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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学文化 三、阶级关系：对直接生产者身份地位的考察
中国在原始社会瓦解之后社会形态的性质，从2O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之前，也经过了奴隶社会阶段。但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原始社会瓦解之后就形成封建社会。还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既非奴隶制，也非封建制，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在肯定中国古代经过奴隶社会阶段的学者中间，对于商周社会质的理解也有不同。有的认为商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有的认为商周都是奴隶社会。还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尚是原始社会末期，西周才形成奴隶社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商周阶级关系的理解不同，特别是对商周主要农业生产者众人和庶人的身份，认识很不一样。
从方法论上说，关于中国古代阶级关系的争论，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奴隶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者是否必须是奴隶?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主要劳动生产者不是奴隶，就很难成其为奴隶社会。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古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并不像近代这样简单明晰，即便在希腊罗马，奴隶的数量也不构成居民中的多数。中国古代奴隶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家庭奴隶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商周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者是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农民，他们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奴隶，但就其被奴役状态而言，却接近于奴隶。
西周的主要农业劳动者是庶人，亦即庶民。在青铜器铭文和先秦文献中，庶人的身份和地位显然不同于奴隶。如《牧簋》和《毛公鼎》铭文都记载周王告诫贵族不要虐待庶民，表现了对庶民的关怀。《诗经》中许多篇章也提到庶人和庶民。如《大雅・卷阿》：“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大雅・抑》：“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惠于朋友，庶民小于”。《小雅・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不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诗中把庶人、庶民和哲人、君子对比，赞颂吉士爱抚庶人，宣扬施仁爱及于庶民，可见在当时人的眼里，庶人、庶民的身份地位比奴隶要高得多。《尚书・洪范》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周王遇事不决时，需要征求庶人的意见，这也说明庶人是具有基本政治权利的公民。
《尔雅・释诂》：“庶，众也。”庶人、庶民也就是民众。他们的先辈是氏族的一般成员，当阶级和国家产生之后，就成为贵族之下、奴隶之上的一个平民等级。《礼记・文王世子》说：“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据此，庶人当中也包括一部分原先是贵族宗族的成员，但由于血缘关系疏远或因犯罪而下降为“力于农穑”的平民。庶人通过家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从奴隶制国家那里分配到一份地，用以维持全家的生活。作为获得这种份地的必要条件，庶人要为奴隶制国家及其各级贵族提供无偿劳动。《国语・周语》在谈到西周王室的籍田时说：“王耕一拨，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大小贵族采邑的“公田”，也是由庶人“助耕”的。除此之外，庶人还需承担各种力役。 《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周文王的灵台就是靠庶民的力役筑成的。
西周的社会结构有国野之分。国中除了居住贵族之外，还有甲士和工商。国的周围有郊，郊之外是遂，也就是野，是庶人居住的地区。《汉书・食货志》在追述殷周时代农民的劳动情况时说：
“春，令民毕出野，冬则毕人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人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人，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可见庶人的劳动受到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毫无自由可言。不仅如此，庶人有时还被周王随意赏赐给一些贵族。如《大盂鼎》铭文记载周王对盂说：“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又《宜侯矢簋》记周王对矢赏赐：“锡在宜王人□又七姓。锡奠七伯，厥m□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十]夫。”
为什么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庶人会被周王用来赏赐呢?这与军事征服所产生的奴役状态有关。马克思曾经指出，以部落为基础的所有制，在发生征服的场合，会“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四。上引西周金文中被赏赐的庶人，就是由于本族被周人所征服，因而沦为周人“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而被赏赐的。他们不但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且本身也变成征服者的重要财产。这种庶人的身份，有些类似于斯巴达的黑劳士(HClots)．
如果西周只有处于被奴役状态的庶人，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奴隶，要称它为奴隶社会确实是有困难的。但西周还有许多属于官府和私人的奴隶，这就是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中的臣、妾、童、仆、隶、牧、圉等。
《尚书・费誓》记述伯禽征伐徐戎淮夷，在费地誓师，警告士兵说：“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这里所说的“臣妾”，即是私人所有的男女奴《周易・旅卦》：“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是说一位旅客买了一批童仆，由于客舍失火，童仆都乘机逃亡。这些童仆显然也是奴隶。《伯克壶》铭：“白大师锡白克仆卅夫。”说明仆也和臣一样，被用来赏赐。
《左传》昭公七年载楚芋尹无宇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在这十个等级当中，皂的身份不甚明确，自隶以下则属奴隶阶级。不同等级的奴隶，不但地位有别，其所从事的工作也不同，如圉是养马的奴隶，牧是养牛的奴隶。
主贵族家庭的附属成员。先秦文献中的“孥”字，既指家属，也包括奴隶在内，这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家庭奴隶制相当发展的特点。但是，不能把中国古代的奴隶制完全归结为家庭奴隶制，因为私家奴隶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而官府奴隶则大多数属于生产织经，皆百人”。这些被赂送的木工、缝工和织工，都是官奴隶。《左传》隐公五年说：“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说明开发山林川泽和生产各种器用材料的繁重劳动，大部分由官奴隶承担。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就是建立在广大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
奴隶不但承担了最艰苦的劳动，还经常受到奴隶主的各种虐待，以至于任意杀害。残酷的人殉制度，直到春秋战国之际还可以看到它的残余。殉人虽然不完全是奴隶，但家庭奴隶常遭杀殉则是事实。如陕西宝鸡茹家庄两座西周墓发现殉葬青壮年四人，少年五人，“其中有守门的杂役，有赶车的舆者，有护卫的壮士，有供驱使的儿童”[25]。许多奴隶因为不堪忍受压迫，经常逃亡。奴隶制国家为此制订了专门的法律，禁止窝藏逃亡的奴隶[26]。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发生激烈变动的时期。公元前645年晋国“作爰田”，标志着农村公社定期重新分配耕地制度的废除。从此以后，庶人的份地可以长期占有并且自行安排耕作和休耕了。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关系，先后也都有所变革。由于奴隶主公室的剥削加重，迫使庶人加强了反抗斗争。当时各诸侯国经常发生的“民溃”事件，基本上都是庶人反抗斗争的一种形式。有些新兴贵族在兼并斗争中为了战胜对手，就把争取庶人的支持作为壮大自己力量的重要手段。《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誓师，凡克敌有功者，“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庶人和工商原先都是不自由的，现在如果立了军功，就可以获得自由人的身份。到了战国时代，庶人的向背已经被认为是决定统治者安危的重要因素。《荀子・王制》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他由此得出一条结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这时的庶人，其身份地位与后代封建社会的农民可以说没有多大区别了。
在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中，奴隶的地位也得到了改善。前引赵简子誓师“人臣隶圉免”，即允许立军功的奴隶免除奴隶身份。云梦秦简的《军爵律》也规定，官奴隶如果有军功而应授予公士爵位的，不仅自己获得自由，还可以用爵位来赎免妻子的奴隶身份。战国时期的奴隶已经不能随意杀害。秦简有一件法律文书，记载“某里五大夫乙”派家吏捆送女奴报官，请求对她施加黥劓[27]。可见按照当时法律规定，奴隶主已经不能擅自杀、刑奴隶。
战国时代，“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28]的自耕农在农业劳动者中占多数，但封建制的关系也在迅速发展。当时一些新兴贵族和地主役使劳动者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1)依靠特权强制贫苦农民定期为自己服役。如《商君书・境内》说：“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种有爵者对庶子的役使，带有农奴制徭役劳动的性质。(2)通过出租土地役使租佃农民。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29]。他对战国时代土地兼并现象的估计有所夸大，但当时已出现土地兼并和“见税什五”的封建租佃制关系则是事实。(3)役使雇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这种雇工表面上看来像是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实际上和主人之间也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是比庶子和租佃农民较为松弛而已。上述三种新的奴役形式，都明显打上了封建剥削的烙印。役使庶子的方式更多地带有旧的剥削制度的痕迹，由于不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在战国后期就逐渐消失了。至于租佃制和雇佣制，则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二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主要的剥削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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