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遠超唐代十倍·宋代書院為何如此興盛

史學大師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誠如先生之言，宋代是經濟文化的大繁榮時期，亦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門閥貴族的衰微，以及伴隨而來的士人階層之崛起。基於此，書院在宋代社會中，站在了一個極為特殊的位置上，蓬勃發展。

書院之名不始於北宋，有教育功能的書院也不始於北宋，然而北宋書院卻作為學校的一種，開始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並且名揚天下。根據鄧洪波教授【中國書院史】的統計，宋代書院總數達到720所之多，是唐五代書院總和的10倍以上，可謂多矣。其中，切實可考的北宋書院有73所，略微超過唐五代十國共計近350年所有書院的總和，而無法分出南北宋的書院還有125所，在後世享有盛名的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在此時皆已開始顯名。

數量遠超唐代十倍·宋代書院為何如此興盛

1998年，國家郵政局發行【古代書院】特種郵票。郵票取材於中國古代四大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由楊文清、李德福負責設計。當然，四大書院的具體所指歷來說法不一，常見的就有三種說法：一說徂徠、金山、嶽麓、石鼓；二說嵩陽、嶽麓、應天府、白鹿洞；三說白鹿洞、石鼓、應天府、嶽麓。

就宋代歷史而言，書院的發展，其實是政治、社會與文化三方面的交集點。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建立起趙宋政權。由兵變而來的王室終覺軍人操政之危險，於是有所謂杯酒釋兵權，留下以文治天下的祖宗之法。這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勿讓武將專權，其二是優待士大夫。趙宋既要立意造成一個文治的局面，便要處處禮貌文官，使其不至於對武職相形見絀。【宋史職官志】記道：官俸之逐步增添，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炭監、飼馬芻粟、米麵羊口各項，至外官有公用錢、有職田、有茶湯錢、又有添給，又時有額外恩賞。宋代確立了文官體制，文臣地位遠遠高於武將，從范仲淹勸學張載之事便可見一斑。橫渠先生張載少時甚喜談兵，曾撰成【邊議九條】上書范仲淹，范氏召見之後，認為張載是可成大器之材，留下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

數量遠超唐代十倍·宋代書院為何如此興盛

橫渠先生張載像（上官周：【晚笑堂畫傳】）

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崛起關中，創立關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清之時，真儒繼起，建立關中書院。關西夫子馮從吾、關中大儒李顒前後掌教，化理熙洽，傳承關學。

在文治國策下，濫觴於隋唐的科舉考試制度成為北宋最主要的取士制度，科舉出身的官員也成為文職官僚隊伍中的核心力量。科舉考試，可以為士人增添無上的榮耀，當時甚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出彊寇，凱歌勞旋，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由於進士及第帶來的豐厚報酬，宋代整個社會的最高價值便是追求功名。

在如此背景之下，趙宋統治者本應重視文教事業，然而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使其無暇顧及此事。北宋朝廷用了20年時間才征服荊南、後蜀、南漢等割據政權，初步實現全國統一。但是這又並非真正統一，燕雲十六州尚未收復，北方強遼壓境，西南的大理、吐蕃也各自為政，加上連年用兵又耗費了巨大的財力，北宋統治者無心也無力於文教事業。宋初80餘年間，官學沒有任何新的發展，中央已無二館六學之盛，只能勉強維持國子監與太學。政府對士大夫沒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

數量遠超唐代十倍·宋代書院為何如此興盛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

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宋真宗趙恆的這首【勸學詩】是宋代科舉社會的直接反映。真宗在位時，屢向天下書院賜書賜額，鼓勵書院發展。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賜額嶽麓書院，賴明人刻之石上，其手跡方得存留至今。

中央官學的不振，地方文教的癱瘓，極不適應海內承平的社會形勢，廣大士人只好將求學的目光轉移至肇始於唐末五代時期的書院上，趙宋政府亦通過賜書、賜匾等使書院合法化的形式來支持其發展，使其暫時成為了官學的替代機構。【中國書院史】一書就記道：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應江州知州周述之請，賜白鹿洞書院印本九經；至道二年（996），登封太乙書院賜名為太室書院，並獲所賜九經子史諸書；大中祥符八年（1015），召見嶽麓書院山長周式，拜國子監主簿，賜給院額和中秘圖書在朝廷一次次賞賜褒獎之後，書院的辦學條件不僅得到實質性改善，更獲得了書院之稱聞於天下的顯赫聲名，完全奪得天下君臣官民之心。

北宋政府一方面大力支持書院發展，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科舉，採取因勢利導的文教政策，書院的教育教學功能也因此而強化，書院與科舉漸漸走向結合。史志記載，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黃中理以江南大族掌門人的身份興建櫻桃洞、芝台二書院，廣招四方之士，樂助其學。院中黃氏子弟十人皆登甲科，一時遠近聞名，號稱黃氏十龍。不僅如此，黃氏書院還因培養出宋氏兄弟決勝科場而載於史冊。天聖年間，書院生徒宋庠、宋祁兄弟同登一甲進士，宋庠被點為狀元及第。而後，庠官至宰相，祁參與慶曆新政，官至工部尚書。兄弟皆有文名，史稱二宋。可見，書院與科舉功名一經聯合，芳名遠播，流傳千世。

數量遠超唐代十倍·宋代書院為何如此興盛

位於河南登封太室山麓的嵩陽書院原名太乙書院，建於五代後周世宗時，是北宋初年朝廷扶持書院發展的典型。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朝廷改太乙書院為太室書院，並賜九經子史諸書。仁宗景祐二年（1035），復賜名嵩陽書院。以後范仲淹、司馬光、程顥、程頤等先後講學於此，一時名流聚會，成為一大學術中心。

總之，北宋書院大多以其替代官學的角色，強化了自唐代而來的教育功能，並且與科舉緊密相連，其內部結構也日趨完備，藏書、祭祀、學田均為教學服務。自此以後，書院向社會開放，成為歷代文教事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後世的發展過程中，也呈現出不同的形式。書院有時是鄉村的家族蒙學，有時又是政府官學；有時得到朝廷的支持，有時又成為了禁毀的對象；有時是士人隱退山林的歸宿，有時又是士大夫批判朝政的基地。儘管書院在後世有眾多截然不同的表現，但是其兼具教學與學術研究之功能、講明義理之精神和開放自由之學風的特點卻是在宋代逐漸形成的。書院也成為士人階層寄託道的場所，在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