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复兴与国学热潮

未牧

狰狞头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转遥。一片黑云横谷口，谁知步步犯佳苗。

初调

我有芒绳募鼻穿，一回奔竟痛加鞭。从来劣性难调制，犹得山童尽力牵。

　　书院复兴与国学热潮

　　对于近几年书院的再次兴起，“国学热”自然充当了助燃气，不过书院的盛行也同样反作用于“国学热”，它使国学的复兴变得根基更加深厚，养料更加充足。因为相比于其他方式，书院可以使国学的内涵得到更好的传播。当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时，主体意识的强调也就开始变得刻不容缓，而主体意识又恰恰只能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中寻找，因为，只有在本国的文化中，才能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撑点。也正是基于如此原因，人们才恍然大悟般地开始了重返传统之旅。

　　历史中的必然选择

　　“与以往相比，您怎么看待当下全国各地都在营建书院的举动?”一个问题抛出后，记者得到了众多有理有据的回答。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牟钟鉴回答道：“可以说，各地书院建设是当前‘国学热’的组成部分。书院是弘扬国学的一种形式，国学是书院教育的内容。进一步说，书院能够使国学不停留在一阵风式的暂时热度上，而为持久的研究、传承、弘扬搭建坚实平台。在培育国学人才、养成健全人格、改善社会风尚、传播民族文化上下工夫，它必将得到社会认可，而且有着光明的前途。从深层说，国学的活跃、书院的兴起都是中华文化复兴和重建的表现。”

　　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则表示，“我认为当前书院重建至少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传统书院以多种形式与名目复活并参与现代文化教育活动；二是书院营建者和主持者的身份也呈现多样化特征。”

　　在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看来，现在之所以会兴起书院的热潮，是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存在某些缺陷，学校是人成长的重要地方，而现代教育是很工具性的，是商品社会生产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这样不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书院注重“人”的教育，求知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组成部分。

　　有人觉得，书院复兴的热潮是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的缺陷，期待以传统的师徒授受方式，更注重对“人”的教化养成；也有人认为，书院的存在为众多身份不同的思想者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同时，还有人寄希望于这种自在的学习方式能够冲撞刻板的学术藩篱，并培养或显现出几位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

　　总之，无论究竟出于哪种原因，书院的再次兴起已成为现实，而这也意味着国人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已经开始有了渴求。对于这一现象，所有身在其中的专家学者自然感到欣慰。朱汉民和邓洪波曾经受伤的心就由此得到了一点慰藉。

　　因为早年间，当他们到韩国时，曾惊讶地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头像，而是韩国最有名的一所书院――陶山书院。后来他们还发现，在岳麓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从不直呼朱熹名字，遇到中国学生如此称呼，他们也会板着脸立即制止，生气地表示，应该称为“朱子”才好。

　　同时，这几年开始转向东亚书院研究的邓洪波还在日本发现，有些书院一直遵循着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每次升旗仪式时，都会高声齐唱书院学规。对此，邓洪波曾经感慨过，“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之时，大家只能到国外去寻求研究样本，此话说来颇让人痛心。

　　还好，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循环往复间调整着脚步。如今，当现代化和全球化使得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面对众多其他文明时，中华文明欣然接受了挑战，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不过，中国人现在急需的正是一种新的文化，同时，还有一种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文化载体和组织。此时，书院的复兴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如今有不少已经非常“博物馆化”，但是，它所具有的教育精神，它所提倡的自发性的学习和教育方式，还有其纯净的学术环境，对于人的道德人格与社会良心的培养等等，都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一个世纪的轮回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不过，在中国，书院的数量并不是一直呈直线上升的，其境况也同样如此，在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书院都曾体会过衰落，也品尝过兴盛。所以，曾有人说，书院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的兴衰史，便是中华文明的示波器。邓洪波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

　　在中国，书院最糟糕的经历应该起始于上世纪初，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西学堂，自此，书院才开始销声匿迹。随后，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书院被完全抛弃。甲午战争之后，以前被国人看不起的日本大胜，这使得国人免不了开始反省，于是，当时派出许多人带着“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问题到日本学习。最终，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此后，西学之势便迅速刮遍了大江南北，占了上风，而科举制度和书院一时间则成为了拖累中国、使我们被动挨打的废旧文化。

　　有关书院寥落的背景，朱汉民的分析最为简短直接：晚清中国文化在与西学的对抗中逐步败退，当时人们想学习西学，于是开始有学堂，比如船政学堂。晚清那时就已经出现了两套教育制度，传统书院和现代学堂，但还是以传统为主。1901年，光绪所下的有关改书院建学堂的诏令没多久就夭折了，不过后来慈禧的新政，在教育和工业方面甚至比光绪走得还要更过头一点，完全废除了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实行西方的分科制度并且分成了文理工。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

　　可事实证明，如此改革并不是一条走得通的光明大道。其实早在五四之后，有一批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像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开始认识到废除书院的做法是过激行为。早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就曾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他一直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对于这些人而言，书院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当然，这魅力对于每个人而言也并不相同。

　　比如毛泽东就更看重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授知识，最后拿取文凭。所以，1921年，毛泽东才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而钱穆则更看重书院的文化传承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选择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之所以把地点定于香港而非台湾或大陆，正是因为他深知那里是殖民地，更需要提携传统文化。

　　早年间，季羡林先生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曾感叹道：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如今，经过一个世纪的轮回，这已经被废弃多年的另一条腿终于又开始踏上征程，并且是以全新的面貌。朱汉民就曾在采访中强调过：“如今的书院就是要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