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泰伯》是集中展示孔子关于社会、关于政治、关于文化的宏观思想和基本立场，那么接下来的《子罕》则把注意集中到孔子本身，从他自身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和行事风格，以言传身传的方式为我们进一步展示孔子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德行和人格魅力。由之也加深了我们对《里仁》一篇的关于“仁”的认识，同以夫子自身为范例，从个人“修身”的角度进一步回答了如何才能做到“里仁为美”问题。 9.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从鼓吹私利的角度出发来谈论利益问题，而是以天命和仁德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依。一般传统的解释往往从这一句出发,往往论及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对孔子“罕言利”的原因，进行多方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混乱的时代往往催生伟大的思想家。春秋之时，诚如孔子所言：“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在这样的社会局面之前，还“放于利而行”绝对是不可取的。人而不仁，从上到下，社会风气是人人唯利是从，个个唯利是图。结果往往是“驱而纳诸罟，攫陷井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如果再对人们，以利当头，一味的晓之以利，甚至诱之以利，无异于是扬汤止沸，甚至是饮鸩止渴。孔子当然对于“利”要低调，甚至在必要时给人当头棒喝。 在这样的情势下，孔子作为觉醒者、思想家、教育家当然要提倡人们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孔子需要在社会上弘扬一种“先难后获，仁者爱人”的思想，而不是去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孔子立志于培养一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君子，他们高尚的情操，高雅的志趣，以仁为已任。他们能够以身作则，先人后已，率先垂范，死而后已，以“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为主要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和领域，通过示范家传、教育、从政等途径，达到弘扬正气，举直措枉，移风易俗，拨乱反正的社会效果。自然而然，孔子不会赞成弟子和学生从求名，求利，求位的基本立场出发，去学而不厌，敏而好学。他一再强调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结合当时社会形势，他侧重于强调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本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的原则来招收弟子。并一再告诫弟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无适、无莫、义与之比”。所以，他把“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视为弟子成人之礼。 对于统治者，他更是如此。他强调“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实际上就是将矛头直指当时贵族统治阶级。他反对统治者借变法之名，巧取豪夺，与人争利，进而主张让利与民，节用爱民，使民以时，如：“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便是明证。他也反对统治者使民以利，诱使和纠集民众，发动战争，攻城略地。对于孔子的思想，我们只要细读《论语》，就能明白扣在他身上许多帽子纯属于子虚乌有，如《论语》载：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当然孔子并不是说非要都等老百姓都富有了，再来教化。而是说，卫国光人多还不够，还要让老百姓富庶，光富庶也不行，也要进而加以教化。在解读孔子时，其实是许多人自己思想僵化，进而架空了孔子鲜活的灵魂。 但是对整个社会或者老百姓而言，孔子坚持以人为本，孔子从不讳言正当的利益需求，不搞愚民思想，反而主张利民之所利。在观察和提出统治者包括自己弟子为政的政绩时，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最基本的评判依据,并不反对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他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在推行礼乐教化的同时,他并不反对导之以利。所以他评价在郑国进行大刀阔斧变革的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有人问子产为政如何？他直接就回答到“惠人也。”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造福于民。所以，对于老百姓，面对社会风气江河日下的局面，孔子也发牢骚，甚至还有愤世嫉俗之语。但是他始终从苍生社稷的天下观、千秋万代的大局观出发，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发奋忘食、乐以忘忧”的精神，从没有对他们真正失去过希望，放弃过责任，缺少过关怀，既然他主张贤人政治，所以他把主要的责任归结到统治者身上，把矛头指向他们及其少数依附于他们的小人身上。所以，孔子“罕言利”不是针对老百姓正当的利益要求，只是强调以礼节之，甚至强调以礼成之，以礼保之。孔子并本主张极端“禁欲”的思想，更何况是对于在动荡的社会中度日如年，倍受煎熬的老百姓。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也不讳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甚至强调“邦有道，贫且贱，耻也。” 同时，他也深知一般人而言在现世社会中道德防线往往是脆弱的，他甚至说：“富而无骄易，贫而无谄难。”但是这并不是针对社会的等级而言，富有的阶层必然无骄，贫穷的阶层必然有谄。他是说整个社会的富庶水平，如果人人都有道而富，谁在谁面前又能趾高气扬，只有整个社会贫富相当悬殊或者整个社会相当贫穷，无以为生计，而极少数人有权有势才会如此。所以，孔子从现实出发固然“重义轻利”，但是他不是禁欲主义者，他有非常正确的名利观。《论语》往往有万世不易的道理，也有切中时弊的药方。如果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意无意地把万世不易的道理，当成权宜之计，把因人而异的药方当成万灵之丹，把孔子对夫子自身，对弟子门人，对天子贵族，对生民百姓的不同标准和要求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来。实际是利用了孔子的名头、侮辱了孔子的智慧，糟蹋了孔子的心血，玷污了孔子的形象。为什么孔子最后会代人受过，就在于此。 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达巷这个地方人说：“孔子真是伟大啊！广博的学习知识，没借助什么就能成就自己的名声。”孔子听说后，对自己的门下弟子说：“我凭借什么呢？我是赶车呢？还是射箭呢？我还是靠赶车啊。”一般认为“无所成名”是说孔子学问太博大太完善，反而显得没有了专长。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下面马上要讲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应该说孔子还有一些专长的。个人认为在这里主要是讲孔子“少也贱”，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完全就是靠后天的好学而成名的。那么孔子就此用六艺来打比方，如果射箭是为政的话，那么驾车就是为为政。孔子把天下比成一辆马车，把自己的推行自己主张、提倡礼乐教化、诲人不倦、甚至“参政议政”的独特方式比作“驾车”。这比喻十分形象，他不是车主，也不是乘客，但是他希望能够给人们指引路线和方向，希望能够让人们平安、舒适到达目的地，希望人们坐上他的马车就能少走弯路、不会翻车。“君子无争，必也射乎”但是孔子希望能做到与世无争，那怕是以温良恭俭让得之，也是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他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对社会有所作为，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出发，他培养弟子，让他们成才、兴教、立业、出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这比他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射箭”，社会效果绝对要强得多了。所以孔子说“吾执御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把大家引上了正道，自然自己也上了正道，他把大家送到了终点，自然自己也达到了终点。这就是孔子“少也贱”为何能够最终博学成名的秘密。 的确如此，其实一些人眼里，孔子的名气还不如自己的弟子子贡，即使是甚赞“大哉孔子！”的达巷党人也未必能想象到孔子后来所受到无上推崇和神圣地位。但是无所成名的孔子到了今天仍然是中华文明甚至东亚文明的标志人物，成为世界名人。所以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成名也是如此，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孔子胸怀天下，有道是“渡人者渡已，助人者助已”，自然而然孔子也必将闻名天下。尽管孔子生成没有想到自己身后会有如此的殊荣，也不见得希望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尊奉，但是圣人就是这样不欲而得，功成不居，是以不去。一位“富如可求，吾愿为执鞭之士”的邹人之子却不经意成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历史进程的超重量级人物。所以从中我们更能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当然，他如何知道有这样的结果，当时说话真是要慎之又慎啊！否则，我们后来也吃不了那么多苦头，他要是能留下一本念不歪的经该多好，圣人已远矣，昔者不可追！ | 
楼主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