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绎义·从“仁爱”到“德政”《论语·颜渊篇》义蕴

《论语》绎义·从“仁爱”到“德政”：《论语·颜渊篇》义蕴

《颜渊》篇共计二十四章，主旨是孔子通过与弟子以及鲁国统治者的问答，扼要揭示“仁”的本质属性及其意义，系统阐说基于以仁为本的为政理念。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崇尚“仁”德的基本立场和提倡“德政”的政治主张。

在孔子看来，尚“仁”是推行“德政”的基本前提。宅心仁厚，才会之所进退，懂得收敛；谦和包容，才会为政得体，民胞物与。否则，欲望就会无限膨胀，“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管治就会事与愿违，“子为政，焉用杀”。唯有从根本上基于“仁”的立场，方可切中肯綮，得其要领。缘此可见，“德政”能否确立，能否推行？关键在于“依于仁”。这乃是标本兼治之道。本篇孔子的种种说法，实有其深厚所存焉。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同样是回答学生有关“仁”的问题，他能根据学生的天赋、资质、品行、秉性的差异，而予以不同的提示，其阐说的重点均有各自的侧重。对第一高足颜渊，他激励其“克己复礼”；对仲弓，他勉励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他告知其要做到言语谨慎“其言也讱”；对樊迟，他点拨其“仁”在“爱人”，“仁”在得众。这中间的道理其实也简单。樊迟鲁钝“未达”，孔子就告知其“仁”的起码要求，即应该懂得关心爱护他人；司马牛容易产生感伤情绪，性格不怎么豁达开朗（他曾自怨自艾自己不像他人那样拥有众多兄弟，“人皆有兄弟，我独亡”。）故孔子他有针对性地告诫司马牛要能做到“不忧不惧”；仲弓或许有较强的使命感，有时就不免有好为人师之患，孔子就提醒他要稳重恭敬，注意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颜渊最能领悟孔子的思想精髓，孔子对他寄予重振礼乐的殷切希望，希望颜渊真正做到“克己复礼”，为他人之表率，从而造就“天下归仁”的崭新局面，实现儒家的崇高政治理想。

在孔子那里，“仁”不是一个空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内容与具体可行的形式的。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正如子贡所指出的那样，乃是“文尤质也，质尤文也”。具体而言，“仁”必须借助于“礼”这个形式才能有所成立。为此，“仁”反映为个人人格的修养，是必须始终不渝按照“礼”的要求，去修身养性，做到“知书达理”，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体现为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是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尽其职，不能混淆特定的角色，不可逾越合理的界限，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了“礼”这个标准的规范与约束，“仁”就有所依托，有所落实。用子夏的话说，就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

孔子的思想是“吾从周”，即致力于恢复与重建西周那种“礼乐”文明。基于这样的追求，孔子崇“礼”修“仁”，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将“仁”的精神落实到政治实践的层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篇在阐说“仁”的主旨之同时，还用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为政”的基本要领与具体方法。这些原则与方法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政”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即要以虔诚的态度，专注的精力，全身心投入治国安邦的事业，孜孜不倦，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居之不倦，行之以忠”。在孔子看来，理政治人，态度是否恭敬严肃，精力是否专注投入，关系到社稷的兴衰存亡，民众的生死忧乐，责任之所在，使命之所赋，是绝对不可有得过且过的苟安心理的。必须做到勤于任事，勇于任事，忠诚尽心，恪守职责。这一点，显然是正确的。做任何事情，若要有所成功，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首先取决于态度的端正，取决于真正将“诚”“敬”两字贯彻落实到自己行为之中。“为政治人”，同样没有例外。毛泽东曾经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这的确是不少人的通病。一旦客服了这种人性上的弱点，那么，人们就能够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立于不败之地，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孔子这里提出“为政”的态度，其实就是指点了“为政”的出发点，所谓“格调决定高度，态度决定境界”！

第二，“为政”要有重点的选择与把握。“为政”理人，头绪繁多，事涉系统，切不可平均使用力量，不分主次轻重，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随地捡。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方方皆足、面面俱到，可实际上却是没有中心、没有重点，结果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因为道理很浅显，面面俱到往往会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意味着没有重点，孔子毕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睿智，他的高明，表现为他在“为政”治人问题上，提倡抓大放小，举纲张目。这从本篇他回答子贡“为政”之道提问时，指出“为政”三纲领中可以窥见一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里，“足食”，是繁荣和发展经济，是“富国富兵”；“足兵”，是建设强大国防，是走“强兵之路”；而“民信”，是确立诚信政治，争取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拥护，赢得民心的归附，实现政治生活的高度和谐。按照孔子的观点，“为政”做到了富国强兵，民心所向，国家就有前途，就有希望。当然，重点之中有重点，在三大纲目之中，“民信”尤为关键，不可须臾忽略，在迫不得已需要有所取舍的情况下，“富国”“强兵”可以暂时缓行，即所谓“去兵”“去食”，从而牢牢守住“民信”的底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第三，“为政”成功取决于统治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统治者是“为政”的主体，在“为政”方向的选择、原则的确立、政策的制定、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居于中心与主导的地位，决定着“为政”的成败得失。所谓“子欲养，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因此，孔子认为，在“为政”问题上，统治者发挥带头作用乃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这种带头作用具体而言，就是统治者自己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成为民众效仿的榜样与楷模，“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与之相应，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收敛低调，节制剥削，让利于民，给民众以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也即要懂得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明白“藏富于民”与国运强盛之间的内在关系，杜绝横征暴敛，“杀鸡取卵”的蠢事，不要为眼前的利益所诱惑，而损害到自己长远而根本的利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同时，统治者在人才选拔与任用上，则要“亲贤人，远小人”，将正直的人提拔任用起来，“举直错诸枉”，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树立正确的管治导向，“使枉者直”，从而为“为政”治人提供必要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