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清高校普遍的軟國恥,民族文化方能復興並自信,之一清華北大是文化投降派 ...

轉摘導言：

在現代中國社會，引領中國文化、學術建設發展的，不再是古代士族及私塾、書院、太學、國子監，而是近代引自西方的大學高校體系，這些高校不但統領着中國文化學術的發展方向，甚至成為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的政策制定依據。

一、以清華北大為首的大部分高校是文化投降派

關於大學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的問題，我已思考了多年，其結論可能有點讓很多人不舒服。

我的判斷是，以大學為主體的學術體系，不僅是100年前中國傳統文化崩潰的直接推手，也是眼下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最大障礙。北大、清華是中國大學的兩大領袖和中流砥柱，在100年前推動中國傳統文化崩潰上，以及眼下阻礙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上，也理所當然發揮着領袖和中流砥柱的作用。

因此，要真的實現文化自信，要真的實現民族的復興，就非要徹底檢討中國以大學為主體的學術體系不可，並在這種檢討的基礎上，非要做一個徹底的改造不可。作為中國大學之領袖的北大、清華，也是檢討中國大學時需要抓住的牛鼻子。

滿清皇家園林是清華校址所在，依託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建設

連結：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建清華大學真相

本來這樣刺激人的話題，我是想過一段時間再說。但最近清華校友聯名惡性驅逐胡姓教授的事件，以及高姓券商經濟學家說當年的中越戰爭是中國給美國的投名狀，讓我有點小憤怒，不吐不快，就提前說了吧。高是北大校友。

這兩次事件的實質是，在中美對抗正酣的當下，一部分清華北大的校友們，在內心深處卻走向了投降派，明目張胆和忠心耿耿地主張和維護『霸主-附庸』式的中美關係。

胡教授引起清華校友群憤的原因是，他發了一份報告，說中國的綜合國力超過美國了。在那份在網上廣為傳播的清華校友聯名書中寫到，（胡的報告）『遠引無數外國戒心』，意思美國發動貿易戰等一些列敵對中國的行為，就是因胡教授說中國國力超過美國了。這裏轉引一句網友的評論：『胡教授說中國超過了美國，傷害了不少清華人的感情』。

高經濟學家在演講中直接將美國比喻成梁山，將中國比喻成小弟，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小弟向美國梁山投靠。小弟要投靠梁山，需要先在山下殺一個人做投名狀。於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就搞了中越戰爭，這是中國交給美國的投名狀。當時蘇聯在支持越南。

清華北大能夠『培養』出如此的校友，根源在中國大學這一教育和學術體制的固有缺陷。作為中國大學體制中的兩大領袖，中國大學體制的固有缺陷在清華北大身上更為嚴重。

流源於基督教制服的北大學士服

什麼缺陷？國恥的缺陷！中國大學自降生以來，就攜帶着國恥基因、國恥病毒。而作為在慈禧時期孕育，並被慈禧和美國人欽點的兩所大學——北大被慈禧欽點，清華被美國人欽點，北大和清華身上的國恥基因也更為純正，國恥病毒也更具活性。清華校友驅逐說中國國力超美國的教授，北大校友稱越南自衛反擊戰是對美國的投名狀，都是國恥基因、國恥病毒發作的結果。國恥病毒的發作即為國恥病，國恥症。

由於中國大學系統是天然的國恥基因和國恥病毒攜帶着，進入這一系統的人也很容易被感染，成為一名國恥病毒攜帶者，一名潛在的國恥症病人。由於清華北大的國恥基因更純正，國恥病毒的活性更高，進入清華北大，也就意味着感染國恥病毒的幾率更大，犯國恥病的可能更高，病情更嚴重。那些要驅逐胡鞍鋼的清華校友，以及類高善文的北大校友，都是嚴重的國恥症患者。

要明白大學是怎麼回事，明白北大清華是怎麼回事，應該先明白大學的歷史，包括中國大學的歷史，以及西歐大學的歷史。查查它們的帳，揭揭它們的老底。

首先看中國大學的歷史。

中國大規模引入西方的學習制度，其實大學只能算第二次，第一次是佛教的寺廟。

第一座寺廟是洛陽白馬寺，初創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但是，與大學不同的是，中國引入寺廟，是完全主動和自願的。當時的印度並沒有侵略中國，也沒有向我們推銷佛教，是中國人自己對佛教感興趣。不僅引入了寺廟制度，而且也有很多中國人也不畏旅程的遙遠和艱難，自發地前往印度取經，很多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也是【西遊記】的歷史背景，唐僧師徒實際上是中國第一代留學生，唐僧的原型玄奘，也是中國真正的第一代『海龜』。

但是中國引入大學卻不同，不是自願的，而是被迫的，為喪權辱國、亡國滅種的形勢所迫，那時中國的國恥時代。大學正是這種歷史形勢的產物，是國恥時代的產物，這種形勢和時代使得大學自身也攜帶了國恥的基因，尤以北大清華為甚。

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被迫接受西學，引入大學之前，中國已經歷經一波和平式的、自願式的學習和引入西歐的學術、技術，那是在兩三個世紀以前的明末清初。當時西歐基督教分化為兩派，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是傳統勢力，而新教則是新興派。在咄咄逼人的新教改革的壓力下，天主教為挽回實力，成立了一個叫『耶穌會』的組織，強化信仰，並負責向西歐之外的區域傳教，包括中國。

耶穌會主要人物照

1550年，即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抵達中國，至1723年雍正帝下詔驅逐傳教士，第一波西學東漸持續了170多年。其間一大批傳教士來華傳教和生活，在推廣基督教的同時，也把西方的技術和政治理念帶到了中國。其中最著名的有利瑪竇、湯若望等人。利瑪竇為方便傳教，深入地學習了中國文化，造詣不輸當時一流的儒家學者。而湯若望更是打入了清廷，從欽天監一路升至一品高官，甚至被稱國師。而且自湯若望以後，直到清道光年間，欽天監均由西方傳教士擔當。

儘管這些傳教士在當時在中國混的很成功，但是，就整個基督教傳教事業而言，卻是失敗的。根本原因並不在雍正的一紙禁令，那是很晚的事情了，而在基督教自身：在強大的中國文化面前，毫無競爭力，絕大多深中國人並不感冒。歷經170多年的發展，依然處於中國社會的最邊緣。

值得一提的是，對這段歷史，當下國人並不太了解，因此形成了清朝政府一直『閉關鎖國』的錯誤認知。殊不知，在前半段，清朝政府對西歐文化是開放的，擁抱的。長期任用遙遠的域外人在朝廷做官，甚至高官，如此做法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屬罕見。在開放程度上，更是讓現代國家難以望其項背。試問，現代哪個國家允許外國人在自己的政府擔任高官？！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華，僅僅距離雍正驅逐傳教不過70年。乾隆拒斥英使，指其所獻物品為『奇技淫巧』，被當下認為是清朝愚昧封閉的代表事件。事實上，西歐的很多技術和物品早已傳入中國，並在宮廷中陳列，而且的確比馬戛爾尼所帶的還要好。170多年的對西歐文化的學習，也足以使得當時每個中國人對西歐文明進行判斷。不是乾隆斥責英國人錯了，而是現代的認為乾隆的斥責錯了錯了。

這段歷史也證明，在和平的環境下，以自願自主的原則，中國是不可能對西歐文化感興趣的，中國人不可能象曾經對佛教的態度對待西歐文化。中國人之所以最終接納了西學，甚至要全盤西化，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人拿槍頂住腦袋的結果，充滿了無奈和恥辱。這就是鴉片戰爭以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