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章是伪作 之五、关于“五十而知天命”

五、关于“五十而知天命”

如果不能“不惑”，就更不可能“知天命”！我们先来讨论古人对这句话的理解。古今对孔子“知天命”的理解，主要有两条致思路径。

一是把“天命”理解为个人所不能企及的意志力量，或者说是万事万物之自然之理，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它相对于认识主体来说有一种神秘性，而孔子却可以穷通。

五十而知天命

程树德《论语集释》“唐以前古注”载：

皇《疏》：天命，谓穷通之分也。谓天为命者，言人禀天气而生，得此穷通，皆由天所命也……又引王弼云：天命废兴有期，知道终不行也。又引苏绰云：大易之数五十，天地万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穷学尽数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又引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败，遂推天命之期运，不以可否系其理治，不以穷通易其志也。

《论语注疏》：

“「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禀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学《易》，至五十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也。”

朱熹：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予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杨树达在引用孔子“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之后，说：

“此盖孔子四十以后之言。《易》为穷理尽性以至命之书，学《易》数年，故五十知天命。”

这些解释，都在于强调“天命”是“天地万物之理”“人事之成败”“废兴有期”。只不过是对之不容易探知，如果能“穷理尽性”，即可“知天命”，即可穷通天地万物之理。孔子通过学《易》，在50岁的时候，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二是把天命理解为天所授予的历史使命，知天命即孔子自觉到了天所赋予的历史责任。这种解释主要是明清时人所赋予的。

王夫子《四书笺解》曰：

“「知天命」，知之深。極天之所以命人之生，命人之理，分明默喻，而「事天」「立命」皆无不徹。”

刘宝楠《论语正义》释“五十而知天命”曰：

“天命”者……言天使己如此也……圣人之德能合天也。能合天，斯为不负天命；不负天命，斯可以云知天命。知天命者，知己为天所命，非虚生也。盖夫子当衰周之时，贤圣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学之，知其有得，而自谦言“无大过”。则知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与己之不负乎天，故以天知命自任。

程树德赞成刘宝楠的解释，评价说：“刘氏释天命最为圆满，可以补诸家所不及。”

现代学者钱穆承袭了这一说法。其《论语新解》释“知天命”曰：

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困不可通者……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这类解释谓“知天命”是孔子对于自己历史使命的理性自觉，并把这种自觉的使命感上升为天之所命，是天之所受，强调了孔子替天行道实践行为的道义性。这种解释，塑造了孔子“以继周治百世”的救世主形象。

除了以上两种解释，还有一些有影响的说法，但属个别。如清人毛奇龄的《四书剩言》曰：

“「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直至天德天道，与事物之理毫无干涉。”

现代学者李泽厚关于“知天命”说道：

最难解的是“知天命”，似可解释到五十岁，自己对这偶然的一生，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另方面明确了自己的可能性。不再是青少年时代“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前景茫茫，也不再是“天下事舍我其谁”那种不自量力的空洞抱负了。

毛奇龄把“天命”说成是“天德天道”实在玄乎，李泽厚的解释过于现代也过于哲学化。这两种解释除了复议者不多之外，也有拔高了古人之嫌，本文就不去讨论了。以下，我们将对两种略带倾向性的看法，提出质疑和辨识。

先来看看50岁时的孔子，是否达到了可以通晓天地万物之理而穷理尽性的地步，是否可以真的“知天命”。虽然文献奇缺，我们还是要尽量要找一些经验性的例子来说明。《左传·哀公十一年》载：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

鲁国的季孙氏实行田赋征收方式的改革，要按田亩征税，就赋税制度的发展来说，它有没有事物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呢？如果孔子知天命，通晓事物变化之理，该如何对待呢？当弟子冉有去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他说季孙氏的做法违背了“周公之典”“不度于礼”。孔子如此恪守旧制，抱残守缺，不察事物变化之理，如何称得上是穷理尽性之人呢？哀公十一年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应该是68岁了，尚且如此不懂事物变化之理，而“五十而知天命”又从何谈起呢？《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载：

春，西狩获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解云：即《孔丛》云“叔孙氏之车子曰锄商，樵于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麏肉角，岂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往。谓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视之曰：「今宗周将灭，无主，孰为来哉！兹日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由？麟兮麟兮我心忧」”是也。

《公羊传注疏》里一连排列了西狩获麟、颜渊死、子路死几件事。这几件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甚至还间隔了不短时间，但由于孔夫子在这三件事上表现出了大体相同的态度，所以，传注疏的作者就把它们胪列在了一起。

相信麒麟之朕兆，绝不是智者的表现。把麟之出现而死，看做是天命的朕兆，悲叹自己的政治使命到此终结，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知天命”？他把颜回的死看做是天使其丧失了助手，大呼“噫！天丧予”！把子路的死看做是天砍去了他的臂膀，大喊“噫！天祝予”！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的悲痛之情，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是他对上天的发问或责难？由悲痛而悲愤？质问上天，为什么要带走我的助手，为什么要砍断我的臂膀？其实，当他刚刚听说西狩获麟消息时的连连发问：“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就表现出了惊恐和不解。按照当时的观念，麒麟是仁兽，天下有道，有王者出现才会来到。而现在以鲁国之乱象，怎么会有麒麟的到来？它为谁而来？孔子的惶恐反映了他的困惑和不解，完全没有表现出通晓世事之理的“知天命”者的明悟、智慧和淡定！孔子真的“知天命”乎？

经验的事实证明，通晓天地万物之理意义上的“知天命”，在孔子身上是看不到迹象的。孔子是人不是神，所谓“知天命”是不可相信的！

再来看看把“天命”解为关于历史使命的理性自觉，把孔子对历史使命的认知上升为天之所受、天之所命的解释。从现有文献材料看，孔子的确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如此说，的确是自信承担着天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类似的话还有一些：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如果这些话可信，孔子的确有些过于自负了。但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所承担的使命是天之所命、天之所受的时候，他拿什么来证明呢？孔子想拯救乱世之民于水火之中，推仁爱与天下，的确高尚，但如何证明这就是天的意志呢？一个人有点自信是可以的，特别是自觉地为社会为人类而献身的时候，被一种崇高的动机而鼓动起来，的确可以使自己获得强大无比的意志力量；但是，随便把自己对历史使命的自觉，上升到天意，变为不可质疑的信念，是不是有点盲目呢？是不是有点过分自大、偏执而刚愎呢？但是，孔子是这样的人吗？

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对社会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都有着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改变社会的意志力量，那么，如何来证明哪一种看法或意志力量是符合天命的，是当然正确的？这能靠主张者自己来认定吗？如果天下人都在那里喊“文不在兹乎”，怎么办呢？说到底，自封有所谓“天命”是靠不住的！谁都没有资格自封为“天意”“天命”的代表！稍有点常识的人，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大喊大叫说自己代表了天命或天意，这样的人是狂徒，是无知，或者是骗子！笔者以为孔子不是这样的人。他虽然自信，执着，但绝不偏执，不狂妄。他曾告诫人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要自大，不要固执，不要专断；而他自己会这样做吗？

无论孔子是不是这样的人，把自己的历史使命上升到天命的高度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使一些政治家把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上升到天的意志，给自己一种盲目的自信，造成个人的一意孤行。人的认识，是否符合所谓天意，是无法验证的东西（因为天意本来就不存在），任何过于自信都带有盲目性。人应该有使命感，但如果把自己认定的所谓使命，上升到天意、天命，对自己的行为选择达到认知上的盲目，作为政治家就特别可怕。在古代就是自己代表天意，在近代就是自己代表民意，把自己的行为选择说成是人民的意志，赋予个人意志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就必然是强化个人专断，其结果就是把整个国家或民族带到灾难的深渊！

在这里，笔者还是愿意坚持传统的看法，孔子是罕言天命的人，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看做是天的代表的。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证据：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子贡证明孔子是罕言天道之类问题的，他常年随侍孔子左右，都“不可得而闻也”。最后一段话，虽然从语境上看，似乎孔子认可“天命”，但语意之重点却是强调要“畏天命”，只是要对天保持敬畏之态度。这和“敬鬼神而远之”有相通之处，而非确认“天命”之实在性。孔子对鬼神及“天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是学界所承认的。如此说来，孔子自言“知天命”的事还可以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