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史學月刊】 鄉嗇夫是豪民爭仕的又一職務。鄉嗇夫雖賤為斗食，但掌握一鄉的徭役攤派、賦稅徵收、監督戶口等大權，直接決定着管內民戶的命運，聲威有時遠在守令之上，如爰延任陳留外黃鄉嗇夫，『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註：【漢書・爰延傳】。）。鄉嗇夫還可遷為郡縣屬吏，經察舉等途徑成為國家正式命官，如鮑宣初為渤海高城縣鄉嗇夫，『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註：【漢書・鮑宣傳】。）。一代名臣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註：【漢書・張敞傳】。）。其餘如朱邑、第五倫、爰延、鄭玄、鄭宏等，均由鄉嗇夫起家。豪民從政，除貲選、察選及買爵販官而外，也往往把嗇夫作為仕進的跳板。他們從鄉里政權入手，再出仕郡縣右職，進而和士大夫集團結為一體，構築起牢固的地方權力格局。我們從【隸釋】所見碑文可知，東漢時期，郡縣掾史基本為『鄉里著姓』、『右姓』所把持，掾史的任用權在制度上職在郡守，而『三互法』卻使郡縣功曹成為實權人物，汝南太守『主畫諾』，南陽太守『但坐嘯』（註：【後漢書・黨錮列傳序】。）的謠言就一語破的。在此條件下，士族――豪民一體化的局面基本形成，仕進的途徑雖然擴大，但仕進的覆蓋範圍卻日趨狹窄，如山陽湖陸人度尚『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註：【後漢書・度尚傳】。），而【續漢書】卻說『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註：【八家後漢書輯注】。），則知他『不為鄉里所推舉』的根本原因乃『家貧』，而非『不修學行』。
第二，經濟上間接左右鄉里政權。
豪民在鄉里的影響更以侵陵小民、廣占田園、放債畜奴為烈，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師丹等人的『限田限奴議』都是針對豪富吏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註：【漢書・哀帝紀】。）而發；王莽的『王田私屬』制也在官貴豪民的一片反對聲中宣告破產；劉秀『度田』失敗後，占田無限，更使得『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的問題愈演愈烈。
豪民擁有雄厚的財力，因在鄉里氣指頤使、偷稅抗稅、辜榷奸利、大放私債，間接地左右着漢代的鄉里政權。『辜榷』即壟斷商品交易，『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註：【鹽鐵論・禁耕】。），【後漢書・孝靈帝紀】引【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班固稱這種行為是『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註：【漢書・貨殖傳】。）。豪民辜榷由來已久，靈帝光和四年置*[馬+]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東漢初汝南太守鄧晨任許楊為都水掾，使修復鴻S舊陂，『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竟欲辜較在所』，又以許楊拒斥而誣其受賄，險使工程毀於一旦。為此，東漢政府屢詔郡國，不令長吏『優饒豪右』，『得固其利』，態度強硬，措辭嚴厲，但收效甚微，以致豪右往往利用貧民避役典賣家資之機，或政府『假民公田』之時，勾結官府，『得其饒利』。
豪民私債是漢代社會危害小農經濟的禍根之一，也是豪民役使貧民甚至支配政治權力的重要手段。它在漢代的演變一是自楊可告緡後開始與權貴地主結合；二是抵押借貸沉渣泛起；三是對社會的危害性日益突出（註：參見拙文【漢代豪民私債考評】，載【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豪民放貸還不止於『造成經濟的衰落和政治的腐敗』（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5頁。），它的另一伴生行為就是『豪傑役使』，聲威凌駕官府。史載西漢成、哀間成都羅裒因重賄外戚王根、寵臣淳于長，故『賒貸郡國，人莫敢負』（註：【漢書・貨殖傳】。）；權貴之家竟『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註：【漢書・谷永傳】。）。豪民乘財役使，令『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註：【後漢書・桓譚傳】。），畜長出身的卜式也坦言『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註：【史記・平準書】。）。正因私債的盛行，才使豪民得以對負債的農民超經濟役使，比之鄉官里吏，聲威權勢有過之而無不及，也使『憂私債』成為廣大鄉村愁苦不堪的心理負擔。
從政治地位上劃分，豪民無任何封建特權可言，本來，漢代的賦稅制度與商品價格已經對豪民極為有利，但他們還是想方設法轉嫁負擔，通過種種手段偷稅抗稅，尋求法外特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同具體負責賦稅徵收的鄉官里吏狼狽勾結，或以財凌權。如『（何）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註：【漢書・何武傳】。），即屬典型的抗稅事例。劉秀欲行度田，而刺史太守多為詐巧，上府責之縣，縣責之鄉，為虛報墾田數字，又要『優饒豪右』，遂侵刻贏弱，竟將『廬屋裡落』計為民田；和帝永元五年詔書指出：郡國每向朝廷呈報貧民戶口人數，常把『衣履釜*[+臼+鬲的下部]』（註：【後漢書・孝和帝紀】。）計為民貲。凡此種種，無非豪民與官府沆瀣一氣，偷逃稅役。對此，賢良文學在鹽鐵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揭露：『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憚，不敢篤責，刻急細民，細民不堪，流亡遠去。』（註：【鹽鐵論・未通】。）豪民偷稅抗稅，鄉里又要應對上計，只好刻急細民，使『中家為之色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從而使流民問題惡性循環。加以『鄉部私求』，『因公生奸』（註：分見【漢書・貢禹傳】、【後漢書・孝安帝紀】。），『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註：【後漢書・循吏列傳】。），正所謂『高枕談臥，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與戚吏正者之愁也』（註：【鹽鐵論・取下】。）。
第三，社會上實際凌駕鄉里政權。
司馬遷在生動描繪漢初商品經濟活躍發展的生動景觀後，概括指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是說在封建專制社會，財力是僅次於權力的支配力量。豪民儘管無權，但財勢凌人，在社會上宗族勢盛、財大氣粗、奴僕賓客成群、坐享威福，崔痛心疾首地針砭曰：『上家累巨億之資，戶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註：崔：【政論】。）武帝世，灌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宣帝朝，涿郡『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寧成更是『使民威重於郡守』（註：【漢書・酷吏傳】。），鄉官里吏自然『畏憚』，而不敢『篤責』。由此可見，豪民何止『漁食閭里』，其權勢或可與鄉里政權並重，或高高凌駕於鄉里政權之上。
三
鄉里是漢政權依賴的重要基礎，一鄉一里的治亂儘管不至於對政局產生太大影響，但鄉里治理的整體水平卻直接關係到民生的安康或動盪，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政治的治亂。秦末徵發閭左服徭役，成為引發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索。依王子今、張漢東等學者考證，『閭左』即『里佐』，乃里正之副（註：參見王子今：【『閭左』為『里佐』說】，載【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張漢東：【閭左新解】，載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未定稿】1984年第27期。）。秦二世對閭左的徵發，直接動搖了基層鄉里政權的支柱，從而導致地方社會的土崩瓦解。
在漢初社會，作為政府異己勢力的遊俠一度頗盛，同時也是豪民階層異軍突起之時。豪民同漢王朝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從實現社會安定，維護封建秩序的角度論之，卻始終是王朝政治的對立因素。因為豪民勢力的壯大，不僅瓦解小農經濟，腐蝕社會政治，破壞封建法治，敗壞社會風俗，而且其影響還遠遠超越鄉里範圍，豪民在切身利益受到侵害時，往往結黨謀反，或武裝對抗，從一種王朝政治的潛在威脅質變為公開的分裂力量。
武帝算緡以前，豪民階層主要活躍在流通領域，生產性投資也局限於開礦、冶鐵、煮鹽、鑄錢等部門，兼併土地的問題尚不突出，故有『未有併兼之害』的說法。在此條件下，豪民對鄉里的影響更多的是間接性的商品衝擊、高利貸敲榨和人身役使，把小農直接掃地出門者寡，故這一時期流民問題並不突出。而且，漢初以來的『三選七遷』，通過對關東地區豪民勢力的階段性掃蕩，也使豪民對社會的危害不致演成大患。但武帝對工虞商賈不加分別的毀滅性打擊政策，雖使豪民在一定時期銷聲匿跡，但其消極影響也不能低估，所謂『民無所牟大利則返本』，『民偷甘衣好食，不事畜藏之產業』（註：【史記・平準書】。），這一方面造成豪民消費投資的擴大，另一方面也使社會資金大量回流農村，使土地兼併、豪民役使等問題日益嚴重。特別是豪民買通、權錢結合、對鄉里政權的控制也步入一個新階段，其勢雖因宣帝的選用能臣良吏而暫時受到遏制，但這種結構性變化卻終難扭轉。
西漢建國以後，一直堅持把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併兼之家遷至關中，置於諸陵。遷豪雖不損害其貲產財物，但卻有效地翦斷了他們在關東地區盤根錯節的地緣聯繫，而且，徙至關中後，依法又不得族居（註：【謝承後漢書・鄭弘傳】云：『武帝時，徙強宗大姓，不得族居。』載【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頁。），進一步割斷了他們的宗親血緣紐帶，這不僅減輕了關東地區土地兼併的壓力，同時也滯緩了豪民在關中地區鄉里勢力的形成。正如建武年間杜林所論：『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併之民。』（註：【東觀漢記校注・杜林傳】第14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6頁。）而元帝放棄遷豪不久，即出現『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註：【漢書・陳湯傳】。）的嚴重局面，鄉里政權排解糾紛、組織生產、賑災扶貧等行政職能喪失殆盡，農民破產流亡的勢態一發而不可收。
早在漢初，豪民為結黨營私，擴大勢力範圍，即『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註：【賈誼集・時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頁。），宣、元以後，『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註：【漢書・趙廣漢傳】。）更為普遍，或『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註：【漢書・何並傳】。）；或『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併兼役使，侵漁小民』。顯而易見，元帝之所謂『寬政』，不僅助長了宗族勢力的強盛，而且『三互』之行，又使地方長吏往往受制於小吏豪民，地方大姓、鄉里豪民把持或左右鄉里甚至郡縣政權的格局逐漸形成。對此，崔作【政論】評說：『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註：【後漢書・崔傳附崔傳】。）
當然，我們將豪民規定為一個社會階層僅僅是就其基本特徵來劃分的，如果從整個社會階級關係變動的宏觀角度觀察，豪民實際上是一個界於官民之間不斷流變的地方階層，它既能破落為一般民戶甚至取庸為奴，又能通過各種途徑為官，尤其是一些擁有前代名門望族淵源的豪民，或因時際遇而顯赫一時的官宦後裔，更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從其上升趨勢來說，漢代豪民的最終歸宿是逐漸同官宦之家合流，進而演變為以大地產為基礎的門閥世族，如南陽樊氏即是一典型例證。但這只是一種趨勢，一種整體動態，而非一個個具體個案的累加。在豪民向官宦士大夫轉化的歷程中，兩漢之際的社會大動盪為其提供了一次天賜良機。在反莽鬥爭中，先有鉅鹿著姓馬適求（註：馬適氏為鉅鹿著姓，見陳直：【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頁。）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受牽株連的『郡國豪傑數千人』（註：【漢書・王莽傳】。）；後有劉氏宗族、州郡長吏、地方大族四處並起，從而促成了豪民與士大夫集團的合流。其中許多家族歷久不衰，成為魏晉門閥世族的前身。劉秀度田失敗後，東漢政府基本放棄了遏制和打擊豪民勢力的措施，西漢以來豪民與官府勢不兩立的歷史不再重演。東漢中後期，隨着官宦士大夫的門閥化，新生的豪民地主就很難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了，閥閱功勞、門第族望已成為選官的主要依據，勢族、單門之間的界限雖不似魏晉以後涇渭分明，但已成為社會上評定人物的標準。所謂『選士而論族姓閥閱』（註：仲長統：【昌言】。），『貢薦則必閥閱在前』（註：王符：【潛夫論・交際】。）。趙壹有感於此，作【刺世疾邪賦】曰：『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註：【後漢書・文苑列傳】。），可謂入木三分。
在此條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間又被擠壓到地方乃至鄉里，他們的政治出路儘管渺茫，但勢力仍然炙手可熱。他們廣占田園，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親賓客一身二任，組成半公開性質的私兵。對這些遍布全國的『土豪劣紳』，不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鄉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長吏也懼其三分。他們在支持劉氏政權時，無疑是漢代『專制政治的基礎』，而豪民勢力所固有的離心傾向也與日俱增，最後成為漢末軍閥架空朝廷、火併廝殺所依賴的基本社會力量。
作者：王彥輝 原題：【漢代豪民與鄉里政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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