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微子第十八》串读

《卫灵公》、《季氏》、《阳货》三篇均是谈“仕”，而《微子》一篇则是谈“隐”。在这一篇里，《论语》通过孔子对于各种各样的隐逸之士的点评，为我们揭示了孔子对于隐士的基本立场。隐逸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其特征之一，这种现象的普遍出现往往跟一个时代的动荡和衰微联系在一起。此篇亦提到孔子两次“无道则去”，但是孔子的“隐”是“舍之则藏”、“卷而怀之”跟一般的隐逸之士行事风格完全不同。在孔子的生涯里，很难界定他什么时间在从政，什么时间在归隐。即使不出仕，但是孔子坚持认为“二三以为吾隐乎？我无隐于尔，吾无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所以，有道是至隐隐于世，无可无不可。通过这一篇，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孔子对于当时隐士的基本态度，就是尊重其高洁之志而决不苟同遁世之风。在《微子》篇末，《论语》指出了作为统治者应该做到“野无遗贤”。所以《论语》实际上还是从隐士的角度，阐明孔子的“君君、臣臣”的思想。明君之任在于举贤，贤臣之仕在于养民，故而“不仕无义”。正如子路所言“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

孔子主张“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比方说孔子称之为至德的泰伯，固然是“三以天下让”，但是泰伯在吴地这样蛮夷之所仍然为“君”，传播文明、牧养一方。正所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泰伯及仲夷后人，在周武王时期被封，吴国也正式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部分，显得是那样的水到渠成。这要比所谓的征伐更有积极的意义。所以，“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要放到先秦时期的历史大背景中去理解，并不是简单的独善其身，并不是一味的无所作为。读者首先要精读《述而》、《泰伯》、《宪问》各篇，并通贯《论语》全文，方能把握孔子对于“仕与隐”的真实态度，然后再反过来细细研读此篇，方能悉知孔子“无可无不可”一语的真正内涵。

18.1【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弃官而去，箕子佯狂被贬为奴，比干因谏诤而死。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者。”

18.2【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出任鲁国的典狱官，三次被罢免，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去吗？”柳下惠说：“用直正之道来侍奉别人，到哪里不会被三次罢免呢？用邪门歪道来侍奉别人，我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18.3【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齐景公请孔子出仕，说：“如果像对待季氏那样的待遇他，那么我不能够做到，就按照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原则待遇他吧。”齐景公又说：“我年纪大了，不能任用他。”孔子于是起行离开齐国。

18.4【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齐国人赠送歌舞女子，季桓子接受了她们，三天不上早朝，孔子起行离开鲁国。

18.5【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楚国狂士接舆经过孔子的马车时唱道：“凤鸟啊凤鸟啊，你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差。过去的事情没法追谏，以后的事情尚可挽回。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从政之人危险啊！”孔子下车，打算和他交谈，接舆快步逃避他，孔子没有能够和他交谈。

18.6【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犹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长沮、桀溺二人并排在耕地，孔子经过他们，派子路去打听渡口。长沮说：“那驾车的人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知道渡口了。”子路又向桀溺打听，桀溺说：“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弟子吧？”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滔滔都是这个样子，而谁来改变他。况且与其跟从避开坏人的人，难道比得上跟从避开尘世的人吗？” 桀溺继续耕作不止。子路离去告诉孔子，孔子怃然说：“鸟兽都不可以相互同群，我不与人的同类，还与什么同类。天下仍然有人伦之道，我孔丘也不能改变。”

关键是对于“辟人”和“辟世”的解释不同，这一章能够得出完全相反解释，如果将两个“辟”均解释为“避”，则长沮、桀溺分明在故意讥讽孔子。如果将“辟人”解释为逃避人世，将辟世解释为“开辟时代”，则长沮、桀溺则是表达出赞赏孔子之意。解释如下：

长沮、桀溺二人并排在耕地，孔子经过他们，派子路去打听渡口。长沮说：“那驾车的人是谁啊？”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知道渡口了。”子路又向桀溺打听，桀溺说：“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弟子吧？”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滔滔都是这个样子，而谁来改变他。况且与其跟从避开坏人的人，难道比得上跟从开辟时代的人吗？” 桀溺继续耕作不止。子路离去告诉孔子，孔子怃然说：“鸟兽都不可以相互同群，我不是这个人的同类，还与什么的同类。天下如果治理有道，不会轮到我孔丘来改变它。”

不管是哪种解释，但这故事极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前一种分析在《宪问》一篇已经解读过了。这里不妨将“辟人”和“辟世”分别解释为“逃避世人”和“开辟时代”，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一下故事的情节。首先长沮、桀溺两者的名字就似乎有所寓意，长者，高大也，沮者，洼地也；桀者，魁梧也，溺者，积水也。“长沮、桀溺耦而耕”隐隐约约表明是两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在一片烂泥地里耕作。而孔子恰恰让子路来向这两位奇异的人士打听渡口。对方中的一位听说，是鲁国的孔子，立即说：“既然是他，那他应该知道渡口。”似乎是话里有话，结合下文，长沮可能是说，孔子应该知道救世的途径所在，还用得着问吗？

另一位则对子路说：“天下滔滔都像这个烂泥地一样，谁来改变他，谁来治理他。”进而说：“你与其跟着那些逃避尘世的人，还不如跟开辟时代的”然后更加继续耕作不止。这个情节往往令人联想到“禹稷耕稼，而有天下”。孔子听到子路的回话，遗憾地说：“鸟兽都不可相互同群，我不是与这个人同类，还是与什么人的同类。天下如果治理有道，不会轮到我的孔丘来改变它。”在这里孔子有“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之意。如果天下有道，孔子或许此时应该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

整个故事从人名和场景，从人物和对白，都包含着强烈的寓意，这更加接近庄子寓言的风格。所以个人认为这个故事附会的成份可能比较大。《论语》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编辑过程中，《论语》不同时期的编者很可能对于“辟世”和“辟人”按照不同的自身理解，进一步加以了文字上的润色和修饰，不料最终搞成了一个正反都能说通的结果。

18.7【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后面，遇上一个老人，用拐杖扛着除草器具。子路问他道：“您看见夫子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五谷分不清，谁是夫子啊？”（说着）把他的拐杖插在地上，就去锄地。子路拱着手站在那里。老人留子路过夜，杀了鸡、做了黍米饭给他吃，子路见到了他的两个儿子。第二天，子路起行并把事情告诉孔子。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呀！”于是让子路回去再次拜望他。子路到达他家时，他已经出门去了。子路（对他的两个儿子）说：“不出来做事，是不合道理的。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能废弃的；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如果废弃了，你们有什么办法吗？想要保持自身的节操，却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伦理。君子出来做事，是为了推行君臣之间的正义。现在大道不能推行的原因，早就知道了，（不就是没有人出来声张和推行正义么？）”

在具体解读此章之前，首先谈一谈先秦时期的农家思想。儒家学说的奠基人是孔子，但是“儒家”这一个正式说法形成于战国时期。同样，先秦时期的“农家”学说的正式提出是战国时期的许行，但是“重农”观念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特征，从《论语》的上面两章中，我们也能间接感爱到农家学说和儒家学说一样正在形成过程中。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楚国人许行，但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 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 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赵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从《论语》中我们也可以对这种思想的历史渊源有所了解，同时，对于我们解读《论语》也是相当有帮助的，如“禹稷耕稼，而有天下”、“樊迟问稼”等等文字

按照《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说法，农家系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其重视农业的观点是为孔子所肯定的，但是“君臣并耕”这样极端的观点是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的。但是孔子并不是因为“悖上下之序。”

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法就是出于“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样的思想基础。“夫子”是当时男子尊称，按照“贤者与民并耕”的说法，荷蓧丈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夫子，是理所当然的。既然“饔飧而治”，老者“杀鸡为黍而食之”也自然在情理之中。“见其二子”亦并非可有可无之语。按照《礼记》的说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当时头发斑白的长者是不从事重活的，所谓“提挈”本义是“不提重的东西”，在这里泛指重活。《礼记》亦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正是以“丈人”尊称老年男子的由来。从“荷蓧丈人”一说，可知这位老者至少也五十以上，但是依然不舍劳作，植其杖而耘。所以“子路拱而立”，虽然老者不合时礼，子路却不由得对老者表示恭敬。子路“见其二子”，正是补充说明这位老者并非无所归依，而是其自食其力的观念使然。看来，春秋时期，隐者是五花八门，林林种种。当然，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传播到了社会上，就形成了一家之说。如农家、道家等等。

当然，孔子同样对这位老者表示了尊敬，告诉子路这是一位“隐者”并让子路再一次去拜见他。子路去的时候，老者已经出门了。子路对他的两个儿子讲了一通道理。子路说：“不出来做事，是不对的。”子路首先批评两位儿子不应让长者劳作，指出“长幼之节，不可废也。”然后谈到“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就是问如果君臣之义被废弃了，你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现在的社会问题吗。

一般把“仕”解释为“做官”，其实“从政、做事、兴事”的解释比较符合子路的本意。子路认为君子一味独善其身，而不惜破坏最基本的社会伦理是不可取的，往往也于事无补。最后子路说：“大道得不到伸张和推行，君子早就知道了。君子出来做事，就是为了推行正义，从而使天下回归正道。”正所谓“行义以达其道”。子路所说“君臣之义”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是当时从政者正如孔子所说,均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正所谓“君不君，臣不臣”，孔子希望通过培养弟子并出仕，从而给社会注入新生的政治力量，“行义以达其道。”

18.8【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古今被遗落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人格，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人格；但他们言语合乎法度，行为合乎思虑。他们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不论世事，修身合乎清高，弃官合乎权变。我则跟这些人都不同，没有什么是非这样不可的，也没有什么是非不这样不可的。”

所谓“逸民”本意是指类似于伯夷、叔齐一样的前朝贤者，因为不肯在本朝为官，至于为民，所以遁入山林。后来泛指隐逸之士。此章七人中夷逸、朱张、少连均不可考。

孔子之所以称伯夷、叔齐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原因，其人其事，已经在解读《公冶长》、《述而》、《季氏》篇已经多有提及，此处不再重复。

孔子认为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孔子主张“无道则去”，所以孔子虽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决对不会等到别人来罢免自己，所以他一般是自己辞官，以示抗议或诤谏。而柳下惠是三仕三黜（实际上是四仕四黜），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仕和免职，在孔子看来，这是对现实妥协太过，并且有损自身的人格。而且柳氏极可能是一位性情过于耿直之人，但是往往又有失原则。他反复出仕，在别人眼里有可能是有损人格尊严的，孔子的弟子说过“事君数，斯辱矣”，儒士的人格尊严意识是比较强烈的，反反复复的出仕和被免被视之为自取其辱的行为。孔子说：“召我者岂徒哉？”所以孔子要出来做事，往往也把自己的原则讲清楚，如果用他的人对他如同柳下惠反反复复如同儿戏，孔子是接受不了的，视之为没有诚意的表现。所以，有人问柳下惠：“你不能离开吗？”意思就是：“您用得着在鲁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仕吗？”孔子则不然，一旦发现用他的人没有诚意可言，孔子就是自行离开，决不妥协。但是柳氏所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个话说得有合乎一定的道理。孔子虽然也提倡“直道”，但是也更加强调一个人的韧性，包括绵里藏针。同时也强调不得不“无道则止”、“无道则去”态度上的决然。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等等，所以孔子所说的“直道而行”和柳下惠所说的“直道事人”存在着微妙的区别。孔子说其是“言中伦，行中虑”主要是指其言论合乎一般的伦理，行为合乎一般的思虑，与伯夷、叔齐相比，自然是“其斯而已矣。”同时柳下惠有时甚至机械教条。当时齐国的国君派人向鲁国索要传世之宝岑鼎。鲁庄公舍不得，却又怕得罪强横无礼的齐国，遂打算以一假鼎冒充。但齐国人说：“我们不相信你们，只相信以真诚正直闻名天下的柳下惠。如果他说这个鼎是真的，我们才放心。”庄公只好派人求柳下惠。柳下惠说：“信誉是我一生唯一的珍宝，我如果说假话，那就是自毁我珍宝。以毁我的珍宝为代价来保住你的珍宝，这样的事我怎么干？”庄公无奈，只得以真鼎送往齐国。从柳下惠完全从个人名誉出发的说词，对于柳氏之为人亦可略知一二。另外前文，象柳下惠这样在身后被门下私谥为“惠”的现象还是很少见的，其好清名之门风亦可略见一般，但是其恰恰没有完全做到洁身自爱。

孔子认为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一般认为虞仲即仲雍，即殷末古公亶父（周太王）的次子。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泰伯（亦称太伯）、次子仲雍、幼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叫昌，即日后的周文王。古公亶父宠爱昌，常说：“昌当兴吾业”，他很想通过传位给季历然后再传位给昌。当他年老病危时，泰伯和仲雍为顺应父亲的旨意，借为治父病采药之名，来到旧称荆蛮之地的吴，即今天的无锡、常熟一带。泰伯、仲雍遵从吴人风习，剪掉长发，身刺花纹，表示不再回乡。他们在吴地传播周族文化和先进的农作技术，受到吴人的爱戴。吴人拥立泰伯为君。“虞仲”按理当为“吴仲”，而真正的虞仲正是仲雍之孙，可能恰恰因此而讹称“吴仲”为“虞仲”。对于吴仲，除了历史除了知有其人，及与兄长泰伯出奔于吴之事，其它事情均不可考。所以，其“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之事，并不可考，所以只能按照孔子的言论进行字面上的解释。首先，从《公治长》篇中如下一章来理解一下，在孔子眼里何谓之“清”。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至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可见在孔子眼里，所谓清者，往往突出强调其纯洁的一方面，便往往有过于强调“洁身自爱”，只顾“独善其身”的一面。正所谓“隐居放言”，孔子认为隐居并不一定要“放言”。“放言”并不是言行放纵，而是指不论及世事。很可能泰伯在吴地被吴人拥立为君，成为开拓一方的“辟地”之人，而仲夷则很可能终身不乐仕，隐居不问世事。所以，孔子说“废中权”，他认为仲夷一意如此，有背于中行之道。孔子最后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会为了做官而做官，也不会为了归隐而归隐。”孔子认为隐居是为了求其志，出仕是为了达其道，如果隐居亦能达其道，如从事教育等等，如果出仕亦能求其志，如倡行礼乐等等，只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孔子看来是“无可，无不可。”他并不是简单地把“仕”与“隐”本身作为评价的标准。

18.9【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鼓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太师师挚到齐国去了，二饭、三饭、四饭的乐师干、缭、缺，分别去了楚国、蔡国、秦国，打鼓的方叔去了黄河边，摇小鼓的武去了汉水，副乐师阳、击磬的襄去了远方。

在《泰伯》篇里，孔子说过“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所谓“师挚”正是这一章里提到鲁国的首席乐师挚。按《白虎通》的说法，“王者平旦食、昼食、晡食、暮食，凡四饭，诸侯三饭，大夫再饭。”故而“亚饭”、“三饭”、“四饭”均是天子、诸侯的食官或者以负责佐餐音乐的乐官。此处尚有一疑，按天子四饭，诸侯三饭的说法，此时鲁君亦设有四饭之职，可能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诸侯只有“亚饭”、“三饭”、“四饭”，而不置“初饭”。

所谓“河”、“汉”、“海”在古代均有所特指。河即黄河，汉即汉水。海在这里指僻远之地。古人认为陆地四周皆为海,故用以指僻远地区，并非专指海滨。如《尔雅•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海即四方边远之地。

  《论语》在这里所反映的乐师流散的情形，一般认为是发生在鲁哀公时期，认为当时“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宁，鲁国乐师纷纷出逃和远走异地。实际上这也是鲁国官学解体，下落到民间的表现。

鲁哀公十二年，鲁国用田税之后，鲁哀公出现“用不足”的拮据局面，也无力和无心继续维持这样的“排场”，且鲁国国君与三桓之间的矛盾转向激烈。根据《春秋》中孔门弟子的记载（孔子此时已经去世），鲁哀公二十七年四月，季康子去世，鲁君降低了吊唁其的礼仪规格。同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请有问于子，余及死乎？’对曰：‘臣无由知之。’三问，卒辞不对。公欲以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鲁国国内的政局又打破了暂时相对平静，开始露出动荡的苗头。鲁哀公欲以属国越讨伐三桓，于是弃国私自从邾出境到越地，并同年最终死在那里。《春秋》一书也到此嘎然而止，既然鲁哀公此时弃国出奔，朝廷自然也就形同虚置。所以，鲁国的乐师因之流散，也在情理之中，《论语》在这里刻画了一幅鲁国一时间“曲终人散”的场景。

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会疏远自己的亲族，不会使大臣怨恨没有被任用。老臣旧友没有犯大错误就不要废弃他们，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周朝有八个著名的士人：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

但是这八个人均不见于史，故而其事均不可考。此八者皆以伯、仲、叔、季排行，令人不解何意。且“达”与“适”意近，“突”与“忽”意近，“随”与“騧”意近，“夜”与“夏”皆与时间、季节有关。何以有如此巧合之事，令人不得而知，甚至有此八人为四对孪生兄弟的说法。八士的时代，说法不一。《汉书•古今人表》及贾逵 认为是文王时期的人，郑玄则认为是成王时期的人，刘向、马融说是宣王时期的人。清代朱右曾在《逸周书集训校释》谓为武王时期的人。

   

   民间传说则从周有八士附会出八宝饭的来缘，称“周文王遍访贤达，起用了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等8位有才能的人，号称‘八士’。周文王死后，‘八士’民为周武王的谋臣，积极参与了推翻殷商的斗争。大约在西元前1027年，周武王灭纣后，曾在西周国都丰镐举行了盛大的庆典，王室的“疱人”特用8种珍品蒸制成一种佳肴，上席时，以色红似火的山楂汁浇于其上，用来象征“周八士火化殷纣王”。从此八宝饭世代流传下来。”

其实《尚书》中《大禹谟》有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微子》篇借周公之口指出“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并举出“周有八士”，大概强调周兴之时，举贤才于野，不论贵贱出身吧。实际上是孔门对于“隐士”之所以出现的社会根源进行了分析。在孔子看来真正的隐士并不是有意遁入山林，而是君王无道，不得人心，贤者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使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