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史地考古論集】絲路考古的奠基之作

【西域史地考古論集】：絲路考古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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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黃文弼騎駱駝在西北考察

黃文弼（1893-1966），20世紀中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西北歷史地理學家。

1927年，以斯文赫定為團長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立，黃文弼作為唯一的中國考古學者加入其中，開始了他終生從事的西北研究。他一生4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萬公里以上，探查遺址數百，重點發掘數十，並有詳略不同的記錄。無論就其從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時間之早、之長，還是就其考察領域之廣、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豐碩程度而言，黃文弼先生都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從事西北、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中國考古學的先驅者。

黃文弼最早發表的成果，主要是吐魯番盆地的考古收穫。他的【高昌磚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得到向達、鄭師許等中國第一流學者的學術評價，他們斷言『西北科學考查團之成績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黃君之收穫為最大焉』（向達語），稱道作者的科學研究『既不盲從漢人種西來陋說，又不誤信中國文化高於一切的怪論』（鄭師許語）。

對於吐魯番盆地的陶製品、磚志、文書，黃文弼的採集品自成系列，在他後續出版的【高昌專集】增訂本（1951年）、【吐魯番考古記】（1954年），都給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獸形足盆形象考釋】【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國官制表】【高昌國麴氏紀年】【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校記】【張懷寂墓志銘校記】和【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復原並校記】等論文，奠定了高昌史研究的基礎。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日本學術界著名的西域史專家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干之助等，都緊密跟蹤黃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及時寫出出色的書評在日本發布。對黃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報告脫離中國古器物學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學考古學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歡呼：『考古學漸漸被採用了其本來應有的面目形式，這是應該為中國考古學慶賀的吧。』

黃文弼的【羅布淖爾考古記】，體現了中國學者在羅布泊地區研究的最早成果。結合土垠遺址漢簡和考古遺址，黃文弼對西漢經營西域的職官、交通、倉儲等方面，作出了新論，土垠遺址因此被認為是繼樓蘭古城之後羅布泊地區第二個最重要的發現。而對孔雀河南北兩岸文化差異的揭示，對研究這一地區的孔雀河道、樓蘭城址變遷，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塔里木盆地考古記】更體現了黃文弼在更大的區域內對新疆環塔里木盆地周邊綠洲古國遺址的深入調查研究成果。他對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庫爾勒、輪台、庫車、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葉城、巴楚、喀什、阿克蘇等地區的各類遺蹟都做過詳細的考察，並且從沙雅出發，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抵達于田，對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遺址做了細緻的調查。他在焉耆、龜茲、于闐（今于田）等古國都城及重要遺址的研究中，發揮了熟悉傳世文獻的優長，從而與實地考察結合，做出了二重證據法的切實考證。

從19世紀後期開始的中亞探險與考察，一直是歐美和日本等東西洋各國的專利。黃文弼的成果，代表着中國學術界對新疆地區從事學術研究主權意識的覺醒。

2015年12月，商務印書館以【西域史地考古論集】為書名，出版黃文弼先生的名篇選集，可謂西域史地考察與絲綢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此選本突出反映了黃文弼西北學術考察和研究方法論上的特色，一是他對考古學、歷史學和地理學等多種學科的並重，二是對西北地區的遺址點考察與絲綢之路廣闊區域面的有機結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學片面注重文獻的局限，而獲得了考古學實物的印證；而其考古遺址的個案調查，又得以在傳世典籍中獲得文獻依據，取得了二重證據的相互印證。他考證絲綢之路交通和民族遷徙的論文，如【漢西域諸國之分布及種族問題】【張騫使西域路線考】【談古代塔里木河及其變遷】【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樓蘭土著民族之推測及其文化】等，都體現了黃文弼守正出新、開創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