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替天行道』：無同路人 阻礙領袖綱領必死

  來源: 南方都市報 作者;狄馬

梁山上有好多技術型的幹部，如書法家蕭讓、繪畫雕刻大師金大堅、歌唱家樂和、獸醫皇甫端、劊子手蔡福、蔡慶等。這些技術幹部在正常情況下是不可能上梁山的，原因很簡單：他們憑一技之長，在『明社會』中已經能夠『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了，何必跑梁山上，頭上頂個賊名，最後仍就圖個『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呢？唱歌的在哪裡不是唱，何必在梁山上唱？難道梁山上的歌迷比登州城裡的還多嗎？寫字刻章子的在哪裡不是寫字刻章子，何必當一回土匪還干老本行？難道梁山上的客戶比濟州城裡的還多嗎？因而，與普通人相比，這些人上梁山是需要更強的力量去逼迫的，神醫安道全的經歷就最能說明問題。

安道全本是建康府里一個有名的醫生，只因宋江在攻打大名府的前夜突然病倒，張順就向他推薦曾醫過母病的神醫安道全，吳用就命他帶上黃金星夜啟程，請安醫生上山救人。誰知張順冒著大雪，路上差點被船匪路霸張旺扔到江里餵了魚，好不容易趕到建康府，見了安醫生，安卻以老婆下世，家中無人照料推辭不去。原來，這安醫生在建康府里有一個女朋友，叫李巧奴，在一家娛樂公司上班，生得是千嬌百媚，風情萬種，以此纏住了神醫的心。無奈張順百般哀告，安醫生只得勉強答應出診。當晚，安醫生就帶著張順來到巧奴上班的地方吃酒―――大概是想在臨別之際再『柔情繾綣』一回。誰知正是這浪漫的想頭，要了他女朋友的命。

安醫生見了巧奴，便告訴她將要遠行，巧奴妹妹果然不高興了，連嗔帶痴倒在神醫懷裡，說『我卻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搞得神醫心顫神搖，不能自已。好在他一會兒就醉了，巧奴便扶他到床上歇息。沒想到船匪張旺卻得了張順的銀子，上門消費來了。大堂經理『虔婆』便叫出巧奴，與張旺在另外的包間吃酒。原來，這巧奴只是把『道全哥哥』當成了他的VIP客戶，其他散客照接不誤，而正是這『以安爲主，兼收並蓄』的方針，激起了張順的殺心。他拿起一把廚刀先殺了該店的大堂經理『虔婆』，後又掄起劈柴斧砍了兩個服務生；巧奴聽見不對，慌忙開門，被張順『劈胸膛砍翻在地』，張旺見勢不妙，跳牆走了。張順看追不上，就割下衣襟，蘸血在牆上寫下七個大字：『殺人者，安道全也。』我們看，這與武松有本質的不同。武松在血濺鴛鴦樓後，也是在牆上寫下八個大字『殺人者，打虎武松也』，儘管有濫殺無辜的嫌疑，但終究還算好漢做事好漢當，但張順殺人後卻寫上安道全的名字，完全是嫁禍於人。

卻說安道全酒醒後，看見四具死屍，嚇得縮成一團。張順就亮出了底牌：『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卻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徑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這時安道全如果不想死，只有跟著張順上梁山，而巧奴和她公司里的員工，就只能白白地死了。

現在讓我們站在巧奴的角度上想一下，她是爲什麼而死的？她是殉情的嗎？她是『爲天下百姓』而死的嗎？都不是。首先，她不認識宋江，更不知道遠在千里之外有一座山叫梁山，梁山上有一伙人吃飽了沒事幹專門『替天行道』。在一個夜生活相對發達的年代，她只想拿青春賭明天，賺個缽滿盆滿而已；而正是這樸素的信念使她成了造反路上的絆腳石，最後又糊裡糊塗地做了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殉葬品。因爲她的營銷手段觸犯了梁山的規則。梁山的規則是：不管是誰，只要他阻礙了領袖或領袖頒布的『替天行道』綱領，他就得喪命。不存在『同路人』、『第三種勢力』、『紅瓤白皮』等多種選擇。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像李巧奴這樣的人殉葬以後，宋江和他的眾兄弟壓根兒就不知道她是誰。【水滸】中寫到張順歸山，拜見了眾頭領，訴說船上被劫、水中抱冤一事時，眾皆稱奇，說：『險不誤了兄長之患』―――仿佛根本不存在四條人命的事。

這種規則也是螞蟻和蜜蜂的規則。在螞蟻和蜜蜂的王國里，不存在協商或多元並舉的問題。一切都以蟻王的旨歸爲旨歸，以蜂王的是非爲是非。宋江受招安後，在攻打杭州的前夜，徽宗突然索取安道全回京，人謂趙佶無心肝。因爲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軍醫對於戰爭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說，如果有安道全在，林沖、張橫、穆弘、徐寧、朱貴、孔明、楊雄、白勝等兄弟就不會在病痛中死去。可說這話的人們恰好忘了，當年宋江裹脅安道全上山時，同樣也沒有考慮過建康府百姓的安危，他們有了病去找誰？用我們熟悉的話說，宋江的生命不屬於他自己，屬於梁山上千千萬萬的弟兄。梁山人民離不開他，就像魚兒離不開水，瓜兒離不開秧。因而，宋江病則梁山病，宋江健康則梁山健康，宋江的背瘡就是梁山的背瘡，豈能不捨命而行？

可見，從深層的心理結構上看，宋江和徽宗是沒有什麼區別的。宋江是未得手的徽宗，徽宗是得手後的宋江。或者換句話說，大宋是擴大了的梁山，梁山是縮小了的大宋。只要宋江或方臘、田虎、王慶的頭腦里沒有新的個人理念，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就是不可避免的，徽宗管不住高俅、童貫，就像宋江管不住李逵、張順。趙宋與水泊的區別只在版圖大小，部屬多寡，而不在道行高低、正義有無。

有人說，或許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梁山人馬爲了生存，不得不採取一些非常手段；一旦坐穩了江山，說不定真會廣行仁義，勤政愛民。我只能說這是一種假設。實際情形是，中國人用兩千多年的時間，二十多個朝代的輪迴，大約一百代人的生命試驗過了，沒有一段較長的歷史證明這種假設是正確的。不存在手段卑下的高尚目的，也不存在過程黑暗的光明結局。荊棘上結不出葡萄，蒺藜里流不出奶與蜜。好樹都有可能結壞果子，壞樹豈能結出好果？這就是梁山以及類似梁山的集團給我們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