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度

作者：徐晉如

　　經過“大亂八十年，流血數百萬”（康有為語）的法國大革命，人類社會告別了古典時代，進入了一個我們今天稱之為“現代”的階段。

　　對於法國大革命，激進的狂熱分子和理性的自由知識分子從來褒貶不一。但不論是激進派還是保守派，都得承認，這場革命的最重要的後果便是為現代社會確立了平等人權的信仰。現代之區別於古典時代，便在平等人權四字。也正是基於對平等人權的信仰，許多人攻訐儒學不遺餘力。

　　法國革命是以自由平等博愛並稱的，但令人玩味的是，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沒有誰指斥過孔子，近代以來最優秀的自由知識分子潘光旦本身就是一位儒教的信徒。對孔子、對儒學的攻訐，皆是來自講平等的民主人士。

　　法國大革命流血數百萬購得的自由平等，其實不過是廢除封建領主、廢除封建主狩獵、審判等權利、免除農奴人役稅、保護財產、取消長子繼承制、平民可以進入仕途、教會不得徵收什一稅、准許宗教言論出版的自由、限制國王虐殺、開國民議會民權選舉等數端。而中國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康有為指出：

　　若廢藩權，停舊藩之狩獵、裁判，免隸農人役稅，民得為文武官，則我國秦漢時已久去其弊，得此平等自由二千年，在羅馬未現之先。

　　六朝寺產彌天下，經唐武德沙汰僧尼，已盡奪寺產矣，在日耳曼混一之先。

　　其餘保人民財產，听諸子分產，听信教自由，听出版言論自由，則自漢晉唐以來，法律已具有而久行之。故佛道景教大行于六朝之時，听人信仰，出版言論之過悖謬者，非有時而不禁，而數千年無有立文部察人出版之事，則比今立憲國號稱听人自由而文部檢查者，且更寬矣。（《列國遊記》P322）

　　古代中國人，實在是過得最自由的。康有為滿懷深情地感慨道：

　　我國人以孔子經義之故，經秦漢大革之後，平等自由已極，今知之，應大呼孔子萬歲，應大呼中國人在地球萬國先獲平等自由二千歲而已！（《列國遊記》P323）

　　由於當時的思想條件的限制，康有為沒有思考過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問題，他也不知道，從政治學上說，他所列舉出的法國大革命的成果，除民權選舉外，都應歸入自由的范畴。或許正因為康有為沒有對來自平等的責難提出有力的駁斥，關於孔子是否合於現代社會的問題，——具體說也就是孔子是否合於平等人權的問題，一直困擾著當代儒家。

　　陳獨秀的說法是最能代表一般淺學之士的立場。在《憲法與孔教》一文中，他說：“西洋所謂法治國者，其最大精神，乃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絕無尊卑貴賤之殊。雖君主國亦以此為主憲之正軌，民主共和，益無論矣。然則共和國民之教育，其應發揮人權平等之精神，毫無疑義。”他認為中國要想適應當世、救亡圖存，惟有“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一途，而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是什麼呢？陳獨秀認為是“平等人權之新信仰”。而孔子所提倡的，卻是別尊卑明貴賤的階級制度，因此與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

　　陳獨秀的這見解，晚清新學之士說得很多。康有為則認為我國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早於西洋一千年以上。《法國遊記》比較中法兩國的法治，指出：

　　中國刑雖重，然自漢文帝、隋文帝後，已改肉刑，法律統一，舉國從同，貴賤平等，雖帝者無道誤殺，尚畏史書。其餘自親王宰相，不得妄殺一人，有者科罪，訟事惟知縣乃得決獄，佐雜官不許問焉，違者罪之。其知縣不平者，可上控于知府；知府不平者，可上控于臬司；臬司不平者，可上控于督撫；仍不平者，可上控于都察院，且叩閽焉。雖親王宰相督撫，皆可控也。又有御史可風聞入告，以達民隱。天子殺罪人，須經秋審三次，必須三宥，不得已然後殺之。（《列國遊記》 P315）

　　清代恭親王執政時，他的兒子載澂貝勒犯了罪，也得被囚禁于宗人府；同治皇帝恨一個人恨到骨子裏，想下旨殺掉這個人，結果被大理寺的人頂了回去。這些都是史有明文記載的，只要對傳統不抱徹底的偏見，總應該承認，中華帝國的法律並不就是蠻荒落後的罷？

　　平心而論，古代中國的法律，既沒有康有為所說的那麼好，但更不如陳獨秀說得那麼不堪。Ｄ?布迪、Ｃ?莫裏斯所著的《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就精當地指出，儒家崇禮，而禮是根據著等差性的原則，也就是說，它主張應根據人的身份、地位以及所處的特殊環境，而給以區別性的對待。法律遵循的則是普遍性原則，即它不允許任何個人或團體具有法律以外的特殊身份。中國的法典在具體制定時，更加尊重禮的等差性原則。（《中華帝國的法律》，P21）然而，這種等差之所以存在，並不是為了保護特權。事實上中國的法律並不是為了保護每一個人的權利，而是為了保護整個社會的和諧。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並沒有權利的概念。法律嚴懲那些對儒家基本倫理道德提出挑戰的犯罪行為，比如根據《大清律例》，兒子毆打父母，不論有傷無傷，處斬刑。但如果是父母毆打兒子，則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毆打兒子致死，若是因為兒子違反父母教令，則判父母杖一百，若是父母無故打死兒子，也只處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罰。

　　從曹魏時期以後，法律中加了一個特別的審判程式，就個特別程式叫作“八議”。以後歷代沿襲。八議制度規定，對八種人犯罪必須交由皇帝裁決或依法減輕處罰。明清時，八議制度有變化，取消“流罪以下減一等”，僅保留權貴犯罪一律由皇帝裁決的規定。八議包括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親”指皇室一定范圍的親屬；“故”指皇帝的某些故舊；“賢”指朝廷認為“有大德行”的賢人君子；“能”指“有大才業”，能整軍旅、蒞政事，為帝王之輔佐、人倫之師范者； “功”指“有大功勳”者；“貴”指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勤”指“有大勤勞”者；“賓”指“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這八種人犯了死罪，官府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將他的犯罪情況和特殊身分報到朝廷，由負責官員集體審議，提出意見，報請皇帝裁決。犯流以下的罪，要減一等論罪。但若犯十惡罪，則不適用上述規定。這樣的制度，並不就是承認有一個淩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階層。它主要強調的還是每一個階層的職分。《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中也特別提及：

　　儒學理論要求官吏應在道德方面成為平民的模范。與其相應，法律規定，對於某些犯罪，官吏應承擔較之平民更重的刑事責任。例如，清代法律規定，超量揮霍浪費，官吏杖一百，平民則僅笞五十。再如，清律規定，官吏誘姦其管辖范圍內的婦女，要比普通人誘姦婦女加重二等處罰。官吏嫖娼，要受到處罰；但對於平民嫖娼，法律則沒有規定應給以何種處罰。（P25）

　　由此可見，根據了一句“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便說中國的法律不符合法的普遍性原則，這種觀點是有失偏頗的。當然，我們更不必為孔子曲諱，硬要指孔子的精神不違平等。事實上，孔子的觀點是：人生而有差等，並且決不該平等。

　　所有對孔子、對儒學提起訴訟的人士，都是基於平等人權的“現代”的立場。問題是，現代就一定會比古代進步嗎？在歷史上從來就不乏九斤老太所講的 “一代不如一代”的情況，現代人的物質享受當然遠越古人，但現代人卻永遠不及古人那樣容易感到幸福和滿足，而在人文思想方面，現代人比古人更無知，現代也更少美德的擁有者。而這一切的根源，便在於平等精神的氾濫。

呵呵，很有颠覆与启发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