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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中國文學網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將人的情感、情緒等與個體生命活動有關的私人感覺置於習俗、慣例的篩子上過濾，符合公共語言遊戲規則的私人感覺得到了表達並被理解，不符合的便被篩出，那我們能否懷疑，每個人的『內在之物』都是共性與個性、理性與非理性的組合，但由於語言的公共性，我們僅選擇了私人感覺中符合人類共性或理性的部分，而捨棄了個性和非理性部分呢？我們能否質疑，維特根斯坦在論證私人語言的不可能性的同時，也順帶廢除了私人感覺的個性或非理性部分以及私人感覺個人化表達的權利呢？如果是這樣，個性或非理性部分是否就應用公共語言的個人化表達來保存呢？
維特根斯坦曾用『拿一朵紅色的花來』為例子來論證對語言的理解與語言在心中引起的心理意象與內心體驗無關，因為有無內心體驗和心理意象並不影響聽者按照語言的指令完成行動，以表明對語言的理解與運用。但我們同樣可以假設有兩個聽者同時同地（我不說同一語境，因為語境往往包括聽者的內心狀況）接受『拿一朵紅色的花來』這個指令。他們都按照指令完成了任務，按照維特根斯坦的語言理解的標準，我們可以說他們都準確地理解了這句話。那事態就這樣結束了？語言所引起的後效就這麼簡單利落？設想其中一個聽者由於在幼年期親臨過車禍，『紅』對他說意味着死亡、混亂、恐怖、警車的嘯叫、人的哭泣等等一系列內在情緒或外在行為表現，他懷着所有這些內心感受完成了指令，『紅』的意義還僅僅限於他選擇了一朵紅花兒沒有拿紫色花朵嗎？在現代闡釋學的詞典中，『理解』已經不再是對於身外之物的認同，理解成了人類自身存在的一面鏡子，成了人的存在展示的過程，成了人的歷史存在的方式。在文學藝術領域中，『體驗』一詞更是突出了藝術創作中主體的存在。維特根斯坦語言理論中的這種簡化行為對他個人的理論體系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但對個體生命的存在來說卻是不公允的。海德格爾說，『現實的語言的生命在於多樣性。把生動活躍的語詞轉換成單義的機械地確定的符號條例的呆板性，這是語言的死亡和生活的凝固和萎縮。』（註：馬丁•海德格爾：【尼采】（上），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168―169頁。）尚傑在【歸隱之路】一書中也說，作者『已說的』和『要說的』不是一回事。『德裏達從對福柯著作的閱讀中發現了福柯未說的，或誤說的。我把他理解為從「顯」（作者的話語和文本）中讀出「隱」。這樣的閱讀就不僅僅是對作者的還原和接受，而是一種創造，故稱其為「危險的增補性」』。（註：尚傑：【歸隱之路――20世紀法國哲學的蹤跡】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0頁。）
維特根斯坦強調對行為的描述，忽視感受；強調對語詞的使用，忽視體驗的做法並非偶然的，它源自一種分析的理性主義精神，正如意大利思想家維柯所說，理性主義的知識論是有局限性的，忽視了人的活動和創造。【西方哲學概論】，仁厚奎等編著，四川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540頁。維特根斯坦沒有忽略人的活動，他將語言看作人的生命活動，一種生活形式，想像一種語言就是想像一種生活；但他忽略了人的創造，特別是處於大腦黑箱中不為人知的創造階段。『因為我們對隱藏起來的東西毫無興趣』（註：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塗紀亮主編、塗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1頁，第123節。），『語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們這個世界的界限』，（註：維特根斯坦：【維特根斯坦全集】，塗紀亮主編、塗紀亮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5頁，第5.6節。）維特根斯坦在反對私人語言的同時，將個體生命納入了語言共同體中的語言遊戲的網絡，被諸多的規則牽制、約束，不免使人擔心語詞的使用主體的命運將何去何從。正如張志揚在【語言空間】一書中提及，『維特根斯坦否認了「私人語言」，……。但它給人造成了一種錯覺，或者是人的誤解，似乎語言或語言的公共性與個人無緣。』（註：張志揚：【語言空間】，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6頁。）言下之意，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似乎並不能完全有效地表達私人感覺，因此個體存在並不能在語言遊戲的規則中獲得其意義。
三、私人感覺如何表達？
那麼，私人感覺如何才能有效完整地得到表達呢？或者說作為個體存在的經驗自我如何跳出類的共性限制，獲得自身的生存權利與意義呢？
在藝術，或文學領域裏，或者說在感性而非理性或科學精神佔主導地位的世界裏，私人感覺似乎找到恰當的存在方式和表達形式，它就是富有創造性地文學言語活動，因為，寫作，或文學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是個體生命遁入異域以逃避習慣，重新獲得生命意義的方式。這種對習慣（表現為維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世界圖式』，索緒爾的語法規則與結構，福柯的『知識型構』等）的突圍體現在具體的文學語言上便是對語言規則背叛。就像杜夫海納說的，『藝術掌握在一些常常唯恐失去自主性的個人手裏。個人的決定往往是在離經叛道中完成的。』（註：杜夫海納：【美學與哲學】，孫非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8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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