性別比從1980年代開始就不斷攀升，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中國0-4歲性別比高達123。中國的兒童死亡率、青少年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也都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因此，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應該遠比發達國家要高，中國需要平均每個婦產生育2.3個以上孩子才能保持世代更替[3]。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院翟振武院長也認為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應該在『2.31或者更高一點』[4]。中國的最佳生育不是1.8，而是2.3以上，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1.8的生育率是非常危險的（何況僅僅放開二胎是不可能將生育率提升到1.8的）！

依照紀寶成的逐漸過渡、三五年全面放開二胎的觀點，意味着絕大多數1970年代的人都喪失了再生育的機會，連1980年代初出生的也已經錯過了黃金生育年齡。

二、二胎方案已經證明是錯誤的

1、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國家平均HDI為0.774，平均生育率為2.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平均HDI為0.769，平均生育率為1.9。新加坡、韓國1988年的HDI為0.8，生育率分別只有1.62、1.56。泰國的HDI與中國非常接近，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現在生育率分別只有1.6。2008年中國的HDI達0.8，人均GDP達2000美元，人均國民總收入步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根據各國經驗，即使停止計劃生育並千方百計鼓勵生育，生育率也會下降，很難穩定在1.8。

2、越南、朝鮮都是中華文化圈，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發展水平比中國落後，朝鮮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但是現在朝鮮生育率只有1.9。越南計劃生育比中國晚十幾年(生育文化破壞沒有中國嚴重)，都允許生2胎，一些特殊情況可以多生，執行力度沒有中國大，2003年人均購買力只有中國一半，人類發展指數為0.704(相當於中國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於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於政策生育率)。

3、伊朗是穆斯林國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當今世界最為頑強的生育文化。1989年開始鼓勵(不是強制)每個家庭只生2個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從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2005年內賈德當選總統，他反對『兩個孩子就夠了』的政策。雖然伊朗的計劃生育只是提倡生育二胎，而總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是由於『提倡二胎』的計劃生育破壞了生育文化，生育率卻難以回升(預計還將繼續下降)，2008年生育率又只有1.7左右。伊朗如此頑強的穆斯林生育文化在計劃生育(還只是提倡二胎)就已弱不經風，中國的情況可想而知。停止計劃生育後伊朗沒有出現『補償性生育高峰』，中國還會出現高的生育高峰？2005年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759，比中國的0.777還要低，而伊朗在沒有生育限制(甚至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08年生育率只有1.7。

4、韓國1962年、台灣1965年僅提倡二胎，但是由於生育文化的破壞，現在雖然在努力鼓勵生育，但生育率只有1.1了，後悔莫及。而中國的生育文化遭到多重打擊，更加難阻生育率的下降。

5、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從1980年代開始試點"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現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八百多萬人口的長達二十多年的試點難道還不說明問題？

6、新疆建設兵團漢族人口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後改為允許生二胎，但是由於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態』，『十五』時期，新疆建設兵團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長陽、五峰兩縣地處老、少、邊、窮山區，前幾年經省人大批准在全縣實行普遍允許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來，既沒有出現出生堆積，也沒有出現生育反彈，2007年這兩縣生育率分別只有0.88、0.90了。

7、允許獨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車薪。計生委和主流人口學家認為全國已累計有近1億獨生子女，雙獨可以生二胎，將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其實就算這『近1億獨生子女』在1980年到2007年之間平均分配，那麼每年只有370萬獨生子女（其實不到370萬，因為還有少部分是1970年代出生的）。目前政策只允許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生育二胎（河南還例外）。根據1990年人口普查數據，1980年到1990年出生性別比平均為109，那麼每年的370萬獨生子女中只有177萬獨生女；而1980年到1990年平均每年總出生人口2200多萬。就是說，今後幾年1個育齡獨生女面對的是1.1個獨生子和5.4個非獨生子，她們的配偶是獨生子的概率很低，這177萬獨生女中只有30萬左右與獨生子結婚，對總人口增加幾乎沒有影響。即便每年177萬獨生女全部可以生二胎（政策生育率為2.0，比目前的1.38多0.62），考慮到15%左右的單身、不孕不育人群，也不過多出生93萬人口；即便只要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二胎，每年多出生不超過170萬人口，相對於上千萬總出生人口來說比例也不大，也只是杯水車薪，這樣的微調不能成為阻止人口政策調整的理由。有人可能會說，城市在1980年開始就是獨生子女政策，城市雙獨夫婦就很高了。那麼，我們看看1980年代出生的城市獨生子女到底有多少？中國城鎮人口比例1982年為20.6%，1990年為26.23%，2000年為36.09%，2005年為42.99%。就是說，整個1980年代城市人口比例平均為23%。以平均25歲生孩子計算，1980年到1990年孩子的母親是1955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孩（共1.01億，平均每年918萬），23%是城市人口的話，每年211萬。這些女孩到1980年代是育齡婦女，都生一孩的話，每年出生211萬（依105：100的出生性別比計算，每年出生女孩102萬），1980年代出生的這些女孩現在開始成為生育婦女。而2005年相對於1980年代來說，城市人口比例增加1倍(而年輕人比例遠不止增長1倍)。這增加的城市人口中，大多是農村素質比較高的，他們進城後在婚配選擇中並不居於弱勢，就是說城市的每年102萬的女孩最多只有一半（不到50萬）是與城市的男孩結婚，每人多生育1個孩子，每年也只多出生50萬。並且1980年代城市人口並不全部是獨生子女，那麼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城市夫婦平均每年不到50萬對，對總人口影響更小。

國際國內的經驗都說明僅僅放開二胎是不夠，二胎方案是錯誤的。為什麼要用已證明是錯誤的方案(二孩政策)取代另一個錯誤政策(獨生子女政策)？為什麼不直接採納正確的方案（停止計劃生育）？

三、葉廷芳提案與紀寶成建議的差別

2007年全國政協委員葉廷芳教授聯名29位政協委員提交了要求停止獨生子女政策的提案，並做成書面發言，使得該提案的內容得以在3月15日見報，3月16日上電視，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該提案認為：『獨生子女不能跟兄弟姐妹一起玩樂，只能成天圍着父母轉，其自然成長的天性受到壓抑，不利於其健康成長。從人的情感層次講，至少可分為親情、友情和愛情，親情方面包括父母之情、夫妻之情、叔叔嬸嬸、舅舅舅母、姨父姨母及堂兄妹、表兄妹等。現在堂、表這些層次都沒有了！這是人倫的缺陷，必然導致人性的變異。』

葉教授等人的這個提案除了是第一個向外公布的明確提出『停止獨生子女政策』的提案外，還有濃濃的人文氣息，該提案必將載入史冊。該提案既沒有提『逐步過渡』，也沒有提『杜絕生三個、嚴格控制農村地區的多胎生育』，更沒有提『獎勵不生育』。葉教授是1930年代出生的，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了比較好的傳統人文熏導。而後面由於政治運動頻繁，1940年代以後出生的大多沒有接受完整的人文教育。葉教授等人的提案唯一的遺憾的地方是『恢復原先的「一個不少（必須是自願），兩個正好」方針』，如果不提這一點，將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提案。

葉教授作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當時對網絡反思計劃生育的觀點並不熟悉，他本着自己對人口問題的理解，提出『兩個正好』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幾十年來計生委開動強大的輿論工具，宣傳中國人口會失控、人均資源短缺，葉教授可能對停止計劃生育也有顧慮。後面葉教授看了我的觀點之後，表示認同我的觀點，他說：『目前的計生政策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失誤!』我想如果葉教授在了解我們網絡反思計劃生育的觀點之後，還能連任政協委員的話，他應該不會只提放開二胎，而會提停止計劃生育的提案。

而紀教授作為人民大學校長，有人民大學人口所為理論後盾，但他所提的人大建議，既缺乏人文關懷（比如『杜絕生三個，獎勵不生育』），從人口學角度也還達不到葉廷芳的政協提案的高度。

四、中國人口學界沒有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正確建議的信用

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人口學的主要發源地（以馬爾薩斯和馬寅初理論為理論基礎）。但是事實表明，以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為代表的中國主流學者幾十年來主要『研究成果』都是錯誤的。從1970年代的劉錚、鄔滄萍到現在的翟振武，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在中國人口政策制定和調整上自始至終都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鄔滄萍教授是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學術泰斗。根據【北京日報】的報道，鄔滄萍教授主要有以下成就[5]：

1、在1979年撰寫了全國第一份人口研究報告，"提倡一個夫婦生一個孩子"；現在看來這個觀點後患無窮。

2、率先提出了"分母效應"和"分子效應"的理論，這一極為荒謬的觀點誤導了幾代決策層。

3、雖然提出了"未富先老"這個概念，但是卻用『巧婦能為無米之炊』的思路『提倡一個夫婦生一個孩子』來解決。

4、參加了十一五規劃，做出結論，還是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現在中國生育率是1.8（篡改的數據），認為在十一五時期，就是到2010年以前，還是穩定在1.8這個水平為好。從而阻止了人口政策調整。

2004年於學軍提出『一個家庭兩個孩子的政策更合適』，被鄔滄萍在媒體上罵了一通，認為於學軍只能代表個人[6]。

鄔滄萍在【同舟共進】雜誌2009年第4期發表文章【合理控制人口是我國的必然選擇】再次反對調整人口政策，他認為：『用放寬生育率的方法應對人口老齡化不過是「揚湯止沸」』[7]。鄔滄萍的這一觀點與翟振武以前提出的觀點完全一致，我在2006年就駁斥了翟振武的這一觀點以及其他更為荒謬的觀點[8]。

其他主流人口學家也一樣，在國際國內權威刊物發表了很多文章，但是卻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比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後，中國出生性別比不斷攀升，但是北京大學人口學教授曾毅等人在權威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是女嬰漏報。國家計生委在1994年公布的【關於防止出生嬰兒性別比升高的意見】中指出:『一些專家和有關部門認為,80年代以來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統計數字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瞞報、漏報出生女嬰,在高出正常值的統計數字中大約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瞞報、漏報女嬰引起的』，國家計生委的這一觀點就是採用曾毅等人的分析結論和觀點。現在證明是錯誤的，連國家計生委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出生性別比確實嚴重失衡。他們的錯誤理論導致中國錯過了治理性別比的時機。

1992年調查第一次出現低生育率時，曾毅等主流人口學家在國際國內權威雜誌發表文章認為是出生漏報。他們的『成果』誤導性非常大，國家計生委一直用類似的思路一次次將1.2到1.3的超低生育率篡改成1.8，從而一再阻止了人口政策調整。現在證明這些觀點是錯誤的，『漏報』的孩子並沒有找回來，國家統計局多次調查和人口普查結果都顯示當年確實是低生育率。

胡鞍鋼在1980年代就斷言中國人口上限，為計劃生育提供理論依據。1999年胡鞍鋼向中央提出『十五』計劃制定的建議：繼續計劃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齡化改變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應保持其穩定性和連續性[9]。

海涅說過：『我相信妨礙大多數德國學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論述宗教和哲學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缺乏才能。我相信他們不敢把自己思維的種種結果告訴人民，是由於他們對這些結果有所顧慮。』現在一些學者只敢提二胎，是因為他們對停止計劃生育有顧慮。比如現在曾毅、胡鞍鋼等人又臆想調整人口政策會出現堆積高峰，不利於人口平穩發展，提出『二孩晚育軟着陸』方案（這一看似開明的建議，其實是讓現在的絕大多數育齡人口基本沒有生育二胎的機會）。曾毅說：『我在很多學術會議上也反覆的強調我的一個觀點，就是說人口增長一定要非常慎重，千萬不能夠『一窩蜂』的一下子來個突然的改變，因為人口問題有一個關係，而且可能會產生堆積的問題，如果你突然一下子把政策放寬，大家都來生男孩，那你這個麻煩了，一兩年之內產生生育高峰，大批的孩子就集中到這一兩年，等這些孩子長到4、5歲要上幼兒園了，幼兒園緊張，上小學了，學校沒有，但是等這些人一過了，你新蓋的又空了，整個社會會帶來很大的混亂，所以我非常贊成現在政府的決策就是要慎重，要充分的研究，要充分的試點，逐步的來完善，而且我一直主張要繼續抓緊晚婚晚育這個人口問題治理和把關，因為有晚婚晚育就不會造成這種堆積，造成這種短時間的失控。』[10]胡鞍鋼說：『調整生育政策，至少需要花一代人時間，並且需要精心設計，同時要由國家人口計生委支持和監督，總結經驗、穩步實施，不應急於一下子推開，以免引起國內外強烈震動。』[11]

由於『學術爬蚤心態』，這些年來一些開明派學者膽戰心驚地多次向中央建議，『在國家計生委指導下』，『經過試點』，『先點後面』，有條件地逐步放開二胎，防止多孩。他們的建議甚至還不如紀寶成的提議。依照他們的『試點』、『逐漸過渡』的觀點（1980年代，八百多萬人口的二胎試點，一試就二十多年，難道還不夠？），1970年代出生的根本沒有生育二胎的希望。

而計生委系統和保守派人口學家卻『非常自信』，他們也給中央上了書，呼籲穩定現行政策不動搖。最後中央採納的是保守派的觀點。『十一五規劃』時人口政策紋絲不動。中國社科院全部委員程恩富與一些保守派人口學家合作，更是得出了要實行比現在更加嚴格計劃生育的結論。程恩富在2009年全國人大會議上『理直氣壯』地正式提交了『城鄉一胎、嚴禁三胎、獎勵無胎』的建議，並在媒體高調宣傳[12]。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王東京教授認為計劃生育計劃掉了3億多人，但還不夠[13]；魏津生魏津生（國務院參事、國家計生委人口雜誌社社長）認為現行生育政策在『十二五』甚至更長的時間內都不能變[14]。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更是提出要將中國人降低到3億。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楊支柱先生感嘆說：『沒研究的氣壯如牛，有研究的心驚膽戰』。

筆者對人口學界的這種保守觀點雖然也一直很氣憤，但是也還是有一些理解。因為就像三隻小豬的故事一樣，大家都是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籠子裡面的小鳥，農民和自由職業者是稻草籠子裡的小鳥（畢竟還有相當部分勇敢的小鳥能夠衝出籠子），公務員、國企單位的員工是木頭籠子的小鳥（衝出籠子的可能性大為減少），而人口學界是鐵籠子裡面的小鳥。中國人口學會的名譽會長、會長都是原國家計生委主任，常務副會長是國家計生委副主任，人口學界的所有利益都捏在計生委手上，人口學學界向中央的一些提議都還是委託計生委代為提交的；人口學界超生率都幾乎為零，就更加沒有從理論上衝出籠子、顛覆籠子的能力和勇氣了。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總結說：『須知碗中肉，常賴嘴定奪『，『苟且偷生真要義，理直氣壯說假話。』稻草籠子和木頭籠子的絕大多數小鳥連超生都不敢，那麼也就不要過於苛求鐵籠子的小鳥的勇氣了（他們在籠中嘰嘰喳喳叫幾句已經是難能可貴了，他們需要有比常人更大的勇氣才能做到這一點）。只能說，大家都不容易！

由於人口問題的高度遠遠高於鐵籠子，而鐵籠中的小鳥連籠子都沒有衝出過，更沒有在人類屋頂上站過，那麼也就別指望他們對人口問題有什麼前瞻性的觀點了（從人口學泰斗鄔滄萍、中華人口獎獲得者曾毅等人的觀點就可見一斑）。因此顛覆籠子的任務根本不能苛求鐵籠中的小鳥（他們如果能夠使上一點力就不錯了），而只能指望鐵籠外的力量（非人口學科）。但是比較滑稽的社會現實是，鐵籠外的民眾、社會賢達（包括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和媒體人士卻反而一個勁地往鐵籠里鑽，附和着人口學界的二胎方案，給人一種假象：只有獨生子女政策是錯誤的，而二胎方案是正確的。

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則無所得矣。這些年來，人口學界膽戰心驚地提了很多個『逐漸過渡』的二胎方案，但是在計生委和保守派人口學家的大膽狙擊下，人口政策紋絲不動（『無所得矣』）。如果人口學界真的是想調整人口政策，而不僅僅是為了自己心安，那麼就不應該只提放開二胎了！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學家是『純粹的江湖騙子』。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講過:『我學習經濟學是為了不受經濟學家們的騙。』其實在國際上，人口學比經濟學更加不成熟，所有人口理論的實踐者（如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伊朗、越南、中國大陸），從長遠看，都是受害者。而沒有受人口理論影響的印度、巴西等國，卻相對來說能夠保持比較好的人口結構。這是因為國際人口學也是建立在馬爾薩斯理論基礎上的，國際主流人口學家也不過是馬爾薩斯籠子裡的小鳥，現在這些小鳥們仍然通過聯合國人口基金髮出共鳴聲：呼籲發展中國家積極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控制人口。

藥理學雖然也出過錯，比如反應停事件，但是如果沒有藥理學這個學科，不可能有大量新藥研製出來，因此整個學科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如果從來就沒有人口學這門學科，世界人口問題不會比現在差。韓國人口政策調整也因為人口學家的參與而變成了夾生飯。就是說，人口學的過去是黑暗的，是一門不應該存在的學科。人口政策攸關每一個家庭的利益，涉及到很多學科內容，對人口政策調整最沒有發言權的恰恰是人口學界。

可見，主流人口學家根本沒有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正確建議的信用。他們過去的觀點一次次被證明是錯誤的，為什麼現在還迷信他們的觀點？

五、學者的職責是告知真相

學者的職責是根據事實判斷，而不是根據價值判斷。 學者的作用是告知真相，高舉明燈，引導民意，而不是跟着民意走。雖然普通老百姓和決策層暫時不一定走得那麼遠，但是如果有明燈在那裡，至少讓大家知道了方向。如果學者提前『妥協』自己的觀點，等於自己將水攪渾，那麼決策層和公眾怎麼能夠知道人口真相？

一些學者以為『妥協』容易為決策層接受。而另外一些人口學家與其說是為了政策連續，為了讓政府容易接受，不如說是自己的認識不足，缺乏反省過去觀點、與過去錯誤觀點決裂的勇氣。他們表面上是為政府找台階，其實是為自己找台階，將責任往決策層推。與其說是妥協，不如說是『誤導』。人口學界妥協了十多年，也誤導了十多年。民族的衰亡往往從學者的短視開始！人口學家要學『發揚』的左宗棠，不要學『忍耐』的李鴻章。

有什麼樣的認識水平，就有什麼樣的結論。梁中堂1979年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1980年代提出用二胎方案替代獨生子女政策；李建新教授多年前也提出放開二胎。在當初那種時代背景下，他們提出二胎方案無疑是非常有意義的。但是隨着時代的變遷和認識的深入，梁中堂明確提出『不如讓人們自由決定婚育』[15]，李建新提出『開放生育政策，天塌不下來！』[16]

戰略的準確比戰術的精確更為重要。戰術能力是可以通過學習而提高的（名校出經理），但是戰略能力卻不容易通過學習而提高（只有10%的企業家畢業於名校）。但是中國的學界普遍『重戰術』而『輕戰略』。梁中堂在戰術能力可能不如宋健、鄔滄萍、曾毅、翟振武等人，但是在戰略上他卻遠遠比宋健、鄔滄萍、曾毅、翟振武等人站得更高。比如曾毅的『二胎晚育軟着陸』，有數據有模型，完全可以在國際權威雜誌上發表好幾篇文章，但是從戰略角度看，還不如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梁中堂1980年代的二胎方案雖然也是妥協方案，但是相對於獨生子女政策來說是進步，尤其是在當時的政治和學術環境下，梁中堂教授能夠堅持自己的觀點，並積極上書讓中央採納他的觀點試點，其道德勇氣和政治勇氣是非常令人敬佩的！現在停止計劃生育也難以防止人口銳減，而網絡民意也已經覺醒，停止計劃生育的呼聲已經很高，筆者的停止計劃生育的提案在2009年人民網E兩會3691個提案中高居榜首[17]。這個時候提二胎方案從微觀上看似乎仍然是進步力量，但是從宏觀上看其實是阻礙力量了。民意可用，要利用強大的民意果斷停止計劃生育，而不要將停止計劃生育的民意稀釋成『放開二胎』。

學術研究（research）本身就是探索的過程，Search + search = research。尤其是中國人口學生存環境非常差，在過去那種為計劃生育服務的宏觀指導思想下，學者得出一些錯誤結論是難免的，不必苛求他們過去的觀點都正確。人口學者應勇於修正自己過去的一些觀點，而不必有太多的顧慮。應該面向未來，而不應拘泥於與過去觀點的銜接。人口學必須浴火重生，學者要勇於衝出鐵籠、違師背祖（中國人口學的祖師是馬爾薩斯、馬寅初、宋健、田雪原等人），而不能抱殘守闕。梁中堂、郭志剛、陳友華、穆光宗、李建新等人也確實是在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的，開展獨立研究，他們讓人敬佩和感動！還有更多的年輕學者正在『違師背祖』，他們是中國人學的希望！

中國人口學的當務之急是逆轉研究方向，擺脫新馬爾薩斯人口論束縛。方向轉變之後，中青年人口學者再精刻細雕，完善新人口理論。舊人口學是一門走入死胡同的學科。新人口學卻有光明的未來，由於人口結構與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高度相關（比如美國的保險業就高度重視人口結構），今後的人口學將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

六、放開二胎將使得人口政策變成夾生飯

人口是國家的根本。從歷史角度看，現在人口政策微小的差異，其後果的差異都是巨大的。人口政策的失誤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紀寶成校長提出三五年之後才全面放開二胎，對於這個二胎政策到底延續多長，沒有下文。我想作為一項政策，至少需要穩定10年（如果二胎政策只執行三五年的話，那還不如一次性停止計劃生育），也就是到2025年左右才有望停止計劃生育。人口學界的『逐漸過渡』比紀寶成還要保守。汪苹委員2009年的提案比紀寶成的提案要開明，她提出現在立即放開二胎，在20至30年間，逐步放開至沒有生育限制。依照汪苹委員的提案，也要到2030年之後才能完全停止計劃生育。

目前20-29歲育齡婦女超過1億，但是每年出生人口只有1300萬左右。而從2010年開始，20-29歲育齡婦女人數將直線下降，到2025年只有6000萬（每年600萬），下降40%。即便放開二胎，生育率也難以穩定在1.6。就算以紀寶成教授的1.8的生育率計算，那麼每年出生人口也將從1800萬急劇下降到2025年的1000萬左右。而從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躍進幾年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萬左右或者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萬，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開始死亡，中國將出現一個長達幾十年的人口『泄洪』期，中國每年死亡兩三千萬，是現在的兩三倍。放開二胎不但近期都難以防止人口減少，並且將使得今後的育齡婦女數量不足，無法應對人口泄洪。

筆者一直認為，多樣性非常重要，筆者在新華社【環球】雜誌2009年第4期發表了一篇文章：【多樣比完美更重要】[18]。陳友華教授認為生育的多樣性尤為重要。生育的多樣性是人類能夠繁衍下來的重要保證，古代很多婦女生育十多個，但是也有很多婦女的孩子全部夭折，由於生育的多樣性，人類社會能夠繁衍下來了。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一個正常的社會是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部分家庭生育一兩個，部分家庭生育四五個。現在美國有生育18個孩子的夫婦，但是更有大量單身和丁克，由於生育的多樣性，使得美國生育率能夠穩定在2.1附近。韓國現在生育率只有1.1，但是仍然有生育13個孩子的夫婦；如果韓國沒有生育多樣性，那麼韓國的生育率將連0.8都達不到。而二胎方案與獨生子女一樣破壞了生育的多樣性，中國生育率根本不可能如紀寶成所說的穩定在1.8，而是不斷下降，在可預見的將來將連1.1都難以維持。

放開二胎，不能有效『稀釋』光棍問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性別比不斷攀升。1980年以後的出生人口中，累計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萬以上。這三千多萬光棍的存在將使得今後家庭不穩定，很多家庭將長期處於內戰狀態。而解決性別比問題，除了停止計劃生育外（通過婚姻的時差現象），別無他法。僅僅放開二胎是不夠的。1980年到2009年是『製造』光棍的年段，這個時段的育齡母親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育齡婦女高峰，而2010年開始，育齡婦女將急劇減少（2025年的20-25歲育齡婦女將不到1992年的一半），所生女孩數本身就少，而積累的光棍數是三千萬。如果僅僅只是放開二胎的話，所生的女孩絕對數更是非常有限，更難以稀釋積累的男光棍。

放開二胎，由於大幅增加出生人口，不能有效緩解老年化。

放開二胎，生育權只得到部分歸還，還有很多問題（如強制結紮、上戶口、准生證、罰款等）是無法解決的。現在農村有一半的人本來就可以生二胎，僅僅放開二胎的話，這一半農村人口根本沒有獲益。

七、當斷立斷，果斷停止計劃生育

韓國1962年開始提倡二胎，隨着經濟的發展，生育率急劇下降，1990年代初期只徘徊在1.65左右。1996年韓國總統金泳三調整人口政策，放開對生育的限制，這本來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政績。但是可惜的是，在人口學家的誤導下，強調『政策連續性』，擔心會出現『堆積生育高峰』，滑稽地將目標生育率定在1.6，提出要『穩定低生育率』、『關愛女孩』，縮手縮腳，沒有逆轉生育文化，沒有出台提升生育率的的政策，韓國的人口政策變成了夾生飯，生育率不升反降，生育率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5年的1.08。本來金泳三有望因為調整人口政策而成為韓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但人口政策調整變成夾生飯，沒有任何政績可言。

台灣、新加坡等地的人口政策調整也靜悄悄了，沒有逆轉生育文化，以致生育率不斷下降，現在只有1.1左右了。

韓國、台灣、新加坡、伊朗等地僅僅是因為提倡二胎，生育文化就已經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強制性獨生子女政策已經三十年了，漫天鋪地的計劃生育宣傳已經使得少生文化在民眾心裡根深蒂固。從長陽、五峰、新疆建設兵團等地情況看，僅僅放開二胎根本無法撼動生育文化，也因此難以真正提升生育率。

筆者擔心的是，即便中國真的停止計劃生育，但是用一個肯定過去計劃生育的成就、平穩過渡的方式，由於不能觸動生育文化，那麼今後生育率也很難提升。今後鼓勵生育的任務非常艱巨。

人口政策的調整不要拘泥於政策連續性，不要先僅僅放開二胎（尤其是不要採納『二孩晚育軟着陸』方案），過五、十年又調一次人口政策。老子曾經說過，『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左傳】叔向也說，『國將亡，必多制』。頻繁地改動法制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容易讓利益集團『挾法以自肥』。僅放開二胎一方面對政策沒有震動力，一方面將使得人口政策調整變成夾生飯，今後將非常被動。即便真的放開二胎，很快就會形成制度定勢，漫長的時間內又將難以改正。1980年代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依照一些中央高層的說法，是只能實行15年（鄧小平等領導也說只能實行30年），並且在13大報告中根本沒有提"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但是一旦形成利益集團，制度就必然形成定勢，獨生子女政策快30年了還沒有廢除；八百萬人口的二胎試點，二十多年了，還只是試點。

由於計生委和人口學界的阻攔，中國早已錯過了最佳的停止計劃生育的時機，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已經太晚了，如果再用『二胎方案』耽誤一段時間，那麼是萬劫不復了！

計生委利益集團的阻攔是天然的，根本不必看他們的眼色。關鍵是需要依賴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溫家寶總理在2009年3月13日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也指出，中國的人口優勢是發展的重要條件。人民網和新華網等官方論壇都允許討論『停止計劃生育』。可見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不在高層，而在計生委和人口學界。

2008年國家部委編制調整，國家計生委縮編到只有143個，不到國家發改委的1/7，是所有部委中最少的。國家計生委也說，全國計生系統也只有50萬（相當部分還是兼職）。撤銷計生委並不是難事。並且不能因為顧忌到這50萬人的利益，而每年損失數百萬可世代相傳的人口。對於社會來說，停止計劃生育和放開二胎的衝擊力是一樣的。對於決策層來說停止計劃生育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政績，而放開二胎將使得人口政策變成夾生飯。停止計劃生育的阻力不見得比放開二胎大（停止計劃生育，等於無視計生委；放開二胎，時刻面臨計生委的阻力）。

當年大躍進的時候，如果當時決策層採納學者『妥協』、『政協連續性』的觀點而逐漸過渡政策，那麼情況會怎麼樣？人命關天的事情能夠『過渡』嗎？

因此這次人口政策調整要面向未來，高調停止計劃生育，轟轟烈烈，給大眾一擊驚醒，逆轉生育文化。

注釋：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04/content_9169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