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復興與國學熱潮

未牧

猙獰頭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轉遙。一片黑雲橫谷口，誰知步步犯佳苗。

初調

我有芒繩募鼻穿，一回奔竟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製，猶得山童盡力牽。

　　書院復興與國學熱潮

　　對於近幾年書院的再次興起，『國學熱』自然充當了助燃氣，不過書院的盛行也同樣反作用於『國學熱』，它使國學的復興變得根基更加深厚，養料更加充足。因為相比於其他方式，書院可以使國學的內涵得到更好的傳播。當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高時，主體意識的強調也就開始變得刻不容緩，而主體意識又恰恰只能從中國自身的文化中尋找，因為，只有在本國的文化中，才能尋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撐點。也正是基於如此原因，人們才恍然大悟般地開始了重返傳統之旅。

　　歷史中的必然選擇

　　『與以往相比，您怎麼看待當下全國各地都在營建書院的舉動?』一個問題拋出後，記者得到了眾多有理有據的回答。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尼山聖源書院院長牟鍾鑒回答道：『可以說，各地書院建設是當前「國學熱」的組成部分。書院是弘揚國學的一種形式，國學是書院教育的內容。進一步說，書院能夠使國學不停留在一陣風式的暫時熱度上，而為持久的研究、傳承、弘揚搭建堅實平台。在培育國學人才、養成健全人格、改善社會風尚、傳播民族文化上下工夫，它必將得到社會認可，而且有着光明的前途。從深層說，國學的活躍、書院的興起都是中華文化復興和重建的表現。』

　　嶽麓書院教授、中國書院研究中心主任鄧洪波則表示，『我認為當前書院重建至少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傳統書院以多種形式與名目復活並參與現代文化教育活動；二是書院營建者和主持者的身份也呈現多樣化特徵。』

　　在嶽麓書院院長朱漢民看來，現在之所以會興起書院的熱潮，是因為現代教育體制存在某些缺陷，學校是人成長的重要地方，而現代教育是很工具性的，是商品社會生產的標準化，大批量生產，這樣不利於人才多樣化發展。書院注重『人』的教育，求知只是一個完整的『人』的組成部分。

　　有人覺得，書院復興的熱潮是針對現代教育體制『批量化、標準化』的缺陷，期待以傳統的師徒授受方式，更注重對『人』的教化養成；也有人認為，書院的存在為眾多身份不同的思想者提供了創新的空間；同時，還有人寄希望於這種自在的學習方式能夠衝撞刻板的學術藩籬，並培養或顯現出幾位可以稱之為『大師』的人。

　　總之，無論究竟出於哪種原因，書院的再次興起已成為現實，而這也意味着國人對於自己的民族文化已經開始有了渴求。對於這一現象，所有身在其中的專家學者自然感到欣慰。朱漢民和鄧洪波曾經受傷的心就由此得到了一點慰藉。

　　因為早年間，當他們到韓國時，曾驚訝地發現，韓國的千元紙幣上印的並非國家領導人的頭像，而是韓國最有名的一所書院――陶山書院。後來他們還發現，在嶽麓書院學習的韓國留學生從不直呼朱熹名字，遇到中國學生如此稱呼，他們也會板着臉立即制止，生氣地表示，應該稱為『朱子』才好。

　　同時，這幾年開始轉向東亞書院研究的鄧洪波還在日本發現，有些書院一直遵循着白鹿洞書院的學規，每次升旗儀式時，都會高聲齊唱書院學規。對此，鄧洪波曾經感慨過，『禮失而求諸野』，當我們的書院幾乎都變成了文物單位之時，大家只能到國外去尋求研究樣本，此話說來頗讓人痛心。

　　還好，歷史的發展總是在循環往復間調整着腳步。如今，當現代化和全球化使得每一種文明都必須面對眾多其他文明時，中華文明欣然接受了挑戰，這也為中國帶來了更多文化和思想的資源。不過，中國人現在急需的正是一種新的文化，同時，還有一種實現這一文化任務的文化載體和組織。此時，書院的復興也就成了歷史的必然選擇。雖然書院這種獨特的教育機構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如今有不少已經非常『博物館化』，但是，它所具有的教育精神，它所提倡的自發性的學習和教育方式，還有其純淨的學術環境，對於人的道德人格與社會良心的培養等等，都依然值得今天的人們學習和借鑑。

　　一個世紀的輪迴

　　書院，起源於唐代，興盛於宋代，是中國古代教育史、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組織形式。從唐中葉到清末，經歷了千年之久的辦學歷史，並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辦學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遠流長的傳統私學趨於成熟和完善。不過，在中國，書院的數量並不是一直呈直線上升的，其境況也同樣如此，在各朝各代各個時期，書院都曾體會過衰落，也品嘗過興盛。所以，曾有人說，書院在中國這1000多年來的興衰史，便是中華文明的示波器。鄧洪波也曾在採訪中表示：『書院的興盛是文化復興的跡象，歷朝歷代都是這個規律。』

　　在中國，書院最糟糕的經歷應該起始於上世紀初，1901年，光緒帝下詔，改書院為西學堂，自此，書院才開始銷聲匿跡。隨後，隨着五四運動的開始，書院被完全拋棄。甲午戰爭之後，以前被國人看不起的日本大勝，這使得國人免不了開始反省，於是，當時派出許多人帶着『日本人為什麼可以打敗我們』的問題到日本學習。最終，他們得到的答案是因為他們學習了西方。此後，西學之勢便迅速刮遍了大江南北，佔了上風，而科舉制度和書院一時間則成為了拖累中國、使我們被動挨打的廢舊文化。

　　有關書院寥落的背景，朱漢民的分析最為簡短直接：晚清中國文化在與西學的對抗中逐步敗退，當時人們想學習西學，於是開始有學堂，比如船政學堂。晚清那時就已經出現了兩套教育制度，傳統書院和現代學堂，但還是以傳統為主。1901年，光緒所下的有關改書院建學堂的詔令沒多久就夭折了，不過後來慈禧的新政，在教育和工業方面甚至比光緒走得還要更過頭一點，完全廢除了書院和科舉，建學堂，實行西方的分科制度並且分成了文理工。不僅是學制，所有的東西，都要學習西方，好像傳統丟得越徹底越好。

　　可事實證明，如此改革並不是一條走得通的光明大道。其實早在五四之後，有一批人就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像蔡元培、胡適、毛澤東等人，都開始認識到廢除書院的做法是過激行為。早在上世紀20年代，胡適就曾寫文章，對拋棄書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強調書院的獨立，還可以自由議政，號召研究書院，他一直認為書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損失。對於這些人而言，書院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當然，這魅力對於每個人而言也並不相同。

　　比如毛澤東就更看重書院的課程簡單，師生關係融洽。其恩師楊昌濟就是嶽麓書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澤東曾跟隨楊昌濟寓居嶽麓書院很長時間。他認為西化教育不僅課程繁瑣，而且師生關係冷漠，變成一種買賣關係，學生出錢，學校教授知識，最後拿取文憑。所以，1921年，毛澤東才會創辦湖南自修大學，並在成立宣言中明確說明，要取書院之長，去學堂之短。而錢穆則更看重書院的文化傳承作用。上世紀50年代初，錢穆選擇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之所以把地點定於香港而非台灣或大陸，正是因為他深知那裏是殖民地，更需要提攜傳統文化。

　　早年間，季羨林先生在嶽麓書院主編的【書院辭典】序言中曾感嘆道：中國教育以前是官學和書院兩條腿走路，現在只剩下一條腿了。如今，經過一個世紀的輪迴，這已經被廢棄多年的另一條腿終於又開始踏上征程，並且是以全新的面貌。朱漢民就曾在採訪中強調過：『如今的書院就是要把私學的自由講學和官學的制度化管理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