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眼中的中國通史

  來源: 中國學術論壇

20世紀初年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中，影響大而真正識見高的並不多，傅斯年應屬其一；但他在史學言說中卻是相對『失語』者，尤其是在中國大陸。近年王?森關於傅斯年的專書出版，重建其學術、思想及其政治活動，傅氏的形象可謂面目一新。可惜此書是英文，大陸稍差的圖書館或不藏，能讀到者似不多。以傅斯年的著述和學術功業，其影響應比現在大許多；但由於政治等原因，傅氏作品在大陸長期少見，僅近年稍有選本，實妨礙其思想、學術之流傳。今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傅斯年全集】，雖仍不夠全並略有訛誤，到底提供了研究傅斯年的基本資料?
蔣廷黻曾經回憶說，傅斯年論政之作，篇篇都『好像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的確，言有所本而眼光通達，是傅氏言論的一大特色。但在具體研究中，他似更重視史事的橫向關聯，多次強調史事與周圍的聯繫超過其與既往的聯繫。傅先生以為，『古代方術家與他們同時的事物關係，未必不比他們和宋儒的關係更密；轉來說，宋儒和他們同時事物之關係，未必不比他們和古代儒家之關係更密』。法國史家布洛赫後來也曾引阿拉伯諺語 『人之像其時代，勝於像其父親』，以說明理解任何歷史現象都不能脫離其發生的特定時代。
故傅斯年主張：敘述史事應『一面不使之與當時的別的史分，一面亦不越俎去使與別一時期之同一史合』。這與側重專題研究的陳垣看法相近，而與提倡治『通史』的錢穆頗有距離。陳垣曾告訴蔡尚思，『什麼思想史、文化史等，頗空泛而弘廓，不成一專門學問』；只有『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錢穆則主張歷史是整體的，治史要『通』，而不甚贊成以『事件』為中心的專題研究，以為『事件』一旦抽出，則可能切斷其縱橫關係，反『無當於歷史全體之真過程』。在其記憶中，北伐後暗中操控北大歷史系的傅斯年主張『先治斷代史，不主張講通史』，兩人為此頗有些衝突。
那麼，是否傅斯年在非史學領域才體現其語語四千年的通達風格呢？其實不然，傅氏早年在北大讀書時便主張歷史可『斷世』而不必『斷代』，且已形成其新穎而明晰的『斷世』體系。一般皆知陳寅恪治史有其一以貫之的核心觀念，即『種族與文化』，其實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前所著的【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一文中已明確提出：『研究一國歷史，不得不先辨其種族。誠以歷史一物，不過種族與土地相乘之積。種族有其種族性，或曰種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種族一經變化，歷史必頓然改觀。』故其中國史之『斷世』，即『取漢族之變化升降以為分期之標準』。
而傅斯年的『種族』概念，其實也更多是『文化』的。在他看來：『中國歷史上所謂「諸夏」、「漢族」者，雖自黃、唐以來，立名無異；而其間外族混入之跡，無代不有。隋亡陳興之間，尤為升降之樞紐。自漢迄唐，非由一系。漢代之中國，與唐代之中國，萬不可謂同出一族，更不可謂同一之中國。』故他斷言：『自陳以上，為「第一中國」，純粹漢族之中國也；自隋至宋亡，為「第二中國」，漢族為胡人所挾，變其精神，別成統系，不蒙前代者也。』在同一『土地』之上，先後兩個『中國』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後者皇室將相多非漢種，更主要的是『風俗政教』的大不同。
北伐後傅斯年成為北大教授，上課時仍貫徹這一早年確立的分期觀念，其印發的【中國通史綱要】，再次明確 『以「民族遷動」為中國史分期之標準』，而具體的分期也基本相同。他在1931年給陳寅恪的信中重申：『中國之國體，一造於秦，二造於隋，三造於元。漢承秦緒、唐完隋業，宋又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兩代，雖民族不同，其政體則皆是元代之遺耳。』當然，傅斯年也注意到歷代『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別作「枝分 」』；其枝分的標準分別是：上世為『政治變遷』，中世為『風俗改易』，近世為『種族代替』。
在『中世』一段，『自爾朱亂魏，梁武諸子兄弟鬩牆、外不禦侮之後，南北之土客合成社會，頓然瓦解；於是新起之統治者，如高齊、如宇文周、如楊隋、如李唐，乃至侯景，皆是武川渤海族類之一流，塞上雜胡，冒為漢姓，以異族之個人，入文化之方域。此一時代皆此等人鬧，當有其時勢的原因，亦當為南北各民族皆失其獨立的政治結合力之表現。』正因南北朝各族『皆失其獨立的政治結合力』，所以才有隋唐『民族文化之大混合』。故『唐代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變』。
他早年論證隋、唐皆『外國』說：『君主者，往昔國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虜，其不純為漢族甚明』。而『唐之先公，曾姓大野』。不論是原姓李氏而賜姓大野，還是原姓大野而冒認李姓，皆當疑而證之。更廣泛地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後南朝，正魏周而偽齊陳，直認索虜為父，不復知南朝之為中國』。當時將相，『鮮卑姓至多，自負出於中國甲族之上；而皇室與當世之人，待之亦崇高於華人』。若一般民俗，則 『琵琶鮮卑語、胡食胡服，流行士庶間』，載記可考者甚繁。可知『隋唐所謂中華，上承拓拔宇文之遺，與周漢魏晉，不為一貫。不僅其皇室異也，風俗政教，固大殊矣』。
後來陳寅恪申論李唐帝室非漢姓，曾引起軒然大波，朱希祖嘗力辯其非，蓋認為此說或暗示中國人久已無建國能力，當日本侵華之時而言此，太不合時宜。早存此見的傅先生聞此則『倘佯通衢，為之大快』。其實陳先生所見者遠，在他看來，必知『李唐先世疑出邊荒雜類』而 『非華夏世家』，而後李唐三百年『政治社會制度風氣變遷興革所以然之故，始可得而推論』。故『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長，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或即在此種族文化融合意義之上，傅斯年看出陳先生所發現者乃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件，反映了時代的結構性劇變，即其所謂『時代之Gestalt』。他申論說：魏晉以來『政治之最大事』即『整齊豪強之兼併，調劑中正官之大弊』。然『南朝立國本由過江之名士，濟以吳會之舊門，為社會政治支配之主力，故此局面打不破』。北朝『以沿邊之雜胡，參之中原之遺族而成之社會』，其政體雖與南朝略同，社會成分畢竟有差異。統一之後，『南北門閥各不相下，而新舊又異其趨向』，其終能形成以諸科考試代九品中正的制度，『與隋唐帝室出身雜胡不無關係』。此後科舉制影響中國社會千餘年，誠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變』。
傅先生斷定，『此事關係極大，此一發明，就其所推類可及之範圍言，恐不僅是中國史上一大貢獻而已』。從唐代帝室種族考證『推類』至影響中國社會千餘年的科舉制，非胸中素存四千年史事的大手筆不易見及。魯迅曾說，『凡人之心，無不有詩』。一讀他人之詩而『心即會解者，即無不自有詩人之詩』。蓋心中先有詩，則詩人『握撥一彈，心弦立應』。大約總要識力見解相近，然後可產生撥輒立應的共鳴。傅先生能看出陳先生之所欲言及其可能推廣的影響，誠可謂知音。
而傅斯年自己的治史取向卻常被誤解，其『史學即史料學』的說法更曾引起廣泛爭議。傅先生明言『反對疏通』，主張以『存而不補』的態度對待材料，以『證而不疏』的手段處置材料，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但其自身作品，特別是其著名的【夷夏東西說】和【性命古訓辨證】，又何嘗少了『疏通』！他相當讚賞清儒『以語言學的觀點解決思想史問題』的方法，更主張『思想非靜止之物』，故在『語學的觀點之外』，更須『有歷史的觀點』，以疏通特定觀念『歷來之變』。不過，若非胸有四千年，『疏通』甚易流於『妄誕』，這可能就是傅氏立言『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吧。
其實傅斯年不僅歷史眼光通達，他觀察時事同樣敏銳。早在1918年6月，他就不僅看出新俄之『兼併世界，將不在土地國權，而在思想』；更預見到『將來西伯利亞一帶，必多生若干共和國』。當時恐怕極少人能有這樣的未卜先知，其能如此，即如他自己所說，『吾輩批評時事，猶之批評史事，豈容局於一時耶』。正因其觀察眼光不局於一時，復有其一貫的種族文化視角，故能所見深遠。【全集】中類此睿見比比皆是，實在值得認真研讀；其書信、遺稿中還有不少論學論時之作，惜未收入。（羅厚立）
【傅斯年全集】，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