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论剑历史门户网 四、族产：宋朝的族产成为凝聚宗族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名门望族往往三世而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不稳定，在家产之外，另设宗族共同的族产，就尤为必要。族产的名目繁多，但在农业社会中，主要是田地和宅舍。宋仁宗时，范仲淹首创义田，并且亲自订立十三条规矩，其后子孙又陆续增订。范仲淹与其兄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宋理宗时，范氏宗族有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34]此后义田的风气渐盛，如北宋官员谢景初“有田在苏、杭，岁入千斛，[35]悉留以给宗族之在南者”。[36]李师中“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至今号义庄”。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37]一个并未得到官位的士人张鼎“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38]南宋的义田事例更多。
除义田外，如义学田用于扶助宗族的教育，祭田用于祭祀祖先。由于赵氏皇族的人口日益繁衍，宋朝也规定了各种经济补助措施，其中包括“宗室官庄”。在北宋后期，光是南京应天府“南敦宗院有田四万四千顷，房廊二万三千六百馀间，而日患不给”，[39]其规模又非私人族产可比。在宋时的社会条件下，各种族田的经营方式大致都是出租。
五、族塾义学：宋朝专设宗学，使赵氏皇族普遍受教育。私人的族塾义学也有所发展，如南宋后期的宰相赵葵既设义田，“以厚其宗”，又设义学，“辟四斋”，“子弟六岁以上入小学，十二岁以上入大学”，“学规如岳麓、石鼓”。[40]“李仲永侍郎居浮梁之界田，晚年退闲”，“自立义学”，“招延师儒，召聚宗党”。[41]官员吴芾“方为义庄、义学、义冢，以俟宗族之贫者，而未克就”。[42]义冢也是一种族产，用于葬宗族的贫苦者。
六、家法族规：宋时有一些成文和不成文的家法、家训、族规之类传世。例如宋真宗时，越州“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此后“二百三十六年”，“其号义门如故”。“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箅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43]裘氏宗族有可能是一个农民的宗族，实际上有一些简单的规约。著名经学家陆九渊的宗族也“累世义居”于抚州金溪县。陆氏家族以“一人最长者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逐年选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畴，或主租税，或主出纳，或主厨爨，或主宾客。公堂之田，仅足给一岁之食。家人计口打饭，自办蔬肉，不合食。私房婢仆，各自供给，许以米附炊”。“附炊之米”“置历交收”。“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可改，度不可容，则告于官，屏之远方”。[44]江州德安县陈氏义门有一部家法传世。[45]
七、祭祖：古人重视丧葬，往往聚族土葬，宗族有共同的墓地。如司马光的宗族，“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椁”。但到司马光六十六岁时，“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祖墓迫隘，尊卑长幼，前后积若干丧，久未之葬”，后来在“祖墓之西，相地为新墓，称家之有无，一旦悉举而葬之”。司马宗族的户贯在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而墓地在夏川乡。[46]宗族祭祀的另一重要场所是宗庙、家庙或祠堂。皇帝设宗庙，一定品级的文武大臣设家庙，经南宋朱熹的倡导，不够立家庙的宗族可设祠堂。北宋名臣富弼致仕后，“每早作”，“赡礼家庙”。[47]宋神宗“皇后侄向子骞妻周氏”不信神佛，“但默祷家庙求v”。[48]此类场所其实是将敬祖和信神混为一体。陆九渊的宗族，“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49]
按照儒家的伦理，宋朝的宗族组织和制度强调敬宗收族，倡导宗族内部的敦睦、亲善和互助，上述的规制都是旨在凝聚宗族的血缘关系。但从另一角度看，私有制的存在，又不能不成为宗族组织和关系的涣散剂。例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就记录了不少宗族内部围绕着财产而发生的各种纠纷，以至引起诉讼。[50]四、宋朝的城乡基层行政组织
中国古代的聚落组织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变化，[51]大致始自秦国商鞅“令民为什伍”以来，确立了秦汉时代乡、亭、里的基层体制。[52]但长时期内，城乡的基层组织看来没有明确区分，城市基层组织也可称坊，而坊与里常可混称，[53]直到唐宋时，城乡的基层组织有了相当严格的区分，这也反映了城市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
宋朝沿袭唐制，乡村中有乡和里，城市中有坊，但乡和里更重要的是作为地名和人们的户贯。今人所用的籍贯，古代其实是区别为籍和贯，前辈学者王毓铨先生对此已有考订。贯有户贯、乡贯、本贯、祖贯等名目。[54]从北宋到南宋，尽管乡村基层组织有所变迁，从《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看，直到南宋前期，乡村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乡和里，只有个别不用乡或里，而用村、镇或社，而坊郭户的户贯普遍用州、县和坊。但在南宋晚期的《宝v登科录》中，坊郭户贯仍用州、县和坊，而乡村户贯有的只用州和县，有的兼用乡，而兼用里者较少。
宋朝乡村一般是县之下分若干乡，乡之下又分若干里，但也有一县设一乡，一乡管一里或乡下无里的情况。如宋神宗熙宁时京兆府所辖，多数县为一乡一里，少数县有乡无里，只有干は睾臀寄舷囟嗍乡辖有二、三或五里。[55]宋朝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名实背离，而各地州县衙门和乡里的吏制差别颇大。从史料上看，有些地区设有乡长，[56]另一些记载中又有乡官，[57]但显然不是普遍的制度。据北宋的《两朝国史志》说：“诸乡置里正〔主〕赋役；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开宝七年，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58]所谓“废乡”，当然不是取消乡名，而只是取消乡的基层行政单位。里正的名目相当普遍地保留下来。在每乡只有一里的地方，里正和乡长也不会有区别。在部分地区，担任里正者不管乡里的事务，只是准备轮差州役衙前，到宋仁宗时，又明令废除里正。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是户长和耆长，他们的辖区则称管。
按宋朝吏制，户长和耆长都算乡役，耆长又称三大户，乃是沿用后周之制，以本管的三家上户轮流充任，其下设壮丁。户长和耆长的管辖区至少在某些地区是不同的。如福州共有６８乡，３０５里，在宋哲宗时设户长１３０人，耆长４４３人，则户长的管大，而耆长的管小。[59]明州定海县有“六乡”，而清泉乡“析为二管，总号七乡”，[60]五乡不分管，而一乡分两管，似可推论为五乡每乡即是一管。南宋湖州德清县还保留了管的名称，两个乡各辖五里，不分管，四个乡分别辖十里、十五里和二十里，在乡和里之间设管，[61]则辖五里的两乡也都是每乡一管。《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１１１《宋全等施石献床记》载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绍兴府会稽县有“雷门东管第一乡”，[62]应是由乡分管，而后又将管改立为乡。此外，至少部分地区又将耆长的所辖的管称为耆，如四川泸州江安县原为一乡七里，后为“一乡一里八耆三十二都”，八耆包括罗力耆、罗隆耆等，其中一部分显然是原罗力里、罗隆里等改名。“惟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至于官府税籍，则各分隶耆下，故结甲日以耆冠都”。[63]据明《喜靖彰德府志》卷８引宋相州地方志所载，当地只是管之下辖村。由此可知，宋朝的乡、里以及管或耆的关系相当复杂，各地的情况五花八门，难以一概而论。至于“士人应举，卷首书乡里名”，可与前述南宋的登科录互相印证。
宋神宗时，推行保甲法，规定每五户为一保，五十户为一大保，五百户为一都保，后又改为二十五户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为一都保，分别设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副保正。[64]接着，宋廷又下令废户长、耆长和壮丁，以保正取代耆长，另设承帖人隶属保正，以催税甲头取代户长。[65]宋哲宗时，又取消催税甲头，用大保长催税。[66]此后，宋朝乡村又出现了新的基层单位都保，一般简称都，有时也可简称保。前述江安县就是在八耆之下设三十二都。都往往以数字排列，如罗力耆下辖第一到第八都。都搀杂在乡里之间，又形成了更复杂的关系。如平江府常熟县各乡，乡下分都，都下分里。感化乡下辖第一到第七都，第一都下又辖虞山里等四里，但有的里又被几个都所分割。[67]徽州的一些县是乡下分里，而祁门县是乡下分都。如“归化乡在东，其都归仁、义成、沙溪”，[68]当地的都又不以数字排列。又如庆元府象山县则是在里下设保，政实乡“管里一，保十二”，里名美政里，保名乌石保、白石保等。按当地登记的户口数估计，每保的人口大致相当于一都保，应是指都保。[69]可见都保与原来的乡里之间的关系，也宋朝的村落多半是自然村，辖于里和都之下。如前述有“怀州河内县清期乡弟二管西金城村”。但彼此关系也不可一概而论，宋孝宗时，明州鄞县有丰乐乡“管里一，村二”，里名石柱里，村名干坑村和故干村，但通远乡“管里一，村一”，里名李洪里，村名环村，[70]实际上是一个村同时又兼有乡名和里名。明州后升为庆元府，宋理宗时，奉化县的奉化乡辖“管、里二，村四：广平管，镇亭里，明化村、长汀村、茗山村、龙潭村”，其实是乡、管、里三者同地而异名。慈溪县金川乡“管里四，村三”，里名云山里、太平里、大川里和求贤里，村名太平村、招义村和千金村，又是里反而小于自然村。[71]再以华亭县为例，其胥浦乡“三保、九村，管里五”，则是都保大于里；长人乡“六保、十二村，管里三”，则是里大于都保。[72]
综上所述，自北宋到南宋前期，乡和里一直作为地名和户贯所在地。但到南宋晚期，乡，特别是里的概念有所淡化。自宋太祖开宝以后，乡村实际的基层行政单位大多是管或耆，宋神宗以后又改为都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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