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替天行道”：无同路人 阻碍领袖纲领必死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狄马

梁山上有好多技术型的干部，如书法家萧让、绘画雕刻大师金大坚、歌唱家乐和、兽医皇甫端、刽子手蔡福、蔡庆等。这些技术干部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上梁山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凭一技之长，在“明社会”中已经能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何必跑梁山上，头上顶个贼名，最后仍就图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唱歌的在哪里不是唱，何必在梁山上唱？难道梁山上的歌迷比登州城里的还多吗？写字刻章子的在哪里不是写字刻章子，何必当一回土匪还干老本行？难道梁山上的客户比济州城里的还多吗？因而，与普通人相比，这些人上梁山是需要更强的力量去逼迫的，神医安道全的经历就最能说明问题。

安道全本是建康府里一个有名的医生，只因宋江在攻打大名府的前夜突然病倒，张顺就向他推荐曾医过母病的神医安道全，吴用就命他带上黄金星夜启程，请安医生上山救人。谁知张顺冒着大雪，路上差点被船匪路霸张旺扔到江里喂了鱼，好不容易赶到建康府，见了安医生，安却以老婆下世，家中无人照料推辞不去。原来，这安医生在建康府里有一个女朋友，叫李巧奴，在一家娱乐公司上班，生得是千娇百媚，风情万种，以此缠住了神医的心。无奈张顺百般哀告，安医生只得勉强答应出诊。当晚，安医生就带着张顺来到巧奴上班的地方吃酒―――大概是想在临别之际再“柔情缱绻”一回。谁知正是这浪漫的想头，要了他女朋友的命。

安医生见了巧奴，便告诉她将要远行，巧奴妹妹果然不高兴了，连嗔带痴倒在神医怀里，说“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搞得神医心颤神摇，不能自已。好在他一会儿就醉了，巧奴便扶他到床上歇息。没想到船匪张旺却得了张顺的银子，上门消费来了。大堂经理“虔婆”便叫出巧奴，与张旺在另外的包间吃酒。原来，这巧奴只是把“道全哥哥”当成了他的VIP客户，其他散客照接不误，而正是这“以安为主，兼收并蓄”的方针，激起了张顺的杀心。他拿起一把厨刀先杀了该店的大堂经理“虔婆”，后又抡起劈柴斧砍了两个服务生；巧奴听见不对，慌忙开门，被张顺“劈胸膛砍翻在地”，张旺见势不妙，跳墙走了。张顺看追不上，就割下衣襟，蘸血在墙上写下七个大字：“杀人者，安道全也。”我们看，这与武松有本质的不同。武松在血溅鸳鸯楼后，也是在墙上写下八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尽管有滥杀无辜的嫌疑，但终究还算好汉做事好汉当，但张顺杀人后却写上安道全的名字，完全是嫁祸于人。

却说安道全酒醒后，看见四具死尸，吓得缩成一团。张顺就亮出了底牌：“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这时安道全如果不想死，只有跟着张顺上梁山，而巧奴和她公司里的员工，就只能白白地死了。

现在让我们站在巧奴的角度上想一下，她是为什么而死的？她是殉情的吗？她是“为天下百姓”而死的吗？都不是。首先，她不认识宋江，更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有一座山叫梁山，梁山上有一伙人吃饱了没事干专门“替天行道”。在一个夜生活相对发达的年代，她只想拿青春赌明天，赚个钵满盆满而已；而正是这朴素的信念使她成了造反路上的绊脚石，最后又糊里糊涂地做了宋江和他“替天行道”的殉葬品。因为她的营销手段触犯了梁山的规则。梁山的规则是：不管是谁，只要他阻碍了领袖或领袖颁布的“替天行道”纲领，他就得丧命。不存在“同路人”、“第三种势力”、“红瓤白皮”等多种选择。尤其令人悲哀的是，像李巧奴这样的人殉葬以后，宋江和他的众兄弟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是谁。《水浒》中写到张顺归山，拜见了众头领，诉说船上被劫、水中抱冤一事时，众皆称奇，说：“险不误了兄长之患”―――仿佛根本不存在四条人命的事。

这种规则也是蚂蚁和蜜蜂的规则。在蚂蚁和蜜蜂的王国里，不存在协商或多元并举的问题。一切都以蚁王的旨归为旨归，以蜂王的是非为是非。宋江受招安后，在攻打杭州的前夜，徽宗突然索取安道全回京，人谓赵佶无心肝。因为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军医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说，如果有安道全在，林冲、张横、穆弘、徐宁、朱贵、孔明、杨雄、白胜等兄弟就不会在病痛中死去。可说这话的人们恰好忘了，当年宋江裹胁安道全上山时，同样也没有考虑过建康府百姓的安危，他们有了病去找谁？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宋江的生命不属于他自己，属于梁山上千千万万的弟兄。梁山人民离不开他，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因而，宋江病则梁山病，宋江健康则梁山健康，宋江的背疮就是梁山的背疮，岂能不舍命而行？

可见，从深层的心理结构上看，宋江和徽宗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宋江是未得手的徽宗，徽宗是得手后的宋江。或者换句话说，大宋是扩大了的梁山，梁山是缩小了的大宋。只要宋江或方腊、田虎、王庆的头脑里没有新的个人理念，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就是不可避免的，徽宗管不住高俅、童贯，就像宋江管不住李逵、张顺。赵宋与水泊的区别只在版图大小，部属多寡，而不在道行高低、正义有无。

有人说，或许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梁山人马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一旦坐稳了江山，说不定真会广行仁义，勤政爱民。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假设。实际情形是，中国人用两千多年的时间，二十多个朝代的轮回，大约一百代人的生命试验过了，没有一段较长的历史证明这种假设是正确的。不存在手段卑下的高尚目的，也不存在过程黑暗的光明结局。荆棘上结不出葡萄，蒺藜里流不出奶与蜜。好树都有可能结坏果子，坏树岂能结出好果？这就是梁山以及类似梁山的集团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