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章是伪作 之七、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七 、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古来对“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解释相对统一，没有太大分歧。古代注家中有代表性的解释有：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皇侃《论语义疏》：

（孔子）年至七十，习与性成，犹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虽复放纵心意，而不逾越于法度也。

《论语注疏》曰：

“言虽从心所欲而不逾越法度也。”

朱熹说：

“矩，法度之器，所以为方者也。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近人的解释，杨树达和钱穆之说可谓代表。

杨树达：

“孔子六十圣通，七十则由圣入神矣。”

钱穆释“从心所欲不逾矩”：

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纵己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且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己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

总之，古今关于这句话的解释，大体都是认为孔子70岁时候的人生修养，达到了圣通、神明的境界，就像在文学艺术领域中人们常用出神入化来形容一个人所达到的神妙境域一样，这个时候的孔子就是如此。他“安而行之，不勉而中”，无论想什么，做什么，都是那样完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而又不违背法度规范。他的言论就是对礼的阐释，他的行为就是行礼之垂范，孔子简直就是“礼”的行为化身，为着示范“礼”而生活在人间。

但是，从经验的事实出发，世界上存在这样的人吗？如果剥去人们赋予孔子神灵、圣明的光环，将其当做一个真实的人（即使真的哲人）去看待的话，他可以修养到这样的境界吗？

譬如对“田氏代齐”之事的看法，此时的孔子已经是70岁之后。《论语》载：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此事也见于《左传》：

（哀公十四年，六月）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斋，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陈成子弑齐简公，是春秋战国间齐国“田氏代齐”重大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历史环节，是齐国新贵族代替旧贵族推动历史进程的历史事件。孔子只是拘泥于已经趋于崩溃瓦解的臣下犯上的西周旧礼而谴责之，并要求鲁公不顾历史情势而出兵讨齐。这个时候的孔子，连鲁哀公都不如，哀公还知道“鲁为齐弱久矣”，而孔子却还不知权变，极其迂腐地说“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就凭一个弑其君，就失去了一半民心吗？陈氏在齐国的威望，是他们几代人靠着取悦民心、让利于民逐渐建立起来的。而一个君位，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还真的为人们所看重吗？难道孔子不知道晏子曾经对齐国形势的分析：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

晏子说得很清楚，在齐国，国君已经被民众抛弃，所谓“公弃其民”，反过来也就是“民弃其公”。陈氏已经通过各种手段赢得了民心，甚至达到了“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的程度，凭什么陈恒弑其君就会失去一半民众呢？看来孔子对形势的估计是很有偏差的。哀公不欲出兵，仲孙、叔孙、季孙三大贵族权臣也不赞成出兵讨齐的主张。朱熹认为：“三子鲁之强臣，素有无君之心，实与陈氏声势相倚，故沮其谋。”此言未必。三子握鲁国之实权，如果能够讨齐成功，则可以扩大鲁国当然也是扩张他们的实力。他们不欲出兵，恐怕主要还是碍于自身实力的差距。只有孔子是一味拘泥于“臣弑其君，人伦之大变，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的观念，即使以卵击石也不作任何权变。最后的结果是，孔子不仅不可能从心所欲，而且即使是他的深思熟虑之行为，也未必符合能够权变的礼之精神！从心所欲不逾矩，何其难哉！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执着于论证孔夫子是否可以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当一个人真的能够“四十而不惑”的时候，后边的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云云，就都成了多余的赘述。在本质意义上，这些都是无谓的重复。一旦一个人“不惑”了，什么事情都可以理解了，还不就可以通晓天地万物之理的“知天命”了？还不就可以达到“闻其言而知其微旨”的“耳顺”了？还不是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无障碍地“从心所欲，不逾矩”了？还要煞有介事地说那么多干什么呢？这就是要编造得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生历程而已。但是，这些编造还真不是毫无意义，当编造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也才最能符合他们的真正初衷。因为正是后边这句话，多出了一个规定性限制，那就是“不逾矩”。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正是这个“不逾矩”，暴露了编造者的真正企图。

“从心所欲”，还能“不逾矩”，这是一个多么高超的境界！

“不逾矩”，还能“从心所欲”，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目标！

可是，这个高超的境界，这个诱人的目标，还真是不容易达到或实现的。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改变心中之“欲”，或者是取消其心中之“欲”。当欲望、私欲消失之后，无论你如何从心甚或纵心之所欲，也都不会违背礼的要求了，就自然地“不逾矩”了。于是，编造“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圣人之最高修养境界，就是提示人们去进行思想改造，消灭私欲，把人变成没有感性欲望的僵尸。如果把全体国民都改造成六根清净、无私无欲之人，整个天下，就真的成为专制国君的净土了。编造此话者用心何其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