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繹義·從『仁愛』到『德政』【論語·顏淵篇】義蘊

【論語】繹義·從『仁愛』到『德政』：【論語·顏淵篇】義蘊

【顏淵】篇共計二十四章，主旨是孔子通過與弟子以及魯國統治者的問答，扼要揭示『仁』的本質屬性及其意義，系統闡說基於以仁爲本的爲政理念。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崇尚『仁』德的基本立場和提倡『德政』的政治主張。

在孔子看來，尚『仁』是推行『德政』的基本前提。宅心仁厚，才會之所進退，懂得收斂；謙和包容，才會爲政得體，民胞物與。否則，欲望就會無限膨脹，『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管治就會事與願違，『子爲政，焉用殺』。唯有從根本上基於『仁』的立場，方可切中肯綮，得其要領。緣此可見，『德政』能否確立，能否推行？關鍵在於『依於仁』。這乃是標本兼治之道。本篇孔子的種種說法，實有其深厚所存焉。

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深諳『因材施教』的道理。同樣是回答學生有關『仁』的問題，他能根據學生的天賦、資質、品行、秉性的差異，而予以不同的提示，其闡說的重點均有各自的側重。對第一高足顏淵，他激勵其『克己復禮』；對仲弓，他勉勵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司馬牛，他告知其要做到言語謹慎『其言也訒』；對樊遲，他點撥其『仁』在『愛人』，『仁』在得眾。這中間的道理其實也簡單。樊遲魯鈍『未達』，孔子就告知其『仁』的起碼要求，即應該懂得關心愛護他人；司馬牛容易產生感傷情緒，性格不怎麼豁達開朗（他曾自怨自艾自己不像他人那樣擁有眾多兄弟，『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故孔子他有針對性地告誡司馬牛要能做到『不憂不懼』；仲弓或許有較強的使命感，有時就不免有好爲人師之患，孔子就提醒他要穩重恭敬，注意不要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顏淵最能領悟孔子的思想精髓，孔子對他寄予重振禮樂的殷切希望，希望顏淵真正做到『克己復禮』，爲他人之表率，從而造就『天下歸仁』的嶄新局面，實現儒家的崇高政治理想。

在孔子那裡，『仁』不是一個空泛、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其實實在在的內容與具體可行的形式的。是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統一，正如子貢所指出的那樣，乃是『文尤質也，質尤文也』。具體而言，『仁』必須藉助於『禮』這個形式才能有所成立。爲此，『仁』反映爲個人人格的修養，是必須始終不渝按照『禮』的要求，去修身養性，做到『知書達理』，即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體現爲國家政治秩序的建構，是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盡其職，不能混淆特定的角色，不可逾越合理的界限，即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了『禮』這個標準的規範與約束，『仁』就有所依託，有所落實。用子夏的話說，就是『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

孔子的思想是『吾從周』，即致力於恢復與重建西周那種『禮樂』文明。基於這樣的追求，孔子崇『禮』修『仁』，其根本宗旨是爲了將『仁』的精神落實到政治實踐的層面。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本篇在闡說『仁』的主旨之同時，還用相當大的篇幅來討論『爲政』的基本要領與具體方法。這些原則與方法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爲政』首先要有正確的態度。即要以虔誠的態度，專注的精力，全身心投入治國安邦的事業，孜孜不倦，不敢有絲毫的懈怠，『居之不倦，行之以忠』。在孔子看來，理政治人，態度是否恭敬嚴肅，精力是否專注投入，關係到社稷的興衰存亡，民眾的生死憂樂，責任之所在，使命之所賦，是絕對不可有得過且過的苟安心理的。必須做到勤於任事，勇於任事，忠誠盡心，恪守職責。這一點，顯然是正確的。做任何事情，若要有所成功，達到自己預期的目標，首先取決於態度的端正，取決於真正將『誠』『敬』兩字貫徹落實到自己行爲之中。『爲政治人』，同樣沒有例外。毛澤東曾經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兩字』，這的確是不少人的通病。一旦客服了這種人性上的弱點，那麼，人們就能夠牢牢把握自己的命運，立於不敗之地，在事業上有所建樹。孔子這裡提出『爲政』的態度，其實就是指點了『爲政』的出發點，所謂『格調決定高度，態度決定境界』！

第二，『爲政』要有重點的選擇與把握。『爲政』理人，頭緒繁多，事涉系統，切不可平均使用力量，不分主次輕重，不分輕重緩急，眉毛鬍子一把抓，西瓜芝麻隨地撿。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方方皆足、面面俱到，可實際上卻是沒有中心、沒有重點，結果是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因爲道理很淺顯，面面俱到往往會面面不俱到，什麼都是重點就意味著沒有重點，孔子畢竟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的睿智，他的高明，表現爲他在『爲政』治人問題上，提倡抓大放小，舉綱張目。這從本篇他回答子貢『爲政』之道提問時，指出『爲政』三綱領中可以窺見一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裡，『足食』，是繁榮和發展經濟，是『富國富兵』；『足兵』，是建設強大國防，是走『強兵之路』；而『民信』，是確立誠信政治，爭取到民眾對國家的認同與擁護，贏得民心的歸附，實現政治生活的高度和諧。按照孔子的觀點，『爲政』做到了富國強兵，民心所向，國家就有前途，就有希望。當然，重點之中有重點，在三大綱目之中，『民信』尤爲關鍵，不可須臾忽略，在迫不得已需要有所取捨的情況下，『富國』『強兵』可以暫時緩行，即所謂『去兵』『去食』，從而牢牢守住『民信』的底線，『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第三，『爲政』成功取決於統治者率先垂範，以身作則。統治者是『爲政』的主體，在『爲政』方向的選擇、原則的確立、政策的制定、行動的實施過程中居於中心與主導的地位，決定著『爲政』的成敗得失。所謂『子欲養，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因此，孔子認爲，在『爲政』問題上，統治者發揮帶頭作用乃是義不容辭，責無旁貸。這種帶頭作用具體而言，就是統治者自己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成爲民眾效仿的榜樣與楷模，『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與之相應，統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收斂低調，節制剝削，讓利於民，給民眾以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即要懂得大河有水小河滿的道理，明白『藏富於民』與國運強盛之間的內在關係，杜絕橫徵暴斂，『殺雞取卵』的蠢事，不要爲眼前的利益所誘惑，而損害到自己長遠而根本的利益：『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同時，統治者在人才選拔與任用上，則要『親賢人，遠小人』，將正直的人提拔任用起來，『舉直錯諸枉』，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樹立正確的管治導向，『使枉者直』，從而爲『爲政』治人提供必要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