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的大帝国如何由盛到衰？ (1)

  来源: 凤凰网

核心提示：历史学家可能是有意地夸大了景帝末年国家的形势，以之作为批判其继承者奢侈浪费的一种手段；因为武帝的政治家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和征战造成了巨大的开销和前几十年积累的物资的消耗。为了支付这些扩张主义的费用，武帝和大臣们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
因为有种种迹象表明，帝国国库已经空虚；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皇室本身的稳定也受到妒忌、倾轧和暴力的威胁。
文章摘自《剑桥中国秦汉史》 作者：【英】崔瑞德、【英】鲁惟一 编，杨品泉 等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公元前141―前87年）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标志着汉代历史的新转折。巩固工作让位于扩张和积极的主动行动；建设性的政策被采纳，以加强中国和解决它存在的问题。政治家们计划改进国内的施政和加强对其人民的控制；计划组织经济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计划消除入侵的威胁和改善中国在边远地区的利益。到公元前108年，汉朝的军队已经向外推进到最远的距离，新的移民冒险活动也正在组织之中；公元前105年的宗教仪式显示了汉皇室对号称取得的丰功伟绩的自豪感。
这些发展的取得并非没有遭到非难，也耗费了大量中国的资源。武帝末年的特点是执行紧缩的政策；汉朝的军队不再是百战百胜了。有迹象表明帝国国库已经空虚；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皇室本身的稳定也受到妒忌、倾轧和暴力的威胁。
公元前141年当武帝之父死时他年16虚岁。九年前经过了宫廷阴谋和取消了景帝的第一个继承人人选后他被指定为太子。新皇注定要掌握中国的命运达54年之久，这是中华帝国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许多作者认为他具有活力和主动进取的个人品质，并坚持这些是使他在位时取得种种成就的原因，②但经过更缜密的考察，支持这种主张的证据远不是明确的。这几十年中所采取的大部分主动行动可以归因于他的顾问的建议，这些人中有的是外戚；但是武帝本人没有亲自参加指挥本朝著名的军事远征。我们从读到的材料知道他主持宗教仪式，监督黄河堤坝修复工程的最后一些阶段，或检阅凯旋而归的队伍。此外，据说他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或听从术士和方士的花言巧语。当后妃和外戚之间不和时（公元前91年），60岁的皇帝显然不能用他性格的力量平息混乱。虽然没有办法说明他个人是否得人心或激发人民的忠诚，但与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政策很快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理由是好大喜功和无端牺牲生灵。
行政的任务
随着文帝和景帝采用的措施所带来的行政工作的日益复杂和繁重，政府愈来愈需要招纳更多的人从事文职工作；新皇的最初几个步骤是注意吸收合适的候选人。在公元前178年和前165年，政府号召向皇上荐举这类人才；这些号召在公元前141年以诏令的形式再次提出。①这导致大部分资深的官员推荐德才兼备或对重大问题能够大胆陈述意见的候选人。在公元前135年以及在整个汉王朝的其他重大庆典时，荐举人才的号召又被提出，其用意是通过回答皇帝亲自（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来证明候选人的才能。
从这些礼贤下士的最初行动和解决迫切问题的务实的企图开始，最后出现了高度复杂的科举制度，这就形成了中国帝国行政中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从一开始，凡候选人的观点反映了申不害或韩非著作精神的，就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培养中国官员的进一步措施表现出一种偏爱与孔子有联系的传统著作的明显的偏见。这就是在公元前136年为博士设置官职之事，目的是让这些人专门研究《易经》、《诗经》、《书经》、《礼记》和《春秋》五部指定著作的诠释。这一十分重要的诏令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经籍的观念即由此产生，据此还开了以这些著作培训官员的先例。从公元前124年起，下令应派50名学生由博士培训；但已无法估计贯彻这一命令的有效程度。①
一个官员经常的配备物品包括毛笔、砚、刀和印鉴。他写报告时使用在近期演变成的隶书，这种字体没有前帝国时期的字体繁复，并且对新型的文房四宝很适合。例行的公事写在用麻带连结的窄木简上。丝帛专门用于书写特定的文书：这些文书可能是以精美的书法写成的某些文学作品的抄本；或是一连串木简容纳不下的材料，如地图或表格。刀用于抹字，这或是由于书写错误，或是为了把木简括擦干净后再予使用。写完报告后，官员们在用以固定一卷木简的小粘土块上加盖印鉴；这种印鉴表示文书生效。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草拟例行公事的报告和收集治理帝国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吏的工作是抄录诏令和历法，以便向各郡县分发。在地方官署，在职官员要准备他们治地的作为每年统计基础的人口和土地簿册。他们填报所收税赋的报表和帐册，以证明他们是否兢兢业业地征收应收的收入和支付官方的开支。有时这类文件保存一式两份。帝国的其他官员负责填写路单或身份证件，官员在规定的旅程中通过所控制的地方时，必须交验这些证件。②
从武帝及以后时期的文书残件中可以看出汉代官员履行其公务的方式；现在还存有少数几份用于政府公务的地形图和军事地图。正史中有几卷所包括的摘要就是以那些数目不详的在政府官署中任职的吏和官员的工作为基础的。①其他的卷包括的文书，诸如对行政工作的直接建议或其他官员提出的对政策的批评，通常经过删节，它们来自上层官员。
不同的官职的职责大不相同。正式的官僚等级制确保职责的分派，职责的范围既划分明确，又得到正式的承认。这样，低级官员可以得到保护而不对其上级的过错负责；同时也可能出现一种遏制主动性的倾向。行政机构中有些最负责任的职务由郡守担任。许多郡远离京师，它们的郡守需要在不能经常商讨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他们在文武事务中负有作出最后决断的职权。在这些高级官员中，许多人肯定感到很孤寂，不能享有华夏文明和与其志趣相投的同胞共处的乐趣；不妨把例如在朝鲜的一些郡任职的汉代官员的生活方式与在不列颠的城郊和边区村落度日的罗马军官的生活方式作一比较。
在武帝时期，一种新的纪年方法被采用。到那时为止，纪年分别从每位皇帝在位的第一个整年算起（例如，文帝一年和二年相当于公元前179年和178年，等等）；但从公元前113年起，政府开始习惯于宣布年号，用年号来确定年份，年号每几年更换一次。这一制度之使用部分地是出于方便；部分地是确认王朝宣布的某些特点、特性或目的；部分地是为了纪念一些重要事件。例如，公元前113年在汾阴发现古铜鼎，被认为是给王朝带来幸福的一个非常吉祥的征兆。通过采用“元鼎”为年号，政府广为宣传它接受如此明显的吉兆的洪福。这个年号的采用是追溯性的，因此元鼎元年相当于公元前116年。又有几个年号被追溯性地采用，以表示公元前116年以前武帝朝的年份。从这时起，每隔几年换一新年号成为常事。这些年号见于大部分的国家文献，它们提醒了读者一些王朝的重大事件，突出了举行的宗教礼仪，或者表明了政府的精神状态或态度，所以起到了政治口号的作用。这一制度直到帝制终了之前还在使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