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术论坛 5．科举制度与经济、科技以及民主思想的发展
科举成为经济、科技、民主思想发展的阻碍，有以下原因。首先，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和思想家。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思想家也是一样。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中国学术思想的奠基时代，是在春秋。此后再也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儒家无人超越孔孟，道家无人超出老庄，兵家无人超出二孙，法家无人超出韩非，至于墨、农诸家，则已经消亡了。
科举阻碍科技与思想进步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无世袭贵族，缺乏有闲阶级。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学科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有赖于有知识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同时又不为生计发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问题。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奔忙的社会，是不会有繁荣的艺术和哲学的。科举制在中国就造成了一种没有世袭贵族的社会状况。“君子之泽，五世而渐”。科举并非一劳永逸。子孙要做官仍需再考。这种制度是公平的，但也是有缺陷的。读书人个个忙于考试，疲于应付，哪还有心思去发展个人爱好？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奠基人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出身贵族。贵族一向被视为腐朽保守势力，然而否定其阶级特权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从贵族内部产生的，这是事实。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一定的公平合理性，缓解了制度变革的要求，是以中国出不了卢梭或孟德斯鸠。中国不仅自身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对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还有天然的抵抗力。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反对贵族特权为起点的，而中国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在科举制下实现了平等。中国没有封建贵族，何来反封建革命呢？如果革命意味着制度的创新，那么中国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中国虽然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但这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并非特权。反封建就是反对贵族特权，中国不存在贵族特权，因此也不存在反封建。或者说，中国的反封建革命，早在唐代的明党之争后就完成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驱除鞑虏”的这一纲领，是推翻满清少数民族统治，1911年就已实现。中国共产党反帝的口号，在1949年也真正实现了。假如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假如统治中国的是汉族皇帝，中国革命又是什么性质呢？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都不能称为革命。因为它们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统治方式。更换的只是演员，演出的则是不断重复的剧情。一句话，没有制度创新。人民公社是可以称得上革命的一次尝试，可是却失败了。包产到户与唐代实行的均田制没有本质不同。中国的政治结构从来就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愿意改变。科举制与官僚体制结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就是官僚集团。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虽然违背公平与民主精神，却为人们所接受。对暂时不为官，不享有特权的人们，特权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是不必反对的。正是科举造成了中国人容忍特权的社会心理。人民容忍官僚集团的特权，下级官僚容忍上级官僚的特权。理由是：当你坐到人家的位置，你也可以享受。这是科举制留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心理障碍。古代官员分九品，我们现在则分十五级。每一级在住房、薪水、津贴等方面均有差别。可是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因为我们的传统就是如此。中国要走向民主、平等，何其艰难。科举缓和了人们变革等级制度的要求，消蚀了人们对官僚特权制度的斗争精神。是以中国历次起义或改朝换代，都是对特权位置的争夺。即使领导人真有争取天下平等的崇高，也难以实现。一番动乱之后，新的官僚集团代替旧的官僚集团，百姓则仍为百姓。科举虽然为各阶层开了入仕参与政权之门，但并不妨碍事实上存在两大对立集团。因为科举本身决定了只会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集团的矛盾，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人民大众反对官僚集团的压迫。这一矛盾始终存在，激化时就发生“革命”。
四、结语
科举制度曾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为中国长期的繁荣稳定和统一作出的重大贡献，但同时它给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格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中国俗语说“是药三分毒“。制度也一样，不可能十全十美。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重新研究科举制度，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改革和修正，以适应现实之目标。科举制完善了官僚制度，成为官僚体制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士人在庆幸取得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机会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诱入了专制主义的金丝笼。科举造就了中国的士人社会，士人为天下人之表率。士人之沉浮代表着中国之沉浮，士人之性格代表着中国之性格。没有科举制度，就不会有士大夫精神。科举所选拔出的，既有王安石、范仲淹、文天祥、海瑞、邹元标、张居正这样的忠直耿介定国安邦的能臣，也有秦桧、王钦若、严嵩这样的巨奸。科举可以判断人的才华，却不能评判人的品质。四书五经背诵如流者，未必就懂得何为忠义廉耻。毁也罢，誉也罢，中国人的性格确实已经被科举制度塑造。中国读书人忧国忧民、匡时济世的从政之风，特立敢言人所难的议政之风，缦胡之缨、化为青衿的劝学之风，甲科争路的投机拍马奔竞之风，满城冠盖九逵尘的结党之风，桂枝香惹蕊珠香的华奢与狎邪之风，命属天公不可猜的迷信与侥幸之风，无不因科举而形成。读书人或现代所称知识分子，是中国科举社会造就的一个特殊群体，西方国家历史上是找不到的。通过考试来求显名、求发达、求富贵，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科举有成功者也有不成功者。得水蛟龙失水鱼，其命运及感受之差别，天壤殊异。
“鸿鹄振羽融，翻飞入帝乡”是举子们辞母别妻前去应考，心中充满出人头地的期盼；“恬淡春风称意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是成功者的扬眉吐气；“一日从此始，相望青云端”，是及第通显者的雄心和抱负。而“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却是落第者的失意与无奈。高尚其事、以道自尊是失意士人的自我安尉。中国人的性格，是得意时崇儒家，失意时尊道家。而得意与失意，就在科举之间。感谢庄子，两千多年前就为后人准备了这么现成的药方，然而这药却治标而不治本。要治科举祸疾，尚待今人继续探索。
中国社会重读书、重仕宦而轻农工商，使人们为出人头地，必得读书。而读书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科举做官才是目的。其积极方面是使教育空前的普及，消极方面是阻碍了创造性的人才在其他各业中发挥作用。科举之读书，不重实用，也是现在应试教育的根源。中国的出路，在于广开显达之路，改变官本位的观念，改变以官求富的传统观念，让有才能之人到农工商实业中发展。这样社会繁荣才有扎实的基础。美国因有了洛克菲勒、卡耐基、艾柯卡、比尔-盖茨等才成其为今日之美国，非因有布什、克林顿。一个国家，如果最显贵者是官僚，最豪华的办公楼是政府，这个国家是虚弱的；而一个社会，如果人的身份的改变，贵与贱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个社会是窒息的；如果一个政府，试图把全民的家底都摸清，试图把一切营利的事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政府是专制的和贪婪的。科学制下，欲富贵必得考试，要考试必得听命于政府，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丧失，这是科举最终成为社会发展障碍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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