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全书，我以为“义说”的重要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注重揭示孔子“人性本真”的方面，经意阐发《论语》“解决社会疑难”的价值。
两千多年来，对于孔子与《论语》的研治，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显学。见仁见智的评说，纷纭繁杂的注疏，固然为学术的不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积累，然而各种简单化的尊孔或反孔观念，却也频频从两个极端把人们的认识引向谬误，或失于迂，或流于玄，或远于事实，使原本十分鲜活的内容变得僵化；“文革”期间肆意批孔，更造成空前严重的是非颠倒。东星确信：“《论语》实师徒讨论社会人生各种难题之书”，“古今中外思想家中，最关注平常人生的正常人性所需要者，莫过于《论语》”（参见原书《体例说明》）；他以为，“说义”者务须由此切入，才能得其真谛。此一认识，反映了东星对“圣者”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基本理解，也是贯串全部“义说”的一条触目的红线，为走近孔子、深入《论语》开辟了新的途径。
比如，在“夫子自道篇”部分，作者强调：“都是剖心示天下之言”；并认为：“其所常言者，多为心之所之的天下之道和身之所修的君子之德。”在“论士君子篇”部分，作者认为：孔子本意不过是在于“希望教养一批能自觉抗御势力、承当大道的人才”，夫子注意从“内心追求、言貌修养、应对世事、辞受取予、文化教养等人生主要层面”提出了相当严格的要求，只是为了“以利与小人全面划清道德层次。”在“论学篇”部分，作者则断言：“所谓学，根本也就是学人之为人的全部知识修养”，“与后来之荀儒一生只以诵经读礼为学，大不相同。”这类“义说”，着眼于“人性”需求的探讨与“人生”问题的思考，大大缩短了古代“圣者”与当今常人之间的距离，是《论语》精深的内容变得易于理解，确乎与那些盲目尊孔或恣意反孔大相径庭。作者力图从平实中发掘伟人的崇高，从朴素中显示哲人的风范，从现实社会需要中思考圣人教言的真正意义，事实上为孔子的研治续写了新篇。
其二，说“义”深切具体，曲尽其致。
古代学人受“传不离经、疏不破注”观念的影响，所作《论语》传疏，或偏重于剖章析句，或专注于词义考索，“说义”的成分很少；现代的一些《论语》的注本、译本、似乎也主要经意于古今文辞的对应训解，亦未更多属意于“说义”方面。东星声言：“只以平常心与夫子对话、向夫子请益人生在世诸般疑难”，由此出发，他在书稿中不仅重在说“义”，而且力求说得具体、说得充分，说得能够曲尽其致，这就使得古老《论语》的章义变得饱满起来。
统观东星为《论语》所作“义说”，不仅有对于某些成说的援用与引申，对于一部分谬误的厘正与批驳，也有对于许多文辞或史实的考订，以及从其它文献比照（包括于《论语》本书求得的参证）中获得的新知，等等；而最为多见的，还是在缜密思考与仔细寻绎的基础上作出的那种层层递进、鞭辟入里的解析。如《论语·为政》（第四章），原文不过四十余字，东星却以其是“孔子晚年回顾自己一生志道成仁全过程的简介与自评”，并认为此章“语浅义深，一步一阶梯，足够后学自镜自励”。他对于“吾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几句的逐层析解，既充分揭示孔子“求道进德历程”的逻辑发展，又具体显示其于普遍人生实践的真正价值；“说义”娓娓道来，洋洋洒洒，竟长达三千言以上。再如《论语·里仁》（第八章）原文仅寥寥七字，《里仁》（第十六章）仅十字，《卫灵公》（第二十九章）仅九字，东星也都分别给予千余言的长文以“说”其“义”，均为同类著作所罕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章次的“义说”还具述孔子教言的思想影响，兼及当代意义，作者纵横驰说，富于激情，时见精采之笔。
其三，在广泛征引、仔细查考的基础上，对《论语》若干基本概念或重要命题作出了新的阐释。
略举两例：
例一，“仁”历来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孔子整个学说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论语》二十章中，“仁”字计出现一百零九次之多，孔子的解释常因人因事而有不同，历代的训解也歧说纷纭，是《论语》“说义”的一个难点和要点。《义说》认为：“仁贯穿于忠、信、恕、勇、礼、孝、恭、敏、宽、惠人生诸德”，是“人心别于兽心的大根本，扩充而为尽善的全德、至高的圣境”。总括了作者对这重要概念的基本理解。在具体“说义”中，则首先引用《说文》（包括段注、并所引《礼记·中庸》郑注等），以明其“本始之义”。次从反面摘引清儒误说、正面引述《说文》（包括段注）及《礼记·礼运》等，证明“仁”字所具有的“人我之间（偶）同类相亲近之意”，拓展了对“仁”义的内涵。复次，再引朱熹所言，更进一步推论“仁”为“心之德，爱之理”，于是将“亲亲之情”升华为“爱人”的“善世之道”。最后，作者放言：“异于所有神学又高于一切物欲的仁学，是中华先哲智慧对人类思想宝库最有生命力的贡献”，而“荀子到汉儒清儒至今，对仁学的最大曲解，要在以尊卑之礼阉割、吞没推己及人之爱。”以上“义说”，虽不无旧解的承袭，却有意发掘了“仁”之张扬普遍人性的巨大意义，从而为此一方面的当代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思考；其对“仁”字含义的分析归纳，逐次递进，有一定逻辑性与说服力。所论旧儒对“仁”的“曲解”，尽管尚须补充证明，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可供进一步研讨。
例二，《论语·阳货》（第二章）有云：“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原文通行本作两章，《义说》合其为一。）言“性”、言“上智”与“下愚”，是《论语》引人注目的重要命题之一，同样古今多有异说。东星开宗明义：“夫子何以必欲明人性相近？不仅事有固然，也是仁学的需要”，径直把“性相近”之论纳入了“仁”学体系的范畴，并就此断言：“性相近是种伟大的信念”，思路颇与旧说有所不同。他在细审《集注》、《义疏》诸书失误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本章之旨“重在从根本处申论学好学坏全由自身决定，教人自励自戒”，因而所谓“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说“个别上智不待学，下愚不可教”，是“补此一句，话益周密，别无深意”。此一“义说”，迄未见于前人论著，是基于独立思考的又一创解。篇末附述孟子、荀子、董仲舒、扬雄、王充、韩愈以及宋以下诸儒有关“人性”的不同理解与论争，作者断言：“大半都为各自之治世术与人生观立论造势”，提出了文化思想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虽未展开细说，相信也能够引起有关研究者的兴趣。
《论语义说》即将出版，我既乐见学术的拓展，又为东星感到由衷的高兴，因应老友之嘱，匆匆写下粗读书稿的一点感受。一部富于新意和鲜明学术个性的著作，相信广大读者是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全国《诗经》学会副会长
董治安
2004年元月于山东大学南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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