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泰伯】是集中展示孔子關於社會、關於政治、關於文化的宏觀思想和基本立場,那麼接下來的【子罕】則把注意集中到孔子本身,從他自身的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爲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和行事風格,以言傳身傳的方式爲我們進一步展示孔子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德行和人格魅力。由之也加深了我們對【里仁】一篇的關於『仁』的認識,同以夫子自身爲範例,從個人『修身』的角度進一步回答了如何才能做到『里仁爲美』問題。 9.1【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孔子很少從鼓吹私利的角度出發來談論利益問題,而是以天命和仁德爲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依。一般傳統的解釋往往從這一句出發,往往論及儒家重義輕利的思想。其實,我們還是應該對孔子『罕言利』的原因,進行多方面的分析: 我們知道混亂的時代往往催生偉大的思想家。春秋之時,誠如孔子所言:『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在這樣的社會局面之前,還『放於利而行』絕對是不可取的。人而不仁,從上到下,社會風氣是人人唯利是從,個個唯利是圖。結果往往是『驅而納諸罟,攫陷井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如果再對人們,以利當頭,一味的曉之以利,甚至誘之以利,無異於是揚湯止沸,甚至是飲鴆止渴。孔子當然對於『利』要低調,甚至在必要時給人當頭棒喝。 在這樣的情勢下,孔子作爲覺醒者、思想家、教育家當然要提倡人們見利思義,而不是見利忘義。孔子需要在社會上弘揚一種『先難後獲,仁者愛人』的思想,而不是去隨波逐流、推波助瀾。孔子立志於培養一批『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君子,他們高尚的情操,高雅的志趣,以仁爲已任。他們能夠以身作則,先人後已,率先垂範,死而後已,以『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爲主要方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次和領域,通過示範家傳、教育、從政等途徑,達到弘揚正氣,舉直措枉,移風易俗,撥亂反正的社會效果。自然而然,孔子不會贊成弟子和學生從求名,求利,求位的基本立場出發,去學而不厭,敏而好學。他一再強調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結合當時社會形勢,他側重於強調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本著『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的原則來招收弟子。並一再告誡弟子『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無適、無莫、義與之比』。所以,他把『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視爲弟子成人之禮。 對於統治者,他更是如此。他強調『邦無道,富且貴,恥也。』實際上就是將矛頭直指當時貴族統治階級。他反對統治者借變法之名,巧取豪奪,與人爭利,進而主張讓利與民,節用愛民,使民以時,如:『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便是明證。他也反對統治者使民以利,誘使和糾集民眾,發動戰爭,攻城略地。對於孔子的思想,我們只要細讀【論語】,就能明白扣在他身上許多帽子純屬於子虛烏有,如【論語】載: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當然孔子並不是說非要都等老百姓都富有了,再來教化。而是說,衛國光人多還不夠,還要讓老百姓富庶,光富庶也不行,也要進而加以教化。在解讀孔子時,其實是許多人自己思想僵化,進而架空了孔子鮮活的靈魂。 但是對整個社會或者老百姓而言,孔子堅持以人爲本,孔子從不諱言正當的利益需求,不搞愚民思想,反而主張利民之所利。在觀察和提出統治者包括自己弟子爲政的政績時,始終把改善民生作爲最基本的評判依據,並不反對社會經濟制度和利益關係的調整。他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在推行禮樂教化的同時,他並不反對導之以利。所以他評價在鄭國進行大刀闊斧變革的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有人問子產爲政如何?他直接就回答到『惠人也。』什麼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造福於民。所以,對於老百姓,面對社會風氣江河日下的局面,孔子也發牢騷,甚至還有憤世嫉俗之語。但是他始終從蒼生社稷的天下觀、千秋萬代的大局觀出發,本著『不拋棄、不放棄』的原則,『發奮忘食、樂以忘憂』的精神,從沒有對他們真正失去過希望,放棄過責任,缺少過關懷,既然他主張賢人政治,所以他把主要的責任歸結到統治者身上,把矛頭指向他們及其少數依附於他們的小人身上。所以,孔子『罕言利』不是針對老百姓正當的利益要求,只是強調以禮節之,甚至強調以禮成之,以禮保之。孔子並本主張極端『禁慾』的思想,更何況是對於在動盪的社會中度日如年,倍受煎熬的老百姓。他認爲『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也不諱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他甚至強調『邦有道,貧且賤,恥也。』 同時,他也深知一般人而言在現世社會中道德防線往往是脆弱的,他甚至說:『富而無驕易,貧而無諂難。』但是這並不是針對社會的等級而言,富有的階層必然無驕,貧窮的階層必然有諂。他是說整個社會的富庶水平,如果人人都有道而富,誰在誰面前又能趾高氣揚,只有整個社會貧富相當懸殊或者整個社會相當貧窮,無以爲生計,而極少數人有權有勢才會如此。所以,孔子從現實出發固然『重義輕利』,但是他不是禁欲主義者,他有非常正確的名利觀。【論語】往往有萬世不易的道理,也有切中時弊的藥方。如果出於這樣,那樣的原因,有意無意地把萬世不易的道理,當成權宜之計,把因人而異的藥方當成萬靈之丹,把孔子對夫子自身,對弟子門人,對天子貴族,對生民百姓的不同標準和要求混同起來,甚至顛倒過來。實際是利用了孔子的名頭、侮辱了孔子的智慧,糟蹋了孔子的心血,玷污了孔子的形象。爲什麼孔子最後會代人受過,就在於此。 9.2【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達巷這個地方人說:『孔子真是偉大啊!廣博的學習知識,沒藉助什麼就能成就自己的名聲。』孔子聽說後,對自己的門下弟子說:『我憑藉什麼呢?我是趕車呢?還是射箭呢?我還是靠趕車啊。』一般認爲『無所成名』是說孔子學問太博大太完善,反而顯得沒有了專長。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下面馬上要講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應該說孔子還有一些專長的。個人認爲在這裡主要是講孔子『少也賤』,在社會上並沒有什麼得天獨厚的優勢,完全就是靠後天的好學而成名的。那麼孔子就此用六藝來打比方,如果射箭是爲政的話,那麼駕車就是爲爲政。孔子把天下比成一輛馬車,把自己的推行自己主張、提倡禮樂教化、誨人不倦、甚至『參政議政』的獨特方式比作『駕車』。這比喻十分形象,他不是車主,也不是乘客,但是他希望能夠給人們指引路線和方向,希望能夠讓人們平安、舒適到達目的地,希望人們坐上他的馬車就能少走彎路、不會翻車。『君子無爭,必也射乎』但是孔子希望能做到與世無爭,那怕是以溫良恭儉讓得之,也是不得以而爲之。但是他必須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對社會有所作爲,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出發,他培養弟子,讓他們成才、興教、立業、出仕,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張。這比他一個人沒日沒夜的『射箭』,社會效果絕對要強得多了。所以孔子說『吾執御矣』,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把大家引上了正道,自然自己也上了正道,他把大家送到了終點,自然自己也達到了終點。這就是孔子『少也賤』爲何能夠最終博學成名的秘密。 的確如此,其實一些人眼裡,孔子的名氣還不如自己的弟子子貢,即使是甚贊『大哉孔子!』的達巷黨人也未必能想像到孔子後來所受到無上推崇和神聖地位。但是無所成名的孔子到了今天仍然是中華文明甚至東亞文明的標誌人物,成爲世界名人。所以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成名也是如此,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孔子胸懷天下,有道是『渡人者渡已,助人者助已』,自然而然孔子也必將聞名天下。儘管孔子生成沒有想到自己身後會有如此的殊榮,也不見得希望自己能獲得這樣的尊奉,但是聖人就是這樣不欲而得,功成不居,是以不去。一位『富如可求,吾願爲執鞭之士』的鄒人之子卻不經意成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歷史進程的超重量級人物。所以從中我們更能明白『君子不器』的道理。當然,他如何知道有這樣的結果,當時說話真是要慎之又慎啊!否則,我們後來也吃不了那麼多苦頭,他要是能留下一本念不歪的經該多好,聖人已遠矣,昔者不可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