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為何寄望『狂狷』 劉夢溪論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

在中庸一詞還沒有被污壞之前，什麼樣的人有可能達到這一高度呢？孔子說：唯聖者能之。很多人都認為自己聰明，可是如果選擇中庸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大約連一個月也堅持不了。對此孔子很失望：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當然，他自己也坦陳做不了聖人。小編也認真想了下，就算孔子的理想能實現，滿世界都是依乎中庸的聖人，這個世界會不會太乏味呢？如果做不了所謂的聖人、君子，那麼做什麼樣的人也會很有趣呢？

如果讀【論語】，你會發現孔子有好多次被某一類人所奚落，簡直是被欺負得沒脾氣，比如接輿、長沮、桀溺，然而孔子似乎又很理解他們。自先秦以降，這種被孔夫子稱為狂狷之士代不乏人。更有意思的是，就連孔子本人，在哀嘆中庸不能實現、中行不得而遇時，也寄望於狂狷。

那麼，孔子所說的狂狷，有什麼可愛之處呢？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狂者，他們對中國思想文化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這是個有趣的話題。著名學者劉夢溪先生在【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一書中，對中國歷代的狂者、狂者精神以及國民性格進行了深入剖析。經夢溪先生本人授權，鳳凰國學將獨家刊載此書的部分章節。以下為第一篇：【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韓文版序言【孔子為何寄望狂狷】，文中分標題為編者添加。

孔子為何寄望『狂狷』 劉夢溪論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

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劉夢溪。

孔子為何寄望『狂狷』 劉夢溪論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

劉夢溪著【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

本書作為中心題旨展開的對狂者精神的書寫，是我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精神軌跡的一部分。中國自紀元前的漢代中期開始，直到清朝末年，前後兩千年的時間，儒家思想始終占據社會的主流位置。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在人的性向品格的取向方面，主張以中道為期許、以中庸為常行、以中立為強矯、以中行為至道。但他的這一思想在他所生活的春秋時期並不行於時。即如中庸之說，孔子在力倡此說的同時，已經感到了施行的困難。相傳為孔子的孫子子思所作的【中庸】一書，是專門闡述中庸義理的典要之作，宋代思想家朱熹將其與【論語】、【孟子】、【大學】合編為【四書】，成為和【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並列的儒家經典。

【中庸】頻引孔子原話，一則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意即中庸是很高的思想境界，一般的人很難做到，即使做到，也難於持久。二則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論似更為悲觀，翻譯成現代語言無疑是說，很多人都認為自己聰明，可是如果選擇中庸作為自己的人生信條，大約連一個月也堅持不了。所以孔子非常失望地承認：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至於此道何以行不通？孔子想到的理由是：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聰明的人、智慧高的人，往往超過中道而走在前面；不夠聰明的人、智慧不那樣高的人，則落在了守中的後面。同樣，品格優秀的人也會超過中道，而操行不端的人則達不到中道的要求。可惜很多人不懂得這其中所包含的奧妙，孔子不免為之惋嘆，他稱此種情況就如同人莫不飲食，卻鮮能知味一樣。看來真的是道其不行矣夫了。可是孔子仍然不願放棄中庸理念所包含的人生理想，認為依乎中庸是君子必須具備的品格，即使遁世不見知也不應該後悔。

【不得中行而與之，故孔子寄望於狂狷】

然則什麼樣的人有可能達至中庸的品格呢？孔子說：唯聖者能之。這樣一來，無形中提高了能夠躬行中庸之道的人群的層級，不僅社會的普通人，甚至道德修為可圈可點的君子，也難於達到此種境界。孔子失望之餘的一線期許是，看來只有聖人才能真正做到依乎中庸。問題是，揆諸春秋時期各國的實況和士階層的狀況，能看到幾個可以稱得上聖人的人呢！連孔子自己不是也不敢以聖自居嗎？他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述而】）而且有一次感慨至深地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同前）這等於說，在孔子的眼裡，現實中其實並沒有聖人，能夠見到君子已經很不錯了。結果如此美妙的中庸之道，在人間世竟是沒有人能夠踐履的品格。我們的孔子終於明白了這個矛盾重重的問題，為何不能最終顯現出解套的光亮。他不得已只好憤憤地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孔子的意思，是說治理國家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實現治平並非沒有可能；高官厚祿的誘惑很大，但也可以做到堅辭不就；刀刃雖然鋒利，必要時也還有人敢於在上面踏行；只有守持中庸，卻無論如何沒有做到的可能。

正是在此種情況下，孔子提出了打破原來宗旨的新的人格性向建構方案：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中庸不能實現，中行不得而遇，只好寄望於狂狷了。狂者的特點是敢想、敢說、敢做，行為比一般人超前；狷者的特點，是不趕熱鬧、不隨大流，踽踽獨行，自有主張。狂者和狷者的共同特徵，是特立獨行，富於創造精神。如果對狂者和狷者試作現代的分梳，則狂者體現的更多的是意志的自由，狷者代表的更多是意志的獨立。儘管求之學理，獨立是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獨立的延伸，兩者無法截然分開。

置於諸位面前的這本規模不大的書，就是從疏解孔子的狂狷思想開始的。

孔子為何寄望『狂狷』 劉夢溪論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

李白詩曰：我本楚狂人，鳳歌嗟孔丘。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狂狷氣質幾成文人性情的一部分。（畫/盧沉）

【狂者精神張揚時則文化興】

我在本書中提出，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的甚至革命的意義。特別是士階層以及秦漢以後社會的知識人和文化人的狂者精神，事實上已經成為藝術與人文學術創造力自我發抒的源泉。我通過對狂者精神的歷史考察發現，凡是狂者精神得以張揚發抒的歷史時刻，大都是中國歷史上創造力噴涌、人才輩出、藝術與人文的精神成果集中結晶的時代。而一旦狂者斂聲，狷者避席，社會將陷於沉悶，士失其精彩，知識人和文化人的創造力因受到束縛而不得發揮。這也許就是西方思想家何以要把瘋癲和天才聯繫在一起的緣故。希臘的聖哲柏拉圖說過：沒有某種一定的瘋癲，就成不了詩人。亞里士多德也說過：沒有一個偉大的天才不是帶有幾分瘋癲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更是對這種現象作了專門研究，詳析古往今來各種天才與瘋癲的案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天才無一例外都具有某種精神上的優越性，而這種優越性同時就帶有些輕微的瘋狂性。他援引薄朴的話：大智與瘋癲，誠如親與鄰，隔牆如紙薄，莫將畛域分。並且補充說：這樣看起來，好象是人的智力每一超出通常的限度，作為一種反常現象就已有瘋癲的傾向了。（【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266） 是的，天才的思維特點恰恰在於與眾不同，在於反常。反常和反中庸可以作語義互釋，因為復按各家義疏，大都認同庸者，常也的詮解。

不過孔子的寄望狂狷，實帶有不得已的性質。孟子對此看得最清楚，當一次面對弟子萬章的提問：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他回答說：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盡心下】）可見狂狷在孔子心目中是退而求其次的選項,也可以說是被困境逼出來的思想。

然而人類在學理上的發明，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因逼而獲得突破。孔子思想的核心價值是忠恕仁愛，即仁者愛人，泛愛眾而親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教育思想則為有教無類，也是要賦予每一個人以受教育的權利。孔子學說的偉大之處，是當禮崩樂壞的由周而秦的社會轉型期，重新發現了人和人的價值。作為自然本體的人的特性，他固然沒有忽視，所以提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的絕大命題。但孔子最為關注的，還是人的性體如何在社會關係中得以展現。仁者，人也（【中庸】引孔子語），即為孔子人學思想的全提。在孔子看來，人只有在二人以上的和他人的關係中，才能彰顯出人的本質特性。所以人需要知禮，需要懂得處身文明秩序中的自我的身份。必不可少的途徑是訴諸教育。通過教育的手段，使每個人都成為有教養的文明人。孔子設定的具體目標，是使人成為文質彬彬、坦蕩無欺的君子。他給出了君子應具有的種種品格特徵，諸如嚴謹好學、不憂不懼、不拉幫結派、不以人廢言，即使發達富貴也不驕矜，而是以義為旨歸、行不違仁，以及能夠知命、成人之美等等。跟君子相對應的是小人。小人的特點是不知命、不知義、斤斤計較、唯利是從，整個身心言動都是反忠恕仁愛之道而行之。歸根結底，小人無非私也，君子無非公也。

孔子把人的性體品相分為中行、狂、狷、鄉愿四個級次。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鄉愿，稱之為德之賊，即正義與德行的敗壞者和虐害者。孟子解釋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孟子梁惠王下】）可謂得義。鄉愿的特徵，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總之是閹然媚於世也者（【孟子盡心下】）。揆之世相，鄉愿是小人的性體屬性，君子則反鄉愿。孔子所以深惡鄉愿，在於鄉愿具有似而非者的詭貌。正如孟子引孔子的話所說：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孟子盡心下】）可知鄉愿之立義，其喬裝偽似、閹然亂德之罪也大矣。難怪孔子不僅蔑稱鄉愿為德之賊，而且取譬為說云：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論語陽貨】）將鄉愿與偷偷摸摸穿牆越貨的盜賊為比，可見聖人之惡鄉愿已經到了何等無以復加的地步。

然則鄉愿所似者為何耶？沒想到竟是孔子最為期許卻又無法做到的中行。本書之寫作，在我個人可為一大收穫者，是發現鄉愿和中行極有可能發生不正常的關係。此無他，蓋由於鄉愿的品相性體貌似中行。而鄉愿和中行在對待狂、狷的態度上，不可避免地會結成聯盟。此正如【文史通義】的作者章學誠所說：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文史通義質性】）於是人的性體的四品取向，如果以價值理念的進（狂）、立（狷）、守（中）、反（鄉愿）為宗趣，則排序應變為：狂、狷、中行、鄉愿，而不是原來理解的中行、狂、狷、鄉愿。狂者和狷者對思想革新和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猶如大地之於翱翔天空的雄鷹，大海之于濤頭的弄潮兒，絕非其他選項所能比擬。人類文化人格的精彩，其要義亦在於不媚於世。中國現代史學大師陳寅恪所說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亦即斯義。所謂媚於世，就是通常所說的曲學阿世，乃是學問人生之大桎梏也。

歷史的哲學命題原來是這樣：一個社會如果無狂了，也就是人的主體意志的自由失去了，那麼這個社會也就停滯了。但狂有正、邪：狂之正者，有益於世道人心；狂之邪者，亦可為妖。所以需要裁之。正是在此一意義層面，中庸、中道、中行可以成為節制狂狷的垂範聖道。它可以發出天籟之音，警示在陷阱邊冥行的人們，左右都有懸崖，前行莫陷渠溝。太史公豈不云乎：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其實宇宙人生的至道，都是可參可悟而不可行的絕對。本書此一意義層面亦不無辨正。孔子狂狷思想的提出，使中國的聖人和古希臘的聖者站在了同一個水平線上。東西方共生的所謂思想文化的軸心時代，也許本書敘論的案例可以為之提供一個具體而微的證據，說明雖然文化背景懸隔，思維的心理是相通的，正所謂東聖西聖，其揆一也。

我不了解韓國的情況，不敢期待貴國的文化人士會對本書產生共鳴。但有機會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的閱讀和和指正，是令人想往的。這要感謝本書的韓文譯者韓惠京教授和李國熙教授，通過他們既忠實於原著又能化入化出的譯筆，使我的這本小書得以投胎轉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並有機會與讀此書的陌生朋友一結文字因緣，自是樂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