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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物信息網
背景
中國環境考古從1987年起步，至今已歷經25年，對於一個學科來講，25年是一個短暫的時段，但是在這25年中，中國每天都發生着巨大的變化，中國的環境考古學也在這種日新月異的環境中飛速發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直至今天環境考古學在中國考古界和地學界均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最近十年中，環境考古學領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已經確立，主要研究手段也多被掌握，主要科學問題也都得到充分關注，並且新方法、新手段和新的科學問題也層見疊出，使環境考古學始終保持着強勁的生命力，昭示着環境考古學廣闊、深遠的發展前景。
迄今，中國環境考古學大會已舉辦四屆，第一屆會議於1990年在陝西西安舉行，第二屆會議於1994年在河南洛陽舉行，第三屆會議於2002年在山東濟南舉行，第四屆會議於2006年在浙江浦江縣舉行。
會議
2012年9月15~16日，中國第五屆環境考古學大會在蘭州市召開。本屆會議由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主辦，蘭州大學和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承辦。本屆會議主題為『古環境與古文化』，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12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蘭州大學相關院系的教師和學生參加了本次會議。
9月15日，開幕式在蘭州大學逸夫科學館報告廳舉行，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王輝主持，蘭州大學副校長陳發虎教授致歡迎辭，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城環學院莫多聞教授致開幕詞，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名譽主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員致辭並做了題為『中國環境考古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大會報告。
此次會議學術報告與討論部分包括大會報告與分會場報告，大會設三個分會場，共進行了11場大會報告和55場分會報告。大會報告包括青藏高原人類適應、遺傳學研究所揭示東亞地區末次盛冰期以來的人類活動、稻作農業起源、遙感考古等內容，三個分會場主題分別為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石器時代早期環境變化與人類適應、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人類活動與環境變化、農業起源與傳播。此次會議為廣大來自不同學科、不同領域、不同地域的學者提供了充分展示其最新研究進展的良好平台，也為大家提供了充足的交流討論時間。
在報告聆聽與激烈討論中，與會學者深刻體會到環境考古學作為一個學科的飛速發展、不同學科之間的深度交叉、某些科技方法在環境考古應用中的高度發展和某些環境考古領域科學問題的炙手可熱。
成果
中國環境考古學在學科發展與學術研究方面的長足進展
1. 新的科技手段不斷被引進，原有的科技手段向更精確、更深入發展。新科技手段發展勢頭迅猛，應用範圍廣泛，應用前景廣闊，已經和正在產出大量科研成果。利用現代人DNA提取與分析技術研究古代人類分佈與遷徙在現代考古學研究中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復旦大學的金力教授報道了其團隊利用遺傳學技術對東亞地區末次盛冰期以來的人類活動研究的最新成果，其研究顯示東亞人群由東南亞人群在距今4~3萬年之間擴散至中國，並且現代東亞人群在遺傳結構上具有明顯南北差異，而此差異與環境適應有密切關係。利用孢粉、植矽體和澱粉粒等植物微體化石分析方法，從微觀角度定量檢測人類的植物資源利用策略與行為，在近幾年的環境考古學應用中發展成相對成熟的研究方法。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呂厚遠研究員利用其發表的粟、黍植矽體鑑定方法，對關中地區六個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遺址進行了植矽體分析，發現距今6000~1200年期間,古人類以種植黍為主，而此結果與考古發現的炭化植物記錄不一致的原因目前仍在探索過程中。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李小強研究員報道了其在黃土高原開展的大量孢粉學研究對古植被進行了重建，討論了其對農業的影響。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IS)和遙感技術，從宏觀空間層面分析人類活動及其與自然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為現代環境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此次會議有多個報告涉及GIS和遙感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分別報道了研究者在數據庫建立、河西歷史時期綠洲重建、文物普查數據的GIS空間分析、沙漠環境中歷史時期人類活動遺蹟的識別以及3S技術在敦煌石窟的應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中科院對地觀測與數字地球科學中心的王心源研究員綜合報道了遙感考古學的最新研究進展。新技術與新方法的應用，已有方法的新拓展與深度發展，使蘊含於考古材料中的更多信息被提取出來，尤其在獲取人與環境的相互響應關係知識方面，提供了更多探索途徑，使大家耳目一新。
2. 特定遺存的環境屬性、特定遺址的環境背景和特定區域的環境面貌的分析和重建，由點到面的多層次的研究，為我國環境考古學的發展，積累了各個層面的新證據和新認識，使我們對人類與環境的關係認識更全面。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出土木炭的分析、天水盆地5200-4300 cal BP基於木炭化石記錄的古植被古氣候重建、洛陽盆地新石器―青銅時期的炭化植物遺存研究、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出土石刀基於表面殘留物分析的功能研究、安徽禹會村遺址出土龍山晚期薄胎黑陶表面澱粉粒分析研究等工作，體現了植物遺存在環境考古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寧夏水洞溝遺址、甘肅大地灣遺址、廣西鯉魚嘴遺址等遺址的地貌學研究和多指標分析，為探討遺址的形成過程與人類的環境適應提供了重要信息。結合考古學與古環境研究，一些研究者討論了靈寶鑄鼎原地區的聚落演化與地貌演化之間的關係、渭水流域全新世中期的環境變化與文化發展的關係、中全新世黃河流域耕地格局重建、兩漢時期的大渡河上游的文化、生業與族群、拓跋鮮卑的生業模式等問題，從人類生計和文化發展方面深入分析了環境變化對於人類生活的影響。
3. 現代人起源、農業起源和傳播、中華文明起源的環境背景研究，作為歷屆環境考古學大會的熱點問題，在本屆會議中再次掀起研究與討論熱潮。『起源』是人類探索自然的永恆話題，無論是生命起源，人類起源，現代人起源，農業起源，還是文明起源，都存在起源背景-起源過程-起源規律-起源機制-發展趨勢等不同層次的科學問題。這也正是環境考古學可以發揮多學科交叉優勢，有希望獲取研究突破的領域。寧夏水洞溝遺址和甘肅大地灣遺址的環境重建與舊石器考古遺存研究，為理解現代人在中國北方地區的出現過程提供了重要信息；廣西鯉魚嘴遺址和山東扁扁洞遺址環境背景重建與考古新發現的報道，對於研究新舊石器過渡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利用植矽體、澱粉粒、植物大化石等遺存分析，使旱作-稻作農業起源研究不斷向深入發展；粟作和麥作農業發展成熟之後在甘青地區傳播和傳播研究，為東西方文化交流和古人類定居青藏高原提供了可靠證據。環境變化在社會演化、文明興衰中始終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考古學中，將環境與文明聯結起來，給研究者以眾多啟示。
4. 環境考古學在過程、規律、理論研究等方面顯示出明顯發展。以某一大區某一時期的總體人類活動為研究對象，進行高層面的總結歸納是環境考古學研究的高遠目標之一，蘭州大學陳發虎教授所領導的團隊進行的古人類向青藏高原的遷移與定居過程研究，是這方面研究的一個典型案例。陳發虎等人研究顯示，古人類佔據青藏高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期間環境變化、人口壓力及農業畜牧業發展都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隨着環境考古學研究材料、數據與經驗的積累，環境考古學理論和方法方面的進展也日益凸顯，北京大學的夏正楷教授以其近幾年在二裏頭遺址開展的水系地貌演化、植被重建、農作物遺存鑑定和自然資源開發研究為例，強調了環境考古學要服務於聚落考古學的理念。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周昆叔先生對中國環境考古的回顧與展望，為年輕學者們理清了中國環境考古發展的歷史脈絡，鼓勵大家在將來的工作中繼續團結合作、精益求精、腳踏實地，共同促進環境考古學的發展。
表彰
經過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討論，從本次會議開始設立『環境考古傑出貢獻獎』，以獎勵長期奮鬥在環境考古第一線、為環境考古學科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大會宣佈第一屆『環境考古傑出貢獻獎』獲得者為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周昆叔研究員和陝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鞏啟明研究員，並分別由莫多聞教授和呂厚遠研究員頒發獎盃和獎狀。
周昆叔先生頒獎辭
創第四紀孢粉學研究之先，發現氣候變化和植被演替規律。開泥炭沼澤調查與研究之篇，解泥炭形成分佈規律與環境意義。建周原黃土標準剖面，揭示自然地層與文化地層耦合關係。分析『水、氣、土、生』，究中原文明核心之原因，破『中文化』哲學密碼。100多篇、部著作，代表了我國幾個學科方向的開創和發展歷史。勤奮刻苦、富於思考、勇於創新、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團結互愛、關心後學、誨人不倦的人格風範，為大家樹立了楷模。他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歷千辛萬苦、嘔心瀝血，創建學術組織，主辦或支持主辦五屆全國環境考古大會，開創環境考古學科，使其發展成為中華學術百花園中一朵奇葩。授予周昆叔先生第一屆環境考古傑出貢獻獎，實為彰奠基之功，銘築路之史，立仿效之范，增發展之力。
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
二O一二年九月十六日 於蘭州
周昆叔，孢粉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環境考古學家。1934年出生在魚米之鄉的長沙縣龍頭鋪鄉東流村壩子頭。在長沙讀高中，在西安西北大學學習生物學系，1956年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從事第四紀地質科學研究，在劉東生先生指導下負責建設我國第一個第四紀孢粉分析實驗室。
1987年他為了更好完成上宅遺址的研究任務提出了環境考古研究方向。此前我國已有學者意識到環境考古問題，他也用孢粉分析研究過遺址的古環境問題，但把古環境作為考古學科的研究方向並付諸實踐卻還是件新鮮的事。
80年代後期，他從上宅遺址到平谷盆地，到北京平原作環境考古調查，寫成我國首篇環境考古論文【北京環境考古】。由於以新的思維和視角看北京環境與人類文化的關係，從而得出了兩點重要認識。第一點是認識到全新世中期暖濕氣候環境下，戰國以前的人們生活在二級台地上，到全新世晚期氣候變涼干，故人們自秦漢才下到低谷一級階地與泛濫平原上。第二點是認識到北京東北與紅山文化聯繫密切，北京的西北與西北文化聯繫多，北京西南與中原文化聯繫多。從中看出北京人類活動區域的形成與變遷受氣候和水系控制，也看出北京的區位優勢導致文化匯聚，有利經濟、文化、政治的發達和國都建成。
90年代後，周昆叔把環境考古擴展到我國文明的主要策源地中原地區。這裏系黃土高原的東南緣，從1989―1992年，他花了三年的時間，調查行程上萬公裏，終於理出頭序，提出周原黃土的概念。1995年發表了【周原黃土及其與文化層關係】的論文，首開中國全新世自然地層黃土與人為地層文化層結合研究，完善了全新世地層，也從中看到地層環境的變化與文化演進有耦合關係。
本世紀以來他將我國環境考古推進到深入研究階段。他運用『天人合一』理論研究環境考古，注重從中國環境特點闡釋中國文化特點。他以系統論的方法分析中原古環境與古文化關係後，指出有一個嵩山文化圈，它是我國文化的核心。後來他進一步指出，在我國中原中嶽嵩山及其周圍中域所形成中國、中華、中庸等冠中的人文文化，可稱之為『中文化』，並指出要義是『大道為中』。這就使我國『天人合一』哲理變得更加豐富、生動，易讓人理解和接受。也將我國古環境對古文化影響的認識，從冷暖、乾濕對人類行為、文化的一般作用，提升到精神層面了。
他與同仁以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在『天人合一』理論指導下，以其探索我國古環境對我國古文化深刻影響的重要成就成為中國環境考古學奠基人。先後出版了【第四紀孢粉分析與古環境】、【鑄鼎塬覓古】、【花粉分析與環境考古】、【嵩山行】、【自然與人文】等論著，發起成立中國第四紀研究會環境考古學專業委員會，主持召開了一、二、三屆我國環境考古學術討論會，主編了【環境考古研究】第一、二、三輯。
鞏啟明先生頒獎辭
您想見識溫、良、恭、謹、讓的樣板嗎？鞏啟明先生就是這樣的人。您想學習在科學研究上勤於思，敏於行的學者嗎？鞏啟明先生是這樣的人。由鞏先生主持的距今6000多年姜寨新石器遺址發掘中率先引進了聚落考古，也同時引進了孢粉分析與動物鑑定，從而他開闢了仰韶文化研究的新篇章。在當時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發工資都困難的情況下，鞏啟明所長克服重重困難，上下奔走呼號，終於促使周昆叔先生發起的我國首屆環境考古大會得以舉行。有鑒鞏啟明先生為人謙和，領導開明，尤其鞏先生對我國新興的環境考古學的展開做了最初的重大貢獻，表彰鞏啟明先生既是對他的為人與環境考古科學貢獻的肯定，也是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
二O一二年九月十六日 於蘭州
鞏啟明，考古學家，曾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1935年出生於河南省許昌市潁水之濱繁城鎮。1955年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1956年轉入考古專門化學習。大學期間，在陳直先生帶領下，參加了唐興慶宮、大明宮的田野考古發掘實習；以及漢水流域的考古調查，對考古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0世紀70年代主持了陝西臨潼姜寨遺址的發掘，歷時八年，進行了十一次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1.8萬平方米。於遺址的下層發現了一處距今6700年前保存基本完整的原始聚落遺址，遂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並一致認為是國內外史前考古學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該遺址的發現為史前聚落考古研究，環境考古研究及復原當時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生產、生活情景等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發掘姜寨遺址的同時，展開區域史前文化調查，對關中，陝南，陝北，豫西，晉南的重要仰韶文化遺址進行了調查或複查；試掘、發掘了渭南史家、銅川李家溝等遺址。這些田野工作對研究姜寨遺址的分期，乃至對整個仰韶文化的分期和典型劃分等都提供了很多珍貴資料。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隨着全國考古工作的深入，投入到陝西夏文化探索的課題。經過幾年的工作，調查和試掘了臨潼康家、神木石峁等龍山文化遺址，發現石峁二期可能是屬於夏代紀年的文化遺存；同時調查發現了藍田懷珍坊、西安洪慶商代墓葬（後稱老牛坡遺址）等商代遺址，並複查和發掘了華縣南沙村商代遺址，在南沙村和老牛坡都發現了二裏頭文化，由此肯定了夏代的西部疆域已達陝西中東部一帶的認識。這一時期創辦了【史前研究】雜誌，得到學術界的好評。
鞏啟明在主持的重要考古發掘中，一直非常重視對遺址古環境的考察。1989年與周昆叔先生考察了關中地區的古環境和古遺址，踏查了多處重要地層剖面，同時全力支持周昆叔先生倡導的第一屆全國環境考古學研究會在西安召開。使我國環境考古學順利的邁出了第一步，為全國環境考古的奠基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20世紀90年代，鞏啟明承擔了關中唐十八陵課題的研究，對前人的工作多有補益。
鞏啟明在考古研究中善於思考，勤於著述，主要科研成果有：【中國原始社會】（1978年）、【姜寨――新時期時代遺址發掘告】（1988年）、【仰韶文化】（2010年）、【唐睿宗橋陵調查、勘探、測繪報告】（2002年）及100多篇考古簡報、報告、論文及其他文物考古文章等。1993年被評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突出貢獻專家。
半個世紀以來，鞏啟明為推動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環境考古學的廣泛開展以及陝西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不遺餘力，奉獻畢生。現雖已77歲高齡，仍極為關心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對國內的重要考古發現了如指掌，對學術前沿熱情關注，對學術研究孜孜以求，筆耕不輟。
（【中國文物報】2012年10月12日5版 作者：蘭州大學 張東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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