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執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述論（1）

  來源: 論劍歷史門戶網

摘  要：立法的『漢承秦制』是明確無誤的，而在執法過程中，漢代士人表現出高度的智慧和理性。漢人則非常重視法律與人情、人心之間的諧調。特別是對『法律與民心的諧調』、『法律與皇帝詔旨的制衡』、『執法寬平、議法從輕』等問題的討論，都表現出與秦人大為不同的思路與選擇。結果是，他們把僵硬的法律規定賦予了人性化的解釋，緩和了專制皇權對法律的非良性操控，減輕了法律殘酷無情的色彩，從而保證了人心的歸屬和社會的穩定。  


　　關鍵詞：法律；執法思想；理性；人情；制衡；寬平  


　　在『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1] 的法家政治理論的影響之下，秦王朝的法律體系表現出『嚴而少恩』的特色。以『尊主』為核心的法律，被推崇為規範一切社會行為、協調所有社會關係的唯一準則，導致法律的剛性化以至於僵化。法律的威嚴固然確立起來了，但是它與人情（人之常情）、民心的截然對立也同步形成。法律的國家鎮壓功能，被有意彰顯，結果是震懾力嚴重過剩，親和力明顯不足。其積弊所在，僅從上下兩個方面稍加注意就可以洞察無疑：就君臣關係而言，與君主專制體制相適應，秦相李斯為邀寵固權，竟然上書秦二世勸其『行督責之術』，公開鼓吹君主應該『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使得『群臣百姓救過不給』[2]，造就了君臣離心的局面；就國家與民眾的關係而言，百姓只能感受到法律對自己的控制和統治，卻無從體悟保護和保障功能的存在，以至於陳勝在動員同行戍卒揭竿而起的時候，只需要確認戍守途中『失期，法皆斬』[3]的硬性規定，就足以形成鋌而走險、死中求生的共識。這可以說明，過於剛性、刻板而缺乏柔潤、變通的法律，與人性、人情存在着太大的距離，難以使人心歸向。其實，秦朝政治被漢人屢屢指責為『暴政』，在很大程度上根源於秦律的酷苛。  


　　漢朝的當政者，不乏借鑑歷史教訓而調整統治政策的智慧。在立法領域的『漢承秦制』是明確無誤的[4]，而在執法實踐中，漢人則非常重視法律與人情、人心之間的諧調，力爭使法律的威嚴，不僅僅是來自於國家暴力的高壓之下，而且建立於多數人贊同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對『法律與民心的諧調』、『法律與皇帝詔旨的制衡』、『執法寬平、議法從輕』等問題的討論，都表現出與秦人大為不同的思路與選擇。這些出現在漢代執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值得認真加以討論。  


一、法緣人情而制，『安民』成為評價法律優劣的依據  


　　包括法律在內的治國制度與政策，是否應該適應民心？法家給予了否定的答覆。韓非斥責那些主張為政必須『得民之心』的人根本不懂得治國之道，他毫不掩飾地說『為政而期適民』，是『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5]與這種政治理論相一致，秦朝統治者簡單地把法律視為治民的工具，以暴力脅迫百姓『奉法』、『守法』、『順令』，根本不在意法律與民心需要調適的問題；甚至對待民間風俗，秦朝當政者也迷信單純依靠法律政令就足以移風易俗。秦始皇的【會稽刻石】中就有一段充滿了霸氣的文字：『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6]秦的一位郡守在頒布給屬下官員的文告中，也對法度改造民心、風俗的作用津津樂道：『聖王作為法度，以矯端民心，去其邪避（僻），除其惡俗。』[7]整個官場充斥着法律無所不能的崇拜意識。  


　　進入漢代，關於法律的政治輿論頓然改觀，以人情和民心論禮制、論法律，成為一代成規。  


　　漢高祖開國之初，儒者叔孫通自請擬定『朝儀』。他對『禮』的要義表述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8] 漢文帝以『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三項要求，策試所舉賢良文學之士，晁錯在『對策』中回答：『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眾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眾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9] 漢昭帝時期在著名的『鹽鐵會議』上，文學宣稱：『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10] 東漢的思想家王符，總結了人情與禮制、法禁的之間的淵源關係：『先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11]上述諸人，不論其為儒學之士，還是具有法家情結的經世學者，在論及法律之時，均表達了對『人情』的重視，稱之為漢代的學林風氣當不為過。  


　　『循吏』的話題，同樣直接涉及『法律』與『人情』的關係問題。循吏在漢代的出現，以及【史記】、【漢書】各立【循吏傳】，成為後世『正史』的既定模式，對此早有學者予以重視和研究。特別是余英時的名文【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更是得到了廣泛好評。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循吏』概念的變遷，余英時設專節加以討論。他的結論是：『司馬遷所謂「循吏」是指文、景時代黃老無為式的人物』。『「因循」兩字即是【史記】「循吏」之「循」的確估。』[12]此說固有新意，但依然還有可以從容討論的餘地。在我看來，【史記】和【漢書】的『循吏』概念即便有些許差異的存在，但在根本之處是相互一致的：循吏的主要特徵是在國家法律與『人情』之間維持着微妙的平衡。唐代學者顏師古對『循吏』的一個解釋最為妥當：『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13]這一解釋與司馬遷的『循吏觀』有着內在的一致性。【太史公自序】自言【循吏列傳】的著述緣由『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14]【循吏列傳】開篇稱『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15] 余英時先生也徵引過這兩段文字，但沒有深加考究。我認為，『奉法循理』與『奉職循理』實在是理解『循吏』概念的關鍵。其中的『奉法』與『奉職』同義，是指居官者以遵行法律為職責所在；而『循理』則是指順守人情之理[16]。司馬遷兩論循吏，都是在『法令』、『百姓』的語境之中討論問題的，恰恰可以證明顏師古的注釋深得司馬遷『循吏觀』的要義。與『酷吏』相對照，來理解『循吏』無疑是可取的思路。如果有人把兩類官吏的區別表述為執法的『酷重』和『從輕』，恐怕未得確解。應該說，是否重視『執法平』，才是兩者之間的分水嶺。酷吏惟君主命是從，把國家的法律視為貫徹君主個人意旨的工具，為此，他們可以不惜曲解法律，出入人罪，輕重由己，而完全不顧及『人情』――這是酷吏執法給人以『酷重』印象的真正原因。循吏則致力於維持法律自身的尊嚴和穩定，並且在執法過程中儘量兼顧合乎人情――這同樣是循吏有『輕刑』之譽的成因。   


    從人情出發討論立法和執法的得失，在漢代是常見的現象。西漢中期，針對京兆尹張敞允許有罪者入谷邊郡以贖罪的奏請，蕭望之等人提出反駁：『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17]又如，主張『尚德緩刑』的路溫舒，曾經批評治獄之吏以嚴刑羅織罪名而造成冤案泛濫：『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18]他們討論問題的思路各有不同，而把人之常情作為估測法律實效的出發點則是相同的。  


　　在漢代的執法實踐中，人情時常作為判刑量罪的一個參考指數。如，漢初，趙國大臣貫高極力辯白趙王張敖沒有參與刺殺漢高祖劉邦的密謀，劉邦命人以私交身份核實貫高供詞的真偽，貫高答以：『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劉邦據此認定貫高證詞為實，『乃赦趙王』。[19]  


　　漢代的一種現象，尤其具備研究的特殊價值：某些本身不精通法律的官員，卻可以出任廷尉，並且竟然『大膽』到可以憑藉洞曉人情的優勢而試斷獄案。朱博堪稱為典型。『復征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朱）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20]朱博所謂的『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之說，強調的是法律可以通過人情而測知。朱博和他的屬吏的舉動，儘管是官場遊戲，而非真正的審案。但是這一『遊戲』的進行以及最終的結論，可以證明即便是在專職的司法官員內部，人們也相信，法律與人情有內在的一致性。  


　　把法律與人情的相關性，上升到執法理論的高度，就是在漢代頗具影響的『原心定罪』之說。『原心定罪』（又稱『論心定罪』）是儒家的一種政治理念，經過董仲舒的解釋與發揮，在漢代廣為人知，而且成為量刑判案時常加引用的原則。董仲舒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21]這一主張的核心是，執法者在斷案時，不僅要弄清犯罪的事實，更要追索涉案人的動機。只要有邪惡的犯罪動機，不必待其犯罪行為實際發生，就應當加以懲罰；對首犯必須從重論處；對雖有犯罪行為但動機出於善良或情有可原的人，則應當從輕論處。參加鹽鐵會議的儒生，把這種『動機論』表述得更為明確，『【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22]就是把『人情』滲透到法律之中、甚至置於法律之上，以涉案人的動機善惡作為量刑的首位標準，而把客觀的犯罪行為和危害結果置於次要地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