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臘民主』的起源——18世紀中期開始的『托古建制』
虛構『名著』：【查爾斯?湯普森紳士的旅行：他對法國、意大利、歐洲的土耳其、聖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以虛構『名著』為依據，進一步據虛構新的作品，重重無盡……依此來進行『托古建制』。
『托古建制』集大成：雅典是『國際大學堂』，傳授『自由和民主』
『古希臘民主』托古建制的集大成者，還是這位虛構人物——湯普森。『湯普森還用了長達15頁的篇幅、全面總結了自創建之日起到迄今為止的雅典的歷史。而這樣的細心的鋪墊，完全是為了勾勒古代雅典居民的特徵——「對自由的熱愛」是他們的最大渴望，而民主政治則是最受公眾愛戴的統治形式。
在結束對雅典的描述前，湯普森沒有忘記以其獨特的表述方式、總體評價了雅典以及它對世界歷史以及當代世界的意義：
「簡而言之，在某種意義上，雅典就是一座國際大學堂；甚至羅馬都應將其藝術和學問歸功於它。時至今日，它所傳授的課程依然培養着我們的品位，為我們的頭腦不斷注入大無畏的高尚情操。」』[ 【查爾斯?湯普森紳士的旅行：他對法國、意大利、歐洲的土耳其、聖地、阿拉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考察……】，A卷，第349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86-287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古代的雅典』培養了『現代的歐洲』
『多麼熟悉和親切的描述：雅典的世界使命（世界作用），隨之而來的是羅馬與雅典的收益關係，最後是雅典對新歐洲人的影響（「我們的品位」、「我們的頭腦」）。
在雅典與羅馬的關係上，湯普森為以往的習慣性表達又增添了一絲新意。他引用了一句賀拉斯[ （古羅馬抒情詩人。---譯者）]的格言、並同時用拉丁文和英文兩種文字來形容羅馬對雅典的精神負債，「被占領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占領者，將藝術傳授給了萬耕火種的拉丁民族」。我想，這句名言也許是第一次被用於遊記作品吧。
然而，我們又不得不強調，這裡又一次出現了主觀臆想。甚至對於這樣一位有節制的作者而言——的確，這位英國出版商的作品風格純樸，信息充實，絲毫不追求感動或抒情效應，他在描述雅典時也無法完全擺脫個人道德意識的糾纏。在此，「雅典與我們」演變成了表現方法上的內容特徵；通過這一方法，歐洲的觀察家被巧妙地置於了雅典這座活着的古城對面。在這裡，雅典被譽為世界的學堂，它所傳授的課程（藝術、教育及情感）培養並造就了今天的歐洲人。正是在這樣一些新鮮詞彙背後，隱約露出了某種與曾經將新詞「文明」推向前台的必要努力相似的東西。
可是，在18世紀中期，湯普森有關雅典意義的道德結論，卻增添了某種新的成分。這一新的成分並不能說明它在以往我們審視的作品中從未出現過，而是它反映了作者所處時代的某些新憂慮。那麼，湯普森想要補充說明什麼呢？
「我僅想補充說，雅典人的特徵、即對自由的眷戀，似乎時常將他們引入恣情縱慾；他們的偉大優點往往與他們的明顯缺點混為一團；此類東西，當然是源自某種嫉妒膨脹和情緒騷動的心態，源自某種反覆無常、波動劇烈的性情」。
於是，對雅典人的頌揚，就這樣轉換成了對雅典歷史及其相關政治內涵、即對「自由」的執拗和倔強所持的保留態度。針對過度欲望和絕對自由所醞釀的危險，雅典似乎在向世人敲響警鐘。一個巨大的問題——「政治及民主的雅典」，就這樣小心翼翼地擺在了人們面前。的確，先前對雅典的重要定義，還從未涉及到歷史上的這一面；有種觀點認為，雅典贏得的新威望得益於某種均衡；乍一聽來，這種觀點似乎沒錯：只要雅典藏而不露，不去承擔世界使命，那麼，就沒有必要調動千軍萬馬、來抗衡雅典對自由的狂熱。然而，在18世紀中期，自由及執政方式早已成為熱門話題。在此，我們無法詳細分析與雅典有關的這一新政治思想的敏感話題；但是，我們需要認識到，如同湯普森所強調的那樣，有意並間接拉大與雅典所代表的政治理念的距離，並不是某種創新行為或新生事物。雅典的政治生活，作為「動盪」的同義詞，在歷史上早就臭名昭著。從古代時期（公元前5世紀後期）到18世紀，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傳統始終占據着統治地位；這一傳統尤其敵視雅典民主，編造出民主始於忒修斯的謬論、進而完全抹煞了它的政治意義。』[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86-28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歐美各國的『托古建制』
『最後，學者們經世致用的精神，給後人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當時出版的幾乎所有著作，都在自己的序言中宣稱，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具有重要的鑑戒價值，古代共和國的衰亡，則成為近代英國和法國應當警戒的鏡子。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不過是最受歡迎和引人矚目的「衰亡史」罷了。其中的不少著作，例如羅林等人的著述，曾經受到美國建國一代的高度重視。麥迪遜、亞當斯和漢密爾頓等人，無論是在制憲會議上，還是在後來批准憲法的過程中，都廣泛參照過古代歷史。法國革命中的不少革命家，也都熟知並在實際政治中運用古代歷史的知識。英國的思想家們，從17世紀初的國王詹姆斯一世到18世紀末的激進派如威廉·葛德文等，無論是支持共和政體，還是為當時英國的制度辯護，也都不同程度地搬用古代歷史。18世紀對希臘民主與共和政治的關注，羅馬史中共和國史，特別是共和國向帝國過渡的歷史的一枝獨秀，深刻地反映了歐洲人的歷史興趣。在這個意義上，18世紀乃是古代歷史研究對實際政治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時代。』[ 晏紹祥【古典歷史研究史】上冊第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
從19世紀開始，『古代雅典政體』成為西方『民主傳統』之基礎
『湯普森有關雅典政治缺陷的提示，給了我們一次機會來證實18世紀所傳承的雅典到底是怎樣。如同湯普森所說，雅典是一所「世界的學堂」、即一個擁有精神力量和藝術完美的雅典。
然而，從某一方面講，歐洲人所高談闊論的雅典公民自由，實際上構成了這座城市鮮明的積極特徵；與此密切相關的，則是它的精神及藝術成就，甚至連氣候（雅典的海風）都成了解釋其古代輝煌的原因。可是，一談到它的政治體制結構，原有的熱情頓時就蕩然無存了。當然，我們也應當從中看到，作為一個問題，雅典的政治意義開始引起歐洲人的關注和思考；儘管如此，雅典民主並未構成18世紀現代歐洲的政體典範；而古代雅典的政治內涵也沒有在這個世紀裡、起碼在該世紀最後20年間的歐洲與雅典的關係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
我們是如何走進19世紀愛好自由的雅典的？也就是說，古代雅典政體是如何為新的民主傳統打下基礎的？對於新的歷史寫作發展以及新的政治思想進程來說，這無疑構成了一個巨大的研究課題。如今，在某些方面，這一課題似乎已有所澄清。對於現代人來說，尤其在美國及法國革命之後，雅典民主成為了一個主要來自革命對立面的研究對象。在大革命後的歐洲所形成的新的歷史及政治坐標中，民主的雅典也不可避免地捲入了這場政治博弈。而作為民主的誕生地，雅典被適時推出，這充分證實了它在當時迎合了占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思想，同時也符合新編古希臘歷史的成熟發展。』[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88-29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9世紀新造古希臘歷史的代表作
『在此方面，喬治·格雷特[ （George Grote，【希臘歷史】，倫敦，1846-1856）]以及維克多·杜魯伊[ （Victor Duruy，【古希臘歷史】，巴黎，1851）]無愧是這座古希臘城市新編歷史傳統的開山鼻祖；而重新認識雅典的權威性，正是源自他們所樹立的歷史寫作的可信度。
很久以後我們才確信，隨着雅典被譽為民主的搖籃、與雅典的新的內在關聯開始得到深化和完善；我們還確信，後來有關這座城市的歷史寫作大都圍繞它的政治制度演變而展開；儘管如此，我們仍要表明，雖然我們沒有意識到，但這一內在關聯具有廣泛的前提。如同維塔爾-納凱以及勞萊克斯在1979年就已經明確指出的那樣，只要對此問題略作修正，我們就能夠摸清自18世紀中期起的運行軌跡，以及這一軌跡如何將我們引向19世紀中期的事物發展、即格羅特（或杜魯伊）的雅典。[ （維塔爾-納凱&尼克·勞萊克斯：【雅典市民階層的形成：史學評論1750-1850】，選自【希臘民主】，巴黎，1990年[1999年希臘文版；1979年法文首版]）]在此之後，我們就可以大膽求證雅典在1789年之前作為現代—城市象徵的內在因素、抑或它與一個進步歷史的內在關聯——據我所知，這是一段頗具爭議、卻豐富多產的歷史，只不過還未結出應有的碩果。』[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9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以假充真，歐洲的研究者對如實描述或定論深感為難，都不願挑明18世紀雅典及其政治討論背後的動機
『有關啟蒙運動在政治傾向上的思想表現，斯巴達是一個關鍵因素並占據了首要地位；而在熱衷簡短表達的盧梭或馬布利（Mably）那裡，雅典卻與其沒有絲毫相似之處。年輕的杜爾哥（Turgot）在該世紀中期嘗試用新式語言讚頌雅典，但他也明確表示了對雅典民主政體的厭惡（參考羅森，同上，第231頁及257頁）。而基特羅米里蒂斯則在他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從政治思想歷史的角度出發，承認了古代傳統勢力的根深蒂固——「一種始終以敵視的目光看待民主的傳統」；而在提及近代時，他則提出了一種新的形態或模式；藉助這一形態，他試圖將雅典納入新的政治思想的歷史軌跡中；而做出這一設想的前提，就是雅典民主思想在17世紀英國政治空想主義環境中、尤其是在該時代激進思想中抬頭（約翰?彌爾頓以及詹姆斯?哈林頓），再就是雅典的民主思想開始進入時代的政治議題以及孟德斯鳩的著作里。[ 參閱基特羅米里蒂斯的【後古典時期作為政治理想的雅典民主典範】，選自【民主與古典教育】，雅典---文化首都展（國家考古博物館，1985，6，21-10，20）目錄第15-26頁。]相反，丹麥學者摩爾根?赫爾曼?漢森（Mogens Herman Hansen）在他撰寫的【雅典民主的傳統，1750-1900】一文中[ （選自期刊【希臘與羅馬】第39卷，第1期，1992年4月，第14-30頁）]，則建議將1750年確定為雅典自由思想被積極引入新政治觀念的年份，同時也是廢除西方世界從1250年至1750年所沿襲的、古代傳統敵視雅典民主的年份；所不同的是，這裡的主角換成了溫克爾曼，而不再是那些法國的哲學家[ （漢森，同上，第19頁）]。根據上述論述，也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相關討論似乎故意都是敞開式的，而所有的研究也似乎對如實描述或定論深感為難，都不願去主動挑明18世紀那場困擾雅典及其政治的討論背後到底隱藏了哪些因素和動機。』[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89頁腳註，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百年『雅典遊記』的收官之作：1776年錢德勒【希臘之旅】發表
『倘若說夏爾蒙的證實造成一種希臘之旅告一段落的印象，那麼，里德澤爾對雅典的描述，則證據確鑿地加深了這一印象。然而，不管上述文字是何時寫下的，夏爾蒙卻有幸讀到另一部描述希臘的重要遊記作品。這就是理查德·錢德勒於1776年發表的【希臘之旅】，它較里德澤爾的作品晚出版了幾年。當時，夏爾蒙正出任愛藝社委員會主席，在此之前他已委派錢德勒前往希臘和愛奧尼亞。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通過這一出版、更準確地判斷第一波旅行終結的時間；或許在這位終結者身上，完美且綜合體現了文物收藏家與藝術愛好者的不同優點、即希臘之旅在其艱苦起步時孕育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流派。
錢德勒有關希臘的作品，可以被視為由雅各布·斯蓬「以收藏文物為動機」所開創的第一波希臘之旅收穫期的終結。斯蓬有關希臘的作品發表於1676年，較錢德勒的作品整整早了一百年。從17世紀70年代到18世紀70年代，從斯蓬開創某個傳統的作品、到錢德勒的這一傳統的代表性作品，我們看到了一條發展軌跡的全過程，目睹了歐洲人在與希臘地域自覺建立系統關係的第一個世紀裡、所從事的所有工作的縮影。
還是先說點簡單的吧：【希臘之旅】是當時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專門論述希臘的作品。正像早已被近代歐洲旅行所肯定的那樣，它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獨立的經典希臘地域指南：雅典、德爾斐、帕爾那索斯、科林斯、麥錫尼、帕特雷、基克拉林群島，還有新近發現的奧林匹亞。當然，正如人們所料，其中的主幹線是雅典地區。』[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47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有償受聘的』旅行家/作家：重賞之下、何愁『學者』
『錢德勒的作品算不上創新，它的價值並不體現在通過旅行對新地區的發現上（對奧林匹亞的踏訪或許令人掃興。後來的考古挖掘才提升了它的名氣）；也就是說，它的影響並非源自它對地域及其歷史的創新眼光。錢德勒作品的最大優點，體現在一個旅行家－作家的全面性和「職業性」上（的確，錢德勒應該算是第一個「有償受聘的」旅行家-作家。早在牛津讀書時，他就在接受訪問希臘任務之前出版了一本關於牛津大學阿倫德爾文物收藏的作品【古代大理石】[倫敦，176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部作品是在充分履行協議、獲得了任務規定的所有資料基礎上創作完成的；而該任務的主要內容就是實地研究愛奧尼亞地區的古代遺址（如同我們所見，這部作品構成了斯圖爾特及里維特的雅典古代遺址研究的後續），並最終出版一本大開本圖冊【愛奧尼亞的古代遺址】——其中的第一卷仍然是有關希臘本土的。
錢德勒非常善於摘錄和引用。這無疑構成了他在描述上的一大長處；然而，這卻是一種新型的旁徵博引：一項非常懂得發揮「圖書目錄」價值的綜合工作。他與安坐在辦公室、簡單修補或縫合文章的編輯完全不同；恰恰相反，他以現場目擊者的嚴格和挑剔、在他的作品中仔細綜合前人的信息資料和表述：在錢德勒的創作中，你甚至可以看到，就在他所引用的帕夫薩尼阿斯言論旁、即古代旅行者身旁，近代旅行家輕易就靠了上去並找到了合適位置，而首當其衝且表現最佳的正是維勒（換句話說，就是斯蓬作品的英文版）。
錢德勒對早期近代旅行家的求助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它最大限度地滿足了對已有信息的整體性需求，另一方面明示了整個前期工作的集體性特徵以及希臘之旅打造的傳統真實性。錢德勒的作品推高了原有水平；他以批評的眼光將先前的描述融會貫通，同時力求在全面性和整體性上超越前者：在很多事例中，他以自己的實地觀察及全新信息補充說明了帕夫薩尼阿斯的不足，並且始終不忘突出自己的這一獨特優勢。』[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47-34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法國大使出面——百餘年『發現雅典』過程一直有法國官方的影子
『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雅典之旅在其發展中又顯現出了新的特徵。18世紀80年代，舒瓦瑟爾-古菲耶（Choiseul-Gouffier）創作了一部在多重意義上十分重要的插圖作品【希臘如畫之旅】。從當時這部聲名鵲起的作品所表現的「希臘奇遇」中，我們只想採擷一個極其微小、卻不可忽視的細節——此人與雅典的關係。1784年，古菲耶以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特殊身份、並在一個精幹科學小組的陪同下再次前往東方。在他以官方身份前往君士坦丁堡遞交國書並正式起馬上任之前，這位新大使心血來潮，決定在雅典停留幾日，再好好看看這座城市。在此，值得仔細揣摩一番一個歐洲國家的大使在雅典正式停留的瞬間。作為一個普通旅行者，他曾經訪問過這座城市——當然，這樣一次停留說明不了什麼問題。而此次停留則意義深刻；在對待這個奧斯曼統治區域的態度上，它讓人明顯感覺到西方人在方法上的極大轉變，以及該區域被賦予的顯著地位——至少從正在靜候大使駕到的君士坦丁堡的角度上看、或從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這座歐洲省份其貌不揚的城市角度上看，上述變化都是始料不及的。法國大使及其大批隨從在雅典的逗留，也許與他心中涉及希臘及其古代遺產的新的系統研究計劃有關；無論如何，僅就此行的官方性而言，也算得上說是一次變革了。從象徵意義上講，這一瞬間標誌着雅典成為「世俗」朝聖地的起點，預示了雅典「旅行」穩步發展的廣闊前景。』[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48-349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向衛城祈禱】，雅典——新的朝聖地
『四年之後，我們又捕捉到了一個新的證據。它絲毫不讓人懷疑此次訪問該城的新意。而這一回輪到了一個「無關緊要的」英國人、托馬斯·沃特金斯（Thomas Watkins）。此人於1788年抵達比雷埃夫斯港。正像他後來表白的那樣，他一走出船艙，就立刻彎腰親吻了這塊土地[ （托馬斯·沃特金斯【旅行穿越瑞士、意大利、西西里、希臘諸島直至君士坦丁堡】，選自沃特金斯書信集[1787、1788及1789]，兩卷本，倫敦，1792年，第280頁）]。歐洲人與雅典的新一輪關係由此展開，它隨即將我們引向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國作家及政治家。---譯者）]和拜倫，並最終在其迅猛發展中誕生了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名篇【向衛城祈禱】；總之，新的一輪雅典之旅捲入了無數知名和無聞的「文明朝聖者」。』[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49-35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
——「發現」雅典是撬動「歐洲」崛起的槓桿
『我們將不再追蹤這新一輪的旅行足跡——毫無疑問，它的迅猛發展包含了雅典、這一希臘民族革命締造的、新的歐洲國家的首都。假如我們能夠在其形成中辨認某種成熟浪漫主義的痕跡、或在其組成因素中悟到某個強大的歐洲中心思想，那麼，將建都於雅典視為里程碑的意義，也就只好退居次要了。
千真萬確的是，雅典與歐洲的內在關係早已打造得堅如磐石。毫無疑問，在接下來的時間裡、即從18世紀80年代至1821年希臘革命前夕，希臘旅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且被稱為「旅行的巔峰」。旅行產生的變化，以及歐洲旅行家觀察條件上的變化，進一步引發了其他範疇的變化；而這些才是我們審視的對象；在政治範疇上，隨着法國大革命及各類戰爭的爆發——俄土戰爭或拿破崙戰爭，一陣陣狂風驟雨正在狂掃歐洲的每一個角落。
從本書研究範圍角度看，最為重要的是1670年起所發生的一切；而從對希臘國家的認識看，「成群結隊」前往希臘旅行的歐洲人和各式各樣的政治及軍事衝突，對此作出了最好的詮釋。對於歐洲來說（從巴黎、倫敦、柏林乃至彼得堡），在仍處在亞洲統治下的歐洲東南端，希臘國家、希臘大地已經盡顯尊榮。如今，我們所有人都明白了這樣一個簡單道理、即這裡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它的確浸透了歷史，而「發現」雅典正是撬動歷史性崛起的槓桿。』[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50-351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典成了一座人類所有一切始發的城市
『早在百年之前，默默無聞的雅典，就已作為一個充滿活力且不可小覷的城市闖入了歐洲人的眼帘。從那時起，人們就賦予了它「文明世界」價值的象徵城市的桂冠；也正是這座城市，向全世界奉獻了文明史上第一場宏偉壯觀、並時常被認為是不可超越的大戲。於是，類似誕生地和典範的讚美之詞不絕於耳，雅典儼然成了一座所有一切始發的城市，一個所有一切全力效仿的理想典範。』[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50-351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二、18世紀20年代、大批 『偽希臘銘文』出世
大批所謂『希臘銘文』是如何出籠的
『18世紀20年代剛過，僅僅為了收集手稿的目的，法國宮廷就向奧斯曼帝國隨意派遣了兩位古典文獻學院委員、西維因教士（Abbé Sevin）和富爾蒙教士（Abbé Fourmont）。其中只有後者實現了希臘之行（先後過到雅典、伯羅奔尼薩和一些島嶼）。在上述地方，富爾蒙教士打破手稿收集的傳統界限，全身心地投入到文物的收藏研究之中。之後，他回到巴黎（隨身攜帶的行李中裝滿了近三千冊謄寫的銘文），隨即（1731年4月3日）就向學院匯報了研究結果，還在院刊紀要上發表了【富爾蒙教士受國王之命於1729年至1730年間在雷旺達所寫遊記的簡要匯報】（注）。他在文中寫道：如今的雅典「比當年斯蓬和維勒先生去的時候顯得更加龐大，人居也更密集」，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盡、刻滿銘文的大理石礦」。』[ 『註：參閱叢書【古典文獻學院史】，第7卷，第344-358頁。奧蒙後來再版了這篇文章，參閱他的【法國考古團……】，亨利·奧蒙用於他的作品【法國考古團17、18世紀在東方的考古報告---出版書稿】，巴黎，1902年，B卷，第1085-1095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74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這位法國富爾蒙教士作為一個外國人，到了土耳其統治下的『歐洲土耳其』（希臘在當時的名稱），在短暫的旅行中，一次謄寫所得就是『三千冊銘文』。
別人去了為何見不到那些時刻銘文呢？富爾蒙教士說他將一些銘文『親手毀壞』了。[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75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此事還有見證人，就是富爾蒙教士『的侄子、即此次旅行的旅伴』，名叫『克洛德-路易·富爾蒙』。
富爾蒙教士的這位侄子這樣評價他叔叔的作品：『我敢保證，從文學復興起，整個歐洲還從未產生過這樣內容豐富的有趣的集錦……』[ 選自克洛德-路易的另一篇手稿【對富爾蒙老爺的回憶】，發表在奧蒙的上述論著中，【法國考古團……】，B卷，第1151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75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如此評價：整個歐洲以此為最！
謄寫銘文來自石刻，石刻的規模不啻於一座大理石礦，有法國人謄寫回來一小部分，就是三千冊，那銘文的原刻石呢？謄寫者見過嗎？說是見過，謄寫者還『親手毀壞部分銘文』。原刻石被毀壞了、其他人自然無從核對，只能相信他是真的。
富爾蒙教士的『行為足以證實，18世紀上半葉出現的對希臘國家現狀的研究，已經釀成風氣，並且使得大批文人墨客為之鋌而走險，或不惜名譽，或剛愎自用。』[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7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肆無忌憚、大張旗鼓的『造偽古希臘運動』由此可見一斑。
另一種銘文：『有口皆碑』——鮮活的銘文
『圖內福爾對恢復地域的希臘身份所作的貢獻,體現在他將早在東方之旅中就已聞名遐邇的島嶼、納入了這個新國家的版圖；集中表現了這些島嶼的古代歷史、地形、遺址及其現狀。通過他的不懈努力，對希臘地域的系統探索，又在自然歷史或博物學方面得到了深入挖掘。在此，還是原有的那些古代史料[ （這回輪到塞奧弗拉斯多斯和狄奧斯庫里蒂斯發言了。「前者是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哲學家及亞里士多德的繼承人；後者是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歷史學家。※」）]、按照與發現及確認古代遺址相類似的方式、被充分利用來研究植物群以及獲取有關古人的信息。所不同的是，古代與現代世界的內在關聯，這一回是通過大自然而得到驗證的。
當然，手段還不僅於此。圖內福爾沒有以考證銘文為手段；取而代之的是，在植物比對和鑑別中，他更多地依賴由他一一確認的、至今仍流傳於當地居民口中的植物名稱。對於這位法國植物學家來講，希臘人和他們的語言就是一部「鮮活的銘文」，一種對文物收藏權威所做出的輕鬆解釋，一種源自信息檢驗及日常口語新價值評估的具體體現：
我端詳着這些貧窮希臘人的腦袋。它們仿佛就是鮮活的銘文；這些銘文世代流傳，一直沿用至今，將所有那些塞奧弗拉斯多斯和狄奧斯庫里蒂斯曾經提到過的名稱傳承給我們。雖然它們也會變異，卻肯定比那些堅硬的大理石更經久耐用。因為，它們每天都在更新，而那些大理石終將毀滅。因此，這種活的銘文，將珍藏起那些植物的名稱並將它們流傳百世。想當初，那些生活在睿智且幸福年代裡的希臘偉人，是多麼熟知這些名稱啊。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學會了日常口語中的約500個名稱。鑑於這些口傳名稱與古代名稱的內在關係，它們在比對和確認最早由植物學家起名的植物中、時常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77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三、雅典『巴台農神廟』之來歷
雅典衛城中的「巴台農神廟」作為『古希臘』最為經典的古建築傑作聞名遐邇。然而，孰知該廟宇本來只是一座奧斯曼的無名神廟，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巴台農神廟」實際上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新建築』。
『雅典衛城』是一座普通的古城堡
著名的雅典衛城『實際上到1831年，它才不再被當做堡壘使用，三年後，希臘國王奧托（Otho）坐在帕特農神廟的一個飾有橄欖枝、愛神木和桂枝的寶座上，正式為衛城的重建舉行了開工典禮。』[ [英]保羅?卡特里奇【劍橋插圖古希臘史】中譯本第254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2007年10月2刷]
千年之後基里阿庫斯，將「雅典城堡」改稱為「衛城」。
『被後人公認為早期（西方）到過古希臘城市、尤其是雅典城邦的第一人，正是安柯納人基里阿庫斯。這位偉大的先行者，也是在千年之後「第一個挺身而出、將「雅典城堡」改稱為「衛城」的拉丁語作家，並使得該詞在拉丁語文學中首次得到正式採用」。在此需要補充的是，「城堡」一詞（castrum）依舊存在於歐洲近代語言中；直至17世紀，它才在旅行家們的高談闊論中被「雅典衛城」完全替代。』[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99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基里阿庫斯（1391-1452），一位在雷旺達地區從事貿易活動的商賈后代，他自幼經商，閒時酷愛文物收藏，收集了不少意大利的珍貴文物。……1436年和1444年，基里阿庫斯曾兩次短暫停留雅典。當時，佛羅倫薩人正統治這座城市。於是，他被盛情邀請下榻於政府所在地的城堡中。』[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99-100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雅典衛城』的所謂「巴台農神廟」，本來名稱是「米納瓦廟」
在18世紀中期一部偽書、託名湯普森的遊記作品中，『湯普森補充說：「這不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地方」。至於古代遺址，他從一開始就採用了「衛城」一詞，從而替代了原有的「城堡」；在他心目中，衛城無愧是這座城市的最古老部分；在其中的一個腳註中，他還在原有的舊名稱「米納瓦廟」旁註明了希臘名稱「巴台農」』[ （儘管出現了拼寫錯誤---註：「巴台農」一詞的拼寫錯誤同樣出現在狄德羅的【大百科全書】有關雅典的詞條中，第3卷，巴黎，1781年再版本）。[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8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黑格爾的名言：『密涅發的貓頭鷹要等黃昏到來，才起會飛。』[ 見黑格爾【法哲學原理】中譯本第13-14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
『密涅發』是『米納瓦』的不同譯文。
在17世紀70年代前的古代傳說中，巴台農神廟並不存在，『巴台農神廟』遺址是透過新遊記作品而進入西方視線的。[ 參見上節：『百年遊歷、八重虛構』相關內容]
巴台農神廟由哈德良改建說
『在並未到過雅典的情況下，凱呂斯伯爵於1749年堅定地認為，忒修斯神殿[ （又稱火神殿，建於公元前450-440年，多立克風格。---譯者）]是現有古代建築中的最高典範；它不僅遠勝於西西里的神殿（他認為這些神殿代表了「希臘建築最高形式的簡潔」），甚至超越了巴台農神廟。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因為他聽信了斯蓬有關巴台農神廟是由哈德良改建的講法[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公元76-138年，羅馬帝王，崇尚雅典。---譯者）]，而不是因為它在最近一次轟炸中遭到了嚴重損毀。凱呂斯的證詞具有兩個興趣點，它一方面表明了雅典的古代遺址由於誤導而在歐洲藝術愛好者中占據的地位，另一方面則對巴台農神廟在轟炸之後的確切遭遇提出了質疑。』[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98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現存『巴台農神廟』多次重建
所謂『雅典娜神廟』在土耳其人統治之前是一座基督教堂。『在長達三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雅典曾經淪為受教皇司法保護的「西方」領地（法蘭西人、加泰隆人和佛洛倫薩人）；而巴台農神廟則被改變成為因珍藏聖骨而聞名於世的舍廷內斯聖瑪麗亞大教堂。』[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31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在1453年之後被土耳其人改造成一座清真寺兼堡壘，後來於17世紀遭到威尼斯人的炮擊。當1834年9月由巴伐利亞建築師利奧?馮?克蘭茨率領一支國際文物研究者團隊試圖恢復所謂『雅典衛城』的榮光時，城上的神廟已經面目全非，破損不堪了。
17世紀時，除了衛城之外、雅典古代紀念碑已不存在
『我們從阿克敏納圖斯[ （阿克敏納圖斯[Acominatus,c1140-1220]，拜占庭作家，他的演說、詩歌、書信提供了大量有關中世紀雅典的信息）]那裡知道，除了雅典衛城之外，雅典古代的紀念碑在他那個時代已經毀滅了，當人們於17世紀開始探險雅典時，人們已經遺忘了雅典的古代傳統。』[ [德]維拉莫威茲【古典學的歷史】中譯本第1版第9-10頁，三聯書店2008年6月]
『巴台農神廟』1688年毀於戰火
『法國大使諾因特侯爵，由於他的官方身份，他和一位名為雅克?凱利的藝術家在1674年獲得了參觀雅典和衛城的權利。他們此行是幸運的，因為僅僅13年後，奧斯曼帝國和威尼斯之間戰雲又起，一顆炮彈落到了巴台農神廟上，引爆了土耳其人儲存在那裡的彈藥，把菲狄亞的多件雕塑都炸上了天。凱利的鉛筆素描成了被炸掉作品的惟一留存下來的記錄。』[ [美]戴爾?布朗主編【失落的文明---希臘廟宇、陵墓和珍寶】中譯本第13頁，華夏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829年雅典衛城彈藥庫又爆炸一次
『1859年，維多利亞時代的遊客們在厄瑞克修姆廟薄殼屋頂的廢墟周圍參觀遊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這座有2300年歷史的廟宇的某些最嚴重的破壞發生在僅僅30年前——希臘獨立戰爭期間，土耳其人儲存在北廊的彈藥爆炸了。』[ [美]戴爾?布朗主編【失落的文明---希臘廟宇、陵墓和珍寶】中譯本第39頁插圖說明，華夏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巴台農神廟』「無名神像」被運往英國
『埃爾金（Elgin）（1766-1841）是英國駐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他發現希臘雕像被破壞嚴重，得到允許後把巴台農神廟（供奉雅典娜神的）前的雕像運回英國。1821年法國大使秘書馬艾律（marellus）買到維納斯像，存放在羅浮宮。』[ 楊建華【外國考古學史】第26頁，吉林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今日所見『雅典衛城』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所建
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世紀之交一位名叫尼克勞?巴勒諾的希臘土木工程師重建了雅典衛城，從此雅典衛城才呈現出今天為世人所熟悉的面貌。由於巴勒諾的努力，到1933年巴台農神廟已經在當時的條件所能允許的情況下被修復到據認為是大約250年前的樣子。
巴勒諾在進行重建時，的確是哪塊石頭近在手邊就用哪塊，有時根本不在意每塊大理石最初位於什麼地方。更糟糕的是，如果一塊石頭的形狀不太方便使用，他就將其重新砍削以便能放到他想放的地方。造成最大損害的是，他本打算用來將石塊固定在一起的鐵釘後來氧化、拉長了，結果反倒使得那些石塊斷裂。……[ 參看[美]戴爾?布朗主編【失落的文明---希臘廟宇、陵墓和珍寶】中譯本第122-129頁，華夏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四、抬高『古希臘』，打壓『古羅馬』
先造『古羅馬帝國』的偉大，說『羅馬城』是『永恆之都』；當需要再造『古希臘文明』的輝煌時、又打壓羅馬，說羅馬是『刀耕火種』的『野蠻人』。
16世紀晚期至17世紀，是『崇拜羅馬』的時期
『正是在這個時候，中世紀的羅馬朝聖（這又是13世紀教皇整體戰略的一部分）得到了文藝復興運動文人及藝術家所掀起的旅行時尚的推波助瀾，並在16世紀晚期乃至整個17世紀、達到了有史以來組織規模和波及範圍上的最大程度。當然，這首先要歸功於每二十五年舉辦一次的命名紀念日的盛大公眾朝聖。菲利普·德·羅西（Filippo de Rossi）、這位曾經分別著書描寫古羅馬和新羅馬的作家，在17世紀中葉形象地指出，兩個羅馬如此緊密相連，與其說是長相酷似的孿生姊妹，不如說是兩個年齡段的同一張面孔。
在長期世俗化的改良進程中，羅馬人被反覆利用，且利用的理由不同，因而具有了某種雙關性；起初，這一雙關性並未產生破壞效用，相反，它還加強了羅馬概念的活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教育、大學、急劇壯大的學者及文人隊伍、大眾文言和印刷業，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聲勢浩大的文明大軍；它們高舉着拉丁語大旗，並將古典拉丁語作家捧為最高典範。先前我們在回顧文藝復興運動時，曾強調過希臘人的二流地位；而現在我們還要炫耀一下羅馬人的強勢表現。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強大地位，我們才能徹底領會後來羅馬人所領教的羞辱程度以及羅馬的衰落規模——儘管這一寶座堅不可摧。』[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61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對羅馬傳統的『戰鬥宣言』
『溫克爾曼作品的爆炸性力量，不僅源自他在闡釋個別作品時所表現出來的藝術及文學天賦，同樣也得益於他根據民族傳統並按照歷史順序、將古代民族的藝術創作分門別類的嫻熟技巧。他的作品是一種全新的投入（專心於希臘藝術創作），是對其他古代傳統、如埃及和羅馬傳統的戰鬥宣言。他的有關希臘藝術至高無上的觀念、他的根據藝術特徵判斷希臘作品優於羅馬作品的實踐能力、他以藝術標準將羅馬藝術置於「模仿者」的卑微地位的果敢行為，所有這一切都曾在斯圖爾特的「建議」文章中嶄露頭角，此時此刻，卻在溫克爾曼那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96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羅馬是『刀耕火種』的『野蠻人』
『在雅典與羅馬的關係上，湯普森為以往的習慣性表達又增添了一絲新意。他引用了一句賀拉斯[ （古羅馬抒情詩人。---譯者）]的格言、並同時用拉丁文和英文兩種文字來形容羅馬對雅典的精神負債，「被占領的希臘征服了野蠻的占領者，將藝術傳授給了刀耕火種的拉丁民族」（湯普森將此名言歸於奧維德）。』[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287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8世紀、古羅馬的地位淪落為『模仿者』
『對於18世紀的歐洲人來講，「羅馬人」早已不能包羅萬象了；更確切地說，一種堅決擺脫羅馬人的願望開始初露端倪。而這裡所說的擺脫，無異於放棄對羅馬投下的歷史賭注，無異於將羅馬排斥在這個舊世界裡新（歐洲）身份的核心之外。作為基督教世界的首領及心臟的羅馬，早已大勢已去，淪為了歐洲人棄之身後的過往歲月。正像我們後來所看到的那樣，後來所發生的象徵性變化，只不過是縮短了早已規劃好的行進路線而已。
從此，羅馬的歷史貢獻有了新的角色。歷經漫長歲月的風吹雨打，它終於找到了一個溫和、明智且具有說服力的解決方案；這一方案將其降格為世界遺產的一支，或用一個字來簡單概括：模仿。羅馬人依舊存續着，他們的寶座也依然得以保留，只不過附加了相應的條件：模仿的載體或「借光者」；正像人們談及羅馬人所常說的那樣，他們無法超越自己的先師，無法超越原創者，無法超越希臘人。而按照18世紀對『文明』定義的理解，唯獨希臘人被公認為是不可超越的原創典範。當然，現代人也在以自身的行為、努力成為未來的原創典範。』[ 註：有關該書前言最後的引用部分對希臘人與羅馬人的比較，我們無需多費口舌。更有意義的是，讓我們在上述比較的啟示下再次聆聽這段話：『希臘人在科學及藝術的各個領域所達到的崇高地位，使他們當之無愧地成為所有其他民族的榜樣……羅馬人---希臘人的直接繼承者，幾乎在所在方面模仿了希臘人的優點，同時也實踐了他們的缺點』。此話引自彼得·蓋伊的遊記作品【希臘的文學之旅】，1773年英文版前言，第26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71-172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荷馬與維吉爾地位的變化：揚此抑彼
『從兩位偉大古代詩人身上，我們看到了這一轉變的全過程。它一方面賦予荷馬新的基本含義，另一方面則降低了維吉爾先前具有的象徵性及歷史性分量；我們還看到，這一轉變在偏好及價值標準上的一個實質性內涵，恰好體現在藝術原創上；為了表達這一新的理念，18世紀也重新定義了「天賦」的內涵。然而，假如說在認識荷馬上的這一轉變，是由「自然形態的」新寵（人類學、歷史寫作及哲學）所造成的，那麼，同樣的新寵並不適用於其他藝術的偏好轉移。』[ [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172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18世紀末的『羅馬』成了一片廢墟
『對于越來越多的歐洲旅行者來說，18世紀的羅馬正在脫去它神聖的外衣，只保留下了昔日文明的威望，並漸漸轉變為一座昔日的城市——古代的羅馬、一座正在衰落的城市，從此不再體現為那座永恆之城了。從1720年起，歐洲北方的旅行者擁入這裡，「只是為了透過這座城市仰慕它的過去，同時漠視它的今天。」
18世紀末對羅馬的負面看法愈演愈烈。查爾斯·杜帕斯（Charles Dupatu）1785年訪問羅馬時這樣感嘆道：「怎麼了？這就是羅馬！到底怎麼了？我們曾在亞洲邊緣感受到的羅馬，如今成了一片廢墟，成了到處宣揚它的尼祿[ （Nero Claudius Caesar，古羅馬皇帝。---譯者）]的葬身之地。不，眼前的這座城市決不是羅馬；他只剩下一個軀殼。往日延綿不絕的田園，如今成了一片片墳地；在它的體內越聚越多的殘渣，竟然成了蠕蟲的美食」。誠然，羅馬乃至整個意大利，在人們的心目中演變成了兩次衰敗的地方。薩多維里安諾斯在1803年這樣寫道：「羅馬靜靜的躺在它的廢墟上。十八個世紀之前這裡發生了什麼？而此時此刻又如何變成了這副模樣？不僅古代的意大利一去不復返了，甚至連中世紀的意大利也難覓蹤影。」』[ 伊夫·埃爾森[Yves Hersant]主編的【意大利---18及19世紀法國旅行家文選】第65頁、93頁；轉引自[希臘]娜希亞·雅克瓦基【歐洲由希臘走來】中譯本第313-314頁，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
（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西方歐洲『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