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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同文』，即語言文字的統一，不僅推動了秦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一文字統一局面橫亙了整部中國史。
● 『行同倫』，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和信仰等的相對統一，為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提供良好的氛圍。
● 『車同軌』，用發展辯證的觀點來看實際上是政治的一種延續，表現為交通之政的統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為代表的政治上的統一。
自嬴政一統六國始，古代王朝多以儒家經典【中庸】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來彌合不同人群之間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矛盾並藉以追求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歷史上經歷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統一時期，也經歷過春秋戰國、六朝、五代等分裂階段，而始終保持國家之統一和文明之延續，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理念和舉措有着重要關係。今據時人對三者邏輯關係的理解習慣，試將次序調整為『書同文』『行同倫』和『車同軌』來逐一論述。
『書同文』，即語言文字的統一。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指出，人類的文明期『從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記錄的創作開始』。呂思勉【中國民族演進史】指出，團結的源泉『是要追溯到既往的』，而『惟有本族的語言，最適宜於表示既往；惟有本族的語言，最能使人了解既往』。縱觀古代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秦王朝無疑是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嬴政不僅建立起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且統一了文字、度量衡，徹底結束了自東周以來各國紛爭、分裂的局面。如果只看到秦二世而斬、王朝生命期僅有十五年便輕視其制度意義的話，那恐怕是犯了歷史短視症——因為隨之出現的兩漢王朝長久興盛四百年之久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晉書】所言『漢承秦制』。秦制是歷史研究基礎中的基礎，不止影響了對於漢民族形成具有重大影響的漢制，且持續影響至隋唐、宋元、明清時期。嬴政統一六國文字，不僅推動了秦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更重要的是，這一文字統一局面橫亙了整部中國史。其意義之巨大，怎麼說都不為過。
文字統一，不僅使得以漢字為載體的中華文化的傳播有了基本的條件，而且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後，都以宣揚和繼承中華文化的正統為榮。如西晉滅亡後，入主中原的匈奴、鮮卑政權以及與宋並存的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都是如此。文字不同，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與溝通就會變得困難，隔閡在所難免。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實現『書同文』，歷代統治階級都下過大力氣，其目的不僅是使漢字成為書寫統治意識的載體，也成為規範有序且又豐富多彩的書法藝術，從而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沉浸其間、樂而傳播之。僅就書法而言，論源流，有真草隸篆；論章法，有揖讓進退；論結體，有顏柳歐蘇……看上去五光十色。其實，在令人嘆為觀止的書法藝術中，是有各種或有形或無形的方向指引與規範的：從秦王朝開始，丞相李斯的【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的【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學篇】就已經成為標準文字的範本，今存的泰山、琅琊台、嶧山、會稽刻石或其摹本即可見其端倪；兩漢隨着簡牘、帛書以及西晉以後紙張作為書寫工具的出現，不僅蘭台、石室、廣內等藏書增多，而且隨着官學和私學的漸趨發達，書法變得更加規範標準，隸書講究波磔方折、蠶頭雁尾，草書也有章草、今草之別；南北朝時期楷書、草書、行書均大為發展，鍾繇、衛瓘、陸機、右軍父子，每個光輝奪目的名字背後，都有一種新規範的誕生；唐及武周時期，李世民、武則天、李隆基都酷愛書法，甚至專設書學，講授【石經】【說文解字】【字林】等，在藝術繁榮現象的背後，規範文字的意義更是不容忽視；至於有宋一代書院盛行，蒙學教育要求兒童習字『一筆一畫、嚴正分明』，明清時期甚至要求『硯無積垢，筆無宿墨』，其文化規範性意義不言而喻。
『行同倫』，其所代表的是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和信仰等的相對統一。實現這一點的前提，是人口比例的科學適宜。中國相對強盛的朝代，均較注意人口的管控制度，而管控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規模的移民。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四大時期，都有較穩定的邊疆政策，這些政策或強調高壓、或強調羈縻、或強調團結與和親，又或者是將幾種政策結合在一起。以秦王朝為例，為了控制和抵禦北方匈奴人，秦始皇派兵30餘萬攻取『河南地』（今內蒙古自治區陰山以南地區），並西起臨洮、東至遼東修建起萬里長城；為了開拓嶺南，秦始皇二十六年又派兵50萬攻打五嶺以南地區，使得秦王朝版圖擴展到今越南中部；為了更好地控制這些區域，又向這些地區派駐了大量的政治（七科謫）與軍事性移民。西漢武帝以後繼承秦王朝對外用兵政策，一旦開拓了新疆土，立刻派出大量軍事性移民，從而開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軍事屯田。實際上，漢代的軍屯，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如漢武帝時期採取招募制，將徵調單一士兵的軍事戍邊制度，改為從內地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口密度大的地區招募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屯邊，同時，國家頒行免稅、全家供應糧食、免費提供醫藥和安頓戶口等一系列政策以安撫被招募農民。在這些優惠政策的引領下，漢王朝曾七次成功地完成了向西北邊郡大規模移民實邊，其中公元前119年一次性將中原地區的70多萬平民遷往隴西、北地、河西、上郡等，且這種人口遷徙政策一直延續到東漢時期匈奴南北分裂以前。西漢時期募民屯田的政策，其實質就是在某些重要區域改變定居移民與邊民比例的做法，以後的隋唐、兩宋及明清時期都繼承了這一做法，使得各朝在中央政權安定的情況下，同時也保持了邊疆的安定與發展。此外，移民也確保了邊疆地區漢文化的發展：秦漢王朝把商人、犯罪官吏等發配到今廣東、廣西、四川、內蒙古等邊遠地區，不僅傳播了中原文化，發展了地方經濟，強化了國家政權在邊地的穩固，而且也通過中原移民的遷入，促進了當地的民族融合；中原人特有的姓氏在邊疆留下來，有些成為當地的大姓，比如韋、黃、梁等姓在廣西就長期大量存在。
在人口比例科學適宜的基礎上，『行同倫』的文化浸染作用迅速直接或間接地發揮出來。秦起於周原，用的是周禮，漢承秦制，中原文化以禮為內核，【禮記·禮運】載：『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從飲食開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等禮儀的一致性的結果，謂之『承天之道』可能言過其實，但謂之『治人之情』則是一語中的。因此荀子說：『人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而傳統文化中的二十四節氣等節慶禮俗，背後隱藏的是農耕經濟下農事集體勞動的動員令，民眾在這樣的勞動中凝結成的情感皈依和勞動情誼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從歷史上多次大移民的後果看，其重大意義不僅僅在於一般物資與人員的交流和溝通，更在為構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體提供良好的氛圍。
『車同軌』，用發展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古代的交通實際上是政治的一種延續。『車』在當時不僅僅是先進交通方式的代表，『車同軌』還表現為交通之政的統一，也可以泛指一切以交通為代表的政治上的統一。許嘉璐認為『兩輪之間的距離為軌』。車軌相同則車轍也等寬，車同軌實際是道路標準化的一個措施。這種標準化，使得秦王朝耗時十年，形成了以馳道為主、以咸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的全國交通幹線，適應了其全國範圍內土木工程、軍隊調動、郵傳驛遞、情報傳送等的大量需要；此外，其北通九原的直道，也是可圈可點的國防工程。雖然秦王朝並未因此而鞏固其統治，但其速亡，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善於利用其交通便利條件的結果。再以古代西域為例，先有公元前138年張騫出使西域，後有公元前121—公元前104年間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設立，之後西漢國家才開始在天山南部輪台、渠犁等地駐兵屯田，直至公元前60年（漢宣帝神爵二年）設置西域都護府，從而標誌着西域正式成為中央王朝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一切，均始於交通。同理，東晉以後絲綢之路的阻絕，也曾影響了中央王朝對西域的治理。到了隋朝，先有煬帝即位之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張掖、武威發展與西域的互市，後有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伊吾（今哈密境內）三郡之設。公元7世紀初唐朝代隋而興之後，先是伊吾城主率所屬七城交通唐朝，後是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誕生。【冊府元龜】講述『懷柔遠人』的羈縻制度時，記載有唐武德二年（619年）閏二月高祖李淵所頒詔書：『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於函夏……要荒蕃服，宜與和親。』這也進一步道出了真相：『車』所借代的古代交通，實為民族發展史上政治統一的重要一環。
不難理解，無論是戰爭還是貿易，首先始自交通。即以南方土着人群而論，雖因山川險阻，與中原人之間的同化進程甚緩，譬如以今日疆域視之並不特別靠南的湖南，是經秦漢、隋唐四代中央王朝的開拓，至宋朝熙寧年間才徹底安定下來。細思原因，不能不說它實際上與秦朝『靈渠』和隋朝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的開鑿息息相關；如果沒有秦朝溝通湘江和灕江『靈渠』，秦王朝就不可能以今湖南為跳板而迅速統一兩廣地區；如果沒有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唐宋時期中國南方就不會先有『蘇湖熟，天下足』的局面，而明清時期也難以出現長江中游地區『兩湖熟，天下足』的局面。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運河的開鑿可以視為是水上『車同軌』的重要形式。而『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不僅使得古代都城成功地實現了由東西遷移變為南北遷移的改變，更使得中原移民與南方人的融合途徑從此打開。
一切社會現象，都是不斷演進的，『易』是常態。中國人口史、移民史告訴我們，『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確實部分地解決了一個地域遼闊的國度政權治理難題，因為三者都趨向於一個目標：融合。最初是黃帝與炎帝部落在中原地區的融合奠定了夏商周三代的基礎；之後春秋戰國時期，戎、狄和東夷與中原人的融合，又為秦漢王朝的400餘年興盛奠定了基礎；而魏晉南北朝時期之所以匈奴、鮮卑、羯、氐、羌等能夠與中原漢人融合，也是隋唐進一步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宋元時期西夏、金人、蒙古人和宋人的融合，又為明清時期國家的進一步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所以到明清時期，中國境內融合的局面和人口分布的態勢已經基本形成。
（作者：高凱 趙鵬璞，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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