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3日晚,弘道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在中國人民大學科研樓A座212會議室共同舉辦「儒家文化圈何以陷入生育危機」的思想對話。本次對話由弘道書院院長姚中秋主持,並有幸邀請到【大國空巢】的作者易富賢,以及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參與討論。
觀點儒家文化圈何以陷入生育危機
圖:弘道書院院長、北航高研院姚中秋教授 姚中秋院長開門見山地點出今日欲共同探討的主題。他說,中國文明在過去幾千年中巍然屹立於東方之林,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人的生育能力較高,所以能作為一個集體而存活下來;加上,在中國傳統社會與文化中,設有許多制度來激發人們的生育意願,故自然而然地就造就了張袂成陰、揮汗成雨的人口大國。然而在今日,儒家文化圈中的中國大陸、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日本的生育率卻都普遍偏低,甚至在全球範圍內屬於生育率最低的一組。這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為什麼以重視生育而出名的儒家文化圈,今天反而陷入低生育率的陷阱中?為何在各個重要的文化圈裡,儒家文化圈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儒家文化是否有可能在今後幫助儒家文化圈中的各國、各地區走出低生育率的陷阱?這些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要談論的焦點。
觀點儒家文化圈何以陷入生育危機
圖: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者、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研究員 易富賢研究員分三個部分剖析姚院長提出的問題。首先,中華文化圈確實存在超低生育率的現象。以2010年的人口普查為例,15-49歲是生育年齡,把15-49歲婦女所生的孩子數據加起來,平均一個婦女能生下1.18個孩子,生育率即為1.18。 就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而言,發達國家大概有2%的孩子會在生育前死亡,所以發達國家平均每個婦女需要生2.1個孩子,以保證人口不增不減。中國嬰兒的死亡率是發達國家的幾倍,所以我們需要生2.3個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不增不減。由於中國目前有1/8的家庭已經生不了孩子,那麼主流家庭需要生3個孩子才能保持人口的不增不減。 一般而言,隨着經濟與文化的提高,生育率會自發下降,但我們下降的速度卻遠超過其他國家。比如,現在的阿拉伯國家平均還生3.2個孩子,拉美國家是2.1個孩子,印度是2.3個孩子,但台灣則是平均生1.07個孩子,香港生1.12個孩子,韓國生1.19個孩子,日本生1.43個孩子。與歐美相較,歐美的生育率下降相對緩慢,美國目前平均生育率是1.86,歐盟是1.58。由此可見,生育率最低的就屬港台地區、韓國與日本了。 當今中國生育率下降,育齡婦女下降(2029歲的婦女將從2011年的1.15億人降到2024年的6千萬人),人口即將出現負增長;且隨着老年人口增加,死亡人口也逐漸增多。在這種狀況下,中國即便全面開放二孩,總人口約在2023年達到頂峰,但這頂峰也不過是14億人左右,不可能達到衛計委預測的15、16億的人口數。 其次,中華文化圈的超低生育率會導致經濟、社會的危機。經濟面危機:低生育率會使勞動力(20-64歲)也降低,而勞動力又是經濟的活力。一般而言,若勞動力比例較老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高,則經濟會較有活力。舉例言之,美國1940年代左右,是八、九個勞動力比一個老人,經濟保持8%的高速增長,但隨着勞動力降,經濟速度也開始降;日本在19461973年,經濟保持9%的速度增長,但1975年後,勞動力跟老人比低於7.5,經濟增長速度也下降到4%左右。1992年時,由於勞動力快速下降,致使19922013年,日本經濟只增長了0.8%。從全球範圍來說,日本在1992年時,勞動力和老人比開始低於美國,所以1992年後經濟增長率低於美國。 由於中國的勞動力和老人比高於美國,所以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比美國還高。從1978到2011年,中國經濟保持10%的高速增長,是因為我們的勞動力和老人比大於7.5。2011年後,勞動力和老人比低於7.5,經濟也從過去9%的高速增長,會慢慢降到4%,直到2035年,我國的勞動力和老人比將開始低於美國,屆時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也會低於美國。 社會面危機:低生育率影響了人口結構,使中國男女比例失調,爆發光棍危機。男多女少是普遍現象,並非中國傳統重男輕女觀念使然。美國一個調查機構,從1941年到2011年進行了十次調查,如果只能有一個孩子,美國人多數選擇生男孩。不只美國,可以說幾乎所有種族都是偏向生男孩的,這是因為男孩生存能力較女孩強一些。但若能允許有兩個小孩,通常家庭都會希望是一男一女,這是生存和繁衍問題所產生的普遍觀念。但中國的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原因則主要是受一胎化政策的限制。比如,漢族2010年性別比是120;藏族因其少數民族的身份,不受一胎化影響,加上農村沒有限制,生兩個、三個都可以,83%的藏族農牧人只要想生就可以一直生下去,性別比是105,跟發達國家的男女比例一樣正常。因此,若一胎化政策不廢,光棍危機便會爆發。 除了光棍危機,低生育率還會產生社會老齡化危機。中國2010年以前是十多個勞動力扶養一個65歲以上的老人,2010年以後是7.6個勞動力養一個老人,2030年,中國是3.3個勞動力養一個老人,2050年是1.7個勞動力養一個老人,到時美國還是2.5個勞動力養一個老人,中國卻是1.7個。社會人口老齡化對人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延長退休年限。英國以前女性退休年齡是60歲,男性是65歲,由於老齡化問題,把女性退休年齡推遲到65歲,但據英國目前20、30歲的人口數估計,今後英國男女至少得推遲至70歲才能退休。中國呢?咱就別指望能在70歲退休了。 不過,有個值得留意的問題是,在中國儒家學說影響較盛的地方生育率普遍較高。我們發現,越往西部及南部生育率越高,這是因為這些地區較完整地保留了傳統的生育文化。像在江西、福建等地仍保存着許多祠堂、家譜,延續了傳宗接代的觀念,因此生育率肯定較高,而生育率越高,潛藏的經濟實力就越大。 最後,易研究員分析了造成上述現象與危機背後的主要原因。他認為,中華文化圈生育率低是因為,重視生育的中國傳統文化所依賴的社會結構與經濟基礎瓦解,並以西方市場經濟制度取而代之;但事實證明,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非但不鼓勵生育,甚至會阻礙人們的生育意願,使生育率下降。這個中的道理是,中國傳統家庭主張父慈子孝,父母親不計任何物質回報養育下一代,願意為孩子付出一切,這份濃厚的情感自然也能使孩子明白,長大成人後必須孝順年邁的雙親。正是這種無私的情感與敬愛之心,使個人能發揮自身的人倫責任,維繫着一個家庭的和睦、一個國家的繁盛與富強;然而,西方市場經濟模式是把養老育小社會化,交給國家與福利機構,因此父母與子女的情感聯繫甚薄,父母擔憂投入太多金錢、心思於小孩身上而無所回報。小孩多意味着自己越虧本,因為小孩長大了是回饋養育他的社會而非父母。這種思維方式,只會讓生育率越來越低,不利於國家的發展。所以說,我們應當接續傳承中國式的思維方式與社會制度,讓生生不息的生育文化回到中國,感染中華文化圈。
觀點儒家文化圈何以陷入生育危機
圖: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所長、趙旭東教授 趙旭東所長簡明扼要地回應易研究員的看法。他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確實解決了大部分民眾的溫飽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也製造了許多新問題,比如社會老齡化、難以再調動婦女生養小孩,以至於出現人口的階段性斷裂等問題。這些新問題,有待於來日同學們研究解決之道。 姚院長深有同感地表示,中國大城市以及東亞儒家文化圈中的國家和地區生育率是世界上最低的,這個基本事實讓人非常震撼。以前只看國內數據時,可能把低生育率現象歸因於計劃生育政策,但若我們放開視野,顯然無法把它全歸因於計劃生育政策。我們從易教授提供的數據中發現:傳統宗教保持較完整的文明或國家,生育率偏高。例如,美國信仰基督教的強度比歐洲強,所以美國生育率高於歐洲。有趣的是,美國國內信仰稍強的共和黨人的生育率比信仰稍弱的民主黨人還高。由此,我們可以反觀東亞儒家文化圈的低生育率問題,造成此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教化體系在東亞文化圈的迅速崩潰。 問題是,為什麼它會崩解的如此之快?除了歐洲文明外,其他文明近代以來都面臨着西方文明的猛烈衝擊。印度、伊斯蘭文明被歐洲征服並淪為其殖民地,但為何他們的宗教還是比較完整,而中國大陸始終沒有完全淪陷,可是傳統儒家的教化體系卻迅速解體,這究竟是為什麼?我想,這裡涉及到一個核心問題,即儒家的教化體系與西方或其他文明不同,我們是文教體系,他們是神教體系。神教體系有建制化的教會,有專業的神職人員,有嚴密的教義,所以伊斯蘭教面對西方衝擊時,有比較強的抵抗力;但中國的文教體系,是以普通的儒生融入社會、政府中做事,發揮儒家的教化功能,所以在面對西方衝擊時,國家從強調以文化人轉向追求富強,儒生面對這種轉變實難以力挽狂瀾。因此晚清儒生除了自我放棄外,還有些人會帶頭摧毀傳統的教化體系,認為該體系是阻礙國家現代化的絆腳石。所以我們看到當日本面對西方的大炮,馬上就說要脫亞入歐;中國則是在晚清時期,先廢科舉、廢書院,把傳統教育體系全廢除了,然後重建一套新的教育體系,而這套純技術化的教育體系與傳統教化完全不掛勾。我想這就是文教體系主體崩盤如此迅速的原因了。 不過,雖然儒家教化體系主體崩解了,但它還有以殘餘的方式存在現代化不高的鄉野中。因此我們看到,凡是傳統保存較好的區域,生育率都會高一些;凡是特別積極接觸現代化觀念的區域,生育率都偏低。此外,我幾年前做過錢塘江經濟、政治、社會的研究,發現凡是傳統文化保存較好的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都比較快,社會分配也相對公正。這跟易先生提供的數據也基本吻合。 最後,我們關心的是如何使儒家文化圈走出低生育率的陷阱?首先,我們必須對現代性進行徹底的反思。東亞那些國家受西方衝擊後,特別勤奮虔誠地向西方學習,將現代價值如個人主義、世俗主義、物質主義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可以說已經比歐美、印度等國還更現代化了。我想,東亞現代文明圈現在已有責任、有條件做反思,因為現代化模式不僅是返祖的表現,而且不具可持續性。例如北歐福利國家,以國家代替家庭的養育功能,這種安排只會讓家庭解體,所有人不知人倫,人類禽獸化;加之歐洲國家宗教信仰潰敗,既沒有家也沒有教堂幫助人們提升道德與思想,結果就是人們皆喪失道德倫理的感知和運用能力了。 其次,在徹底反思現代性的基礎上修建自身的傳統文化。現代性最大的問題是短期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只考慮短期利益,缺乏長時間的視野,故大量制度都是靠吸收未來以滿足當下人的物質需求。現在北歐的社會福利制度已經難以為繼了,這結果一方面力促我們反思現代性,另一方面讓我們深感先賢創建家的觀念及其倫理制度的偉大。我們現在有這樣的意識,就表示未來儒家文化圈走出低生育率是可能的,只要重新喚起家與孝道的觀念和制度,就能激勵大家重視生育,當然也能再配套一些社會、經濟乃至於法律政策的變革,重建一個以家為主,國為輔的家國福利體系! 儒家文化圈的生育危機論壇,雖然在老師、同學們的熱烈討論中畫下了完美的句點,但這次對話只是個開始,今後如何在神州大地上喚醒生生不息的儒家文化,則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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