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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 科舉考試興起改變中國政治模式:讀書只為做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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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土伯呀 發表於 2012-7-10 17:11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 中國學術論壇
5.科舉制度與經濟、科技以及民主思想的發展
科舉成為經濟、科技、民主思想發展的阻礙,有以下原因。首先,科舉把國民的注意力和聰明才智引向做官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學科和行業,形成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觀念和風氣。結果中國最多的人才是文學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經濟、科技人才和思想家。中國在科技、基礎科學方面落後,是由於科舉不考這些內容。數學家祖沖之、鄭玄,建築家魯班,物理學家墨子,均遠在科舉產生之前。思想家也是一樣。科舉考試在唐代還考數學、法律及其它一些應用科學,後來逐漸變成以儒家經典為主,至明清則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試,不允許考生思想自由發揮,這大大鉗制了人的思想。中國學術思想的奠基時代,是在春秋。此後再也沒有突破性的發展。儒家無人超越孔孟,道家無人超出老莊,兵家無人超出二孫,法家無人超出韓非,至於墨、農諸家,則已經消亡了。
科舉阻礙科技與思想進步的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無世襲貴族,缺乏有閒階級。一個社會的科學技術,尤其是基礎學科以及哲學思想的發展,有賴於有知識的有閒階級,只有他們具備相應的知識,同時又不為生計發愁,有時間去思考這些抽象問題。一個人人為生計而奔忙的社會,是不會有繁榮的藝術和哲學的。科舉制在中國就造成了一種沒有世襲貴族的社會狀況。『君子之澤,五世而漸』。科舉並非一勞永逸。子孫要做官仍需再考。這種制度是公平的,但也是有缺陷的。讀書人個個忙於考試,疲於應付,哪還有心思去發展個人愛好?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奠基人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均出身貴族。貴族一向被視為腐朽保守勢力,然而否定其階級特權的偉大思想家,都是從貴族內部產生的,這是事實。相比之下,中國的社會由於科舉制度的一定的公平合理性,緩解了制度變革的要求,是以中國出不了盧梭或孟德斯鳩。中國不僅自身缺乏制度創新的內在動力,對西方的民主人權思想,還有天然的抵抗力。
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是以反對貴族特權為起點的,而中國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在科舉制下實現了平等。中國沒有封建貴族,何來反封建革命呢?如果革命意味着制度的創新,那麼中國歷史上不曾發生過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中國雖然存在着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但這是土地自由買賣的結果,是市場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並非特權。反封建就是反對貴族特權,中國不存在貴族特權,因此也不存在反封建。或者說,中國的反封建革命,早在唐代的明黨之爭後就完成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的『驅除韃虜』的這一綱領,是推翻滿清少數民族統治,1911年就已實現。中國共產黨反帝的口號,在1949年也真正實現了。假如沒有帝國主義入侵,假如統治中國的是漢族皇帝,中國革命又是什麼性質呢?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或改朝換代,都不能稱為革命。因為它們都沒有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統治方式。更換的只是演員,演出的則是不斷重複的劇情。一句話,沒有制度創新。人民公社是可以稱得上革命的一次嘗試,可是卻失敗了。包產到戶與唐代實行的均田制沒有本質不同。中國的政治結構從來就沒有改變,也沒有人願意改變。科舉制與官僚體制結合,形成了一個特權階層,這就是官僚集團。他們所享有的種種特權,雖然違背公平與民主精神,卻為人們所接受。對暫時不為官,不享有特權的人們,特權是可以爭取的,因此是不必反對的。正是科舉造成了中國人容忍特權的社會心理。人民容忍官僚集團的特權,下級官僚容忍上級官僚的特權。理由是:當你坐到人家的位置,你也可以享受。這是科舉制留給中國社會的一個毒瘤,成為中國實現民主的最大心理障礙。古代官員分九品,我們現在則分十五級。每一級在住房、薪水、津貼等方面均有差別。可是沒有人認為這有什麼不合適,因為我們的傳統就是如此。中國要走向民主、平等,何其艱難。科舉緩和了人們變革等級制度的要求,消蝕了人們對官僚特權制度的鬥爭精神。是以中國曆次起義或改朝換代,都是對特權位置的爭奪。即使領導人真有爭取天下平等的崇高,也難以實現。一番動亂之後,新的官僚集團代替舊的官僚集團,百姓則仍為百姓。科舉雖然為各階層開了入仕參與政權之門,但並不妨礙事實上存在兩大對立集團。因為科舉本身決定了只會有極少數人能夠成功。所以,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大眾與官僚集團的矛盾,而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人民大眾反對官僚集團的壓迫。這一矛盾始終存在,激化時就發生『革命』。
四、結語
科舉制度曾有極大的歷史進步性,它為中國長期的繁榮穩定和統一作出的重大貢獻,但同時它給中國社會和國民性格帶來的負面影響也不可低估。中國俗語說『是藥三分毒『。制度也一樣,不可能十全十美。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重新研究科舉制度,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要加以改革和修正,以適應現實之目標。科舉制完善了官僚制度,成為官僚體制密不可分的一個組成部分。士人在慶幸取得考試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機會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被誘入了專制主義的金絲籠。科舉造就了中國的士人社會,士人為天下人之表率。士人之沉浮代表着中國之沉浮,士人之性格代表着中國之性格。沒有科舉制度,就不會有士大夫精神。科舉所選拔出的,既有王安石、范仲淹、文天祥、海瑞、鄒元標、張居正這樣的忠直耿介定國安邦的能臣,也有秦檜、王欽若、嚴嵩這樣的巨奸。科舉可以判斷人的才華,卻不能評判人的品質。四書五經背誦如流者,未必就懂得何為忠義廉恥。毀也罷,譽也罷,中國人的性格確實已經被科舉制度塑造。中國讀書人憂國憂民、匡時濟世的從政之風,特立敢言人所難的議政之風,縵胡之纓、化為青衿的勸學之風,甲科爭路的投機拍馬奔競之風,滿城冠蓋九逵塵的結黨之風,桂枝香惹蕊珠香的華奢與狎邪之風,命屬天公不可猜的迷信與僥倖之風,無不因科舉而形成。讀書人或現代所稱知識分子,是中國科舉社會造就的一個特殊群體,西方國家歷史上是找不到的。通過考試來求顯名、求發達、求富貴,也是中國的一個特殊現象。科舉有成功者也有不成功者。得水蛟龍失水魚,其命運及感受之差別,天壤殊異。
『鴻鵠振羽融,翻飛入帝鄉』是舉子們辭母別妻前去應考,心中充滿出人頭地的期盼;『恬淡春風稱意忙』、『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是成功者的揚眉吐氣;『一日從此始,相望青雲端』,是及第通顯者的雄心和抱負。而『知有杏園無路入,馬前惆悵滿枝紅』卻是落第者的失意與無奈。高尚其事、以道自尊是失意士人的自我安尉。中國人的性格,是得意時崇儒家,失意時尊道家。而得意與失意,就在科舉之間。感謝莊子,兩千多年前就為後人準備了這麼現成的藥方,然而這藥卻治標而不治本。要治科舉禍疾,尚待今人繼續探索。
中國社會重讀書、重仕宦而輕農工商,使人們為出人頭地,必得讀書。而讀書並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科舉做官才是目的。其積極方面是使教育空前的普及,消極方面是阻礙了創造性的人才在其他各業中發揮作用。科舉之讀書,不重實用,也是現在應試教育的根源。中國的出路,在於廣開顯達之路,改變官本位的觀念,改變以官求富的傳統觀念,讓有才能之人到農工商實業中發展。這樣社會繁榮才有紮實的基礎。美國因有了洛克菲勒、卡耐基、艾柯卡、比爾-蓋茨等才成其為今日之美國,非因有布殊、克林頓。一個國家,如果最顯貴者是官僚,最豪華的辦公樓是政府,這個國家是虛弱的;而一個社會,如果人的身份的改變,貴與賤掌握在政府手中,這個社會是窒息的;如果一個政府,試圖把全民的家底都摸清,試圖把一切營利的事業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個政府是專制的和貪婪的。科學制下,欲富貴必得考試,要考試必得聽命於政府,人的個性和創造力喪失,這是科舉最終成為社會發展障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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