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标题党--《论语☆雍也第六》串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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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也》也是侧重辑录孔子对弟子或当时社会人物的点评，但是与《公冶长》一篇不同在于本篇更加侧重于对于弟子从政方面。《公治长》一篇大多从点评弟子的内功入手，主要是针对弟子的内在道德和修养。而《雍也》大多与弟子的社会活动有关，包括治学、为政等多个方面。我们估且可以把《公治长》视为《学而》的孔门先贤事例篇，《雍也》视为《为政》的孔门先贤事例篇

6.1【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可以让他去做官。” 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和官员听政都是面向南面而坐。所以这里孔子是说可以让冉雍去从政做官治理国家。并不是说,冉雍可以南面而王,更甚至于还有说冉雍有天子气象的。所以不要望文生义，断章取义。

冉雍请孔子评价一下桑伯这个人如何，孔子说：“这个不错，做事很简练，推行政事不繁琐，没有虚劳。”冉雍说：“那他自己做事要严谨认真，严格按照礼法的要求来行事，而对老百姓推行简单明了的政策，不也是可以的吗？自己也认为礼过于繁琐，而不过于随意，向老百姓推行简单明了的政策，岂不是太过于简单随意了。”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是对老百姓的教化还是需要的，更何况当时士人和庶民的绝对界限已经被突破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管理者，在对待礼的态度上，不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反而应该成为引导者，通过对礼的遵从，用礼的实质精神去教化感染他们。

就好比，今天老师讲课一样，坐着也能讲，站着也能讲，为什么老师就必须站着讲课呢？这是“居敬而行简”，从而体现师道尊严对自身更高要求，表明了对教育这一职业的尊重，以感染学生同样敬于学业，更好地起到教化作用。所以，孔子说：“冉雍的话说得在理啊！”

严于律已，宽以行政，应该说是一个管理者的，特别是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孔子认为冉雍具备了这个素质，结合其它方面的才能，所以说：“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行简的道理和“圣人恭而南面而已”、“圣人垂手而治”所包含的道理是一样的。

6.2【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鲁哀公问：“您的弟子谁可以称得上好学的？”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学生可以称得上好学，自己的过错决不迁怒，同样的过错决不重犯，很不幸的短命死了。我现在没有这样的弟子，我再也没有遇到真正好学的弟子。”

“不迁怒，不贰过”正是什么？正是“内讼”的外在表面，一个人遇到什么事情不能反躬其身，失之正鹄，反求诸已，而是批责别人、贬低别人，甚至把怒火发泄到无关的人身上。这个人往往很难真正做到谦虚，也就失去了接纳的心态。抱着这种态度去学习，也无法真正做到好学。这种人不是为了提高自己，只是为了超过别人。一旦别人超越了自己，往往不是抱着学习，景仰的态度，而是持有偏见，把精力放在贬低别人，寻找别人的缺点来否定对方的一切，甚至因为嫉妒而诽谤和诋毁他人。不把精力放到提高自己，完美自己上，自然也就很做“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所以“不迁怒”是内讼必须具备的心态，是一个人直正能把握自己的表现。这是一般人相当难做到的。不光是在表现“好学”上。

不贰过，就是“过而无勿惮改”，则更侧得于人的实际行为，就是“克已复礼”。关键是什么呢？颜回不光能够“退而省其私，亦足发”，同时也能“择一善而固持”。再加上他能“闻一知十”，能够只一个错误和过失中举一反三，避免在各种情况下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这是一种很强的学习能力。

说实话，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迁怒，不贰过”，真的是不容易做到，但是颜回做到了。所以，在孔子眼里，他是最得意，也是寄以希望最大的学生，可惜不幸早死。在他的学生中也不乏把做学问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的，但能做到象颜回一样，身力为行，无违如愚，又天性聪明，淡泊名利的也仅此一例。所以后面还要说，颜回死的时侯，夫子是十分的悲恸。真是天妒英才啊。但是孔子也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颜回之乐”后来成为了“仁者乐仁”的一种现实境界，是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朝理学家所追求的境界之一。甚至有颜子“次圣”的说法。

对于“好学”，首先要做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然后就接下来要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所以夫子说的“好学”，不光是简单的摄取知识，更包括一个人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并温故而新，有所突破，并在自己的行为付之实践，做到言行一致，不断的坚持，不断的进步。这里好学是广义的。夫子说的“好学”，也就是把追求知识、学问、真理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而不是为了谋生、发达。

6.3【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庚。”冉子于其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子华就是孔子的弟子公西赤，他出使齐国，冉求替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米。孔子说：“给他一釜（六斗四升）。”  冉求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一庚（二斗四升）。”冉求却给他五秉（三百斛）。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高头大马驾的车子，穿着又暖和又轻便的皮袍，这事我早有所耳闻。君子只是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周济富有的人。原思给孔子家当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推辞。你可以分给你的乡亲们。”

正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天道就象弯弓射箭一样，举得太高，就要降低一点，放得太低，就要抬高一点，才能对准目标。有多余的应该减少它，有不足的应该补充它。所以，天之道减少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对于财物，孔子主张雪中送炭，反对锦上添花。所以，同样是对谷物处置，孔子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采取了恰于其分的处理方式。所以说，象“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这样宏放的语言，其实还是要跟孔子一样，落实到平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所谓“义与之比”就是时时事事都能采取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方式去处理。没必要一说到，这就联想到“铁肩担道义，纵剑走江湖，谁有不平事？”这类的经典的镜头画面。仁学即人学，它的道理跟我们的平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

通过这一段话，我们也可以孔子说的“仁者爱人”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不光是通过教化帮助各种各样的人成长，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从而做到了言行一致，知行合一。

6.4【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孔子在评论冉雍的时候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色的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骍（xīn）且角”是说祭祀用的牛，毛色必须红，角必须长得端正，而且一般是专用奉养的。但是耕牛产下的小牛犊也有长得红毛正角的，虽然不想去充当祭牛，但山川之神能舍弃它吗？

首先，孔子这句话是对冉雍说的，我们知道孔子对冉雍评价相当高，而且他出身比较低微，祖上以牧牛为业，人称“犁牛氏”。孔子在这里一语双关，在春秋时期，通过举贤取士，许多出身低微的下层士人甚至庶人，通过具备一定的才能和本领，挤身中上层社会，实现自身的抱负和理想。应该是说在春秋时期这种乱局之下，却包含着历史进步的潜流。

孔子是支持这股潮流的，他本身既是样版，也是受益者。孔子认为，人的出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自己应有高尚的道德和突出的才干。只要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就会受到重用。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统治者来讲，选拔重用人才，不能只看出身而抛弃贤才，反映了举贤才的思想和反对任人唯亲的主张。 但是他也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说明他自身并不是没有身份意识，而是说不唯出身，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这一点，我们还是必须实事求是。

6.5【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说：“颜回的内心能够做长时间不违背仁德，其它的人则最多能维持一天到个把月的时间。《中庸》里也有“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又有“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也是在拿颜回和跟其他人进行对比.“中庸不是没有实现啊，而是老百姓都不能保持这样多久,而颜回这个人，才是真正的明白了中庸之道，所以能择善固执，从不有失。”为什么会这样,《中庸》引用了孔子的话进一步加以了说明。这里就不继续展开了。

6.6【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个人，可以让他从事政务吗？”孔子说：“仲由做事果断，对于从事政务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从事政务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从事政事吗？”孔子说：“冉求有才能，对于从事政务有什么困难呢？”

《论语.公冶长》也有如下一段话：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通过这一段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如果对学生进行道德评价时，往往很保守，经常说“吾不知其仁”，而对弟子的才能进行评价时，往往比较高调。这说明孔子虽然主张道德挂帅，而且从不降低内心的标准，和对学生的要求，但是又不搞唯道德论，反之，他相当重视和赏识弟子的才华和能力，在向统治者推荐时向来也是当仁不让。所以，孔子的隐跟一般的隐士归隐不同，他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所以，他说：“二三子以为我隐乎？我无行不与二三子”，只要不违背现实的基本道德伦理，孔子主张积极入世，把自己的理想和思想通过自己的弟子在社会上得到实践。

前面说到过，公西赤使齐时“肥马车、衣轻裘”，可见这个人的道德素养也并是不完美。但是孔子没有搞唯道德论，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完美主义者，但是作为社会活动家，他相当的务实。他把发展实际社会政治功用放在第一位，希望能够更早的实现其社会理想，改变当时人心不古、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希望能社会能早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当然，在他的学生做官以后，他仍然会对弟子的种种从政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对做得好的加以褒扬，做得不好的会加以批评、痛骂、甚至会“鸣鼓而攻之”

另外，我们也可能看到，孔子一方面主张因人施教，另一方面也主张因材施用。在教育上，他对学生教育往往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比方说对于子路，他欣赏他的“果”，但是反对他“好勇”，这种教育方式往往是恰到好处。在人才的使用，我们看到他的学生往往是各有特长，在道德要求上，他对他们一视同仁，但是在才能上，他并不寻求千篇一律。所以他的学生往往都很有个性特征，适应了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需求。

6.7【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季氏派人请闵子骞去做费邑的长官，闵子骞（对来请他的人）说：“请你好好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跑到汶水那边齐国去了。”

当然后来经孔子劝说，闵子骞还是任了费宰，并把家迁到东蒙之阳。他治理费地很有成绩，但看不惯季氏行为，最后毅然辞职。所以可见闵子骞的性格比较刚直。但是孔子不一样，孔子是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先争取再说，正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作夫子他对“责任”二字的理解要比弟子更加深刻。而且孔子比较更乐观一些，往往不会轻易产生不可救药，无法挽回的想法。

6.8【伯牛有疾，子问之，至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孔子的弟子冉耕有恶疾，估计是传染病，被隔离了。孔子还是去问候他，从窗子里握着他的手，说：“这个人的病亡难道是命中注定吗？这么好一个人，为什么得了这种病呢！这么好一个人，为什么得了这种病呢！”冉子在孔门弟子的德行榜上是仅次于颜回的人物，为人端正正派，善于待人接物。孔子对冉子十分器重，其任鲁国司寇时，冉子曾为中都宰。所以，他得了传染病，孔子还是坚持亲自去探望他，并无比痛惜，情不自禁的握着他的手。当然，孔子说的话，或者发的感叹，并不一定当着冉子的面说的。从孔子的言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孔子是多么的惜才，及为人至诚的行事风格。

6.9【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说：“颜回是多么贤德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狭小简陋的居室里，人们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但颜回却反而自得其乐。颜回的品质是多么贤德啊！”“颜子之乐”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安贫乐道，往往是中国士大夫提倡并向往的理想人生态度。当然进入现代社会，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孔子也说过：“富贵如可求，我欲为执鞭之士”，也就说“邦有道，贫且贱，耻也”。

但是对于颜回来说，他并不一样，他的兴趣就是好学，为了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学习上，他宁愿过着清苦的日子，并不以为意，而不是求官出仕。在《论语》中孔子直接称赞弟子贤德的，是很少有的。略查了一下，孔子对称过伯夷叔齐“古贤人也”，也提及过柳下惠之贤。但是对于自己的弟子，似乎仅此一例。我们知道，在特定的语境里，“贤”是仅次于“圣”评价。

应该说，孔子把颜子视为自己第一事业，也就从事道德学说和知识学问的衣钵继承人，甚至通过“回于吾言无所不悦，非助我者”等方式从侧面表达出这个学生的潜力，把学问传承和发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所以，颜回之死对孔子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以至于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6.10【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冉求说：“我不是不赞同先生您说的道，但是我的能力不足啊。”孔子说：“能力不足的人，往往半途而废。现在你这样是自己为自己划定界限！”

冉求也就是冉有这个人，应该是相当有才华和胆略的，年轻时就担任过鲁国的季氏的家臣，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曾经身先士卒击败过齐国的入侵。还曾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达十四年之久的孔子，当然，这跟他跟季氏所作的政治妥协是分不开。从他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也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种妥协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进而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认为他违背了和而不流的基本原则。上面的对话，很可能缘起于师徒二人之间的观念冲突。其实所谓“力不足”并不一定说是能力，而是说自己被客观条件所限制，暂时无法实现夫子的理想或要求。当然孔子也不能让步，认为冉有在对待季氏的态度上应该更加强硬一些。

但是我们明显能知道，孔子并没有反对弟子去提供季氏家臣或总管，但是他主张“和而不流”，不能放弃自身最基本的原则。从这一节里，我们也是看到，孔子也不是并不是只要是变法，他就支持。他更加关系变法的动机、目的和结果，当违背其仁的原则时，他是决定反对的。当然，后来冉有随同孔子周游列国，并在晚年给了归隐的孔子很多照顾，使得夫子自己也能“老有所安”。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这对师徒之间微妙的关系和情谊。

6.11【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告诫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君子儒跟小人儒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其实判断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他们学儒的第一动机是什么？孔子说过：“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所以君子学儒是为了追求道义，不管是做官，还是做事，都是为了弘扬道德，完善社会，而小人学儒是为了利益，沽名钓誉，把儒学当成追求名、权、利的工具。当利益和道义发生冲突时，君子之儒，依然表现得坦坦荡荡，义与之比；而小人之儒，则会长戚戚，甚至见风使舵，原形毕露。正如同《道德经》所言，上礼为之莫之应，攘臂而扔之。

孔子说的话，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是应验的，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但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宋明以来多少伪道学以“道德”杀人，制造了多少有冤无处申的人间悲剧，也制造了多少次朝局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

当然子夏也是终身谨记师训，成为孔门十哲之一。不少观点认为汉朝经学始肇于子夏，是经学章句的发明人。应该说，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无论是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作为“启予者商”的子夏的确做了一番“绘事后素”的事业。在《论语》中，他的名言也很多，如：“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学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后面，将与大家一道加以品味和赏析。

6.12【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明灭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子游做了鲁国小邑武城的地方官。孔子问：“你在那里是到了人才没有？”。子游回答说：“有一个叫澹台（tán tái）灭明的，从来不走邪路，没有公事从不到我屋子里来。”道德经上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小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官场的风气。

但是从某种角度而言，子游应该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所谓“得人”应该说，就是你在那里跟下面的人相处如何之意。包括得人心没有，得人才没有。应该说，子游还是比较得人心，否则也不会有人登堂入室，尽管其中有不多阿谀讨巧，甚至是打小报告的之辈，但是唯有澹台灭明，给其的印象最深，得到了子游的赏识。从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孔子学生发掘人才的“特殊”角度。

6.13【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孔子说：“孟之反不喜欢夸耀自己。败退的时候，他留在最后掩护全军。快进城门的时候，他鞭打着自己的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跑得不快。’”

孟之反当时是鲁国的大夫，鲁国当时国力日弱而齐国已作好进攻鲁国的准备，但子贡说服吴以救鲁之名联鲁攻齐，西元前484年吴军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县东)下寨，吴王与鲁季康子会谋，齐军十五万已攻来，吴王让鲁、齐两军先战以观察齐军实力，鲁军左右师冉求、樊迟不敌败走。如是，就有了孟之反策马云不进的一幕。

当然，我们还是接着《论语》的本义谈，曾国藩也说过，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进一位，有人补充道：“功不独居，分些与人，过不推诿，引些归已”。这个补充是很到位，“引些归已”就不仅仅是“过不推诿”的层次了。

《道德经》说得更加彻底：“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离，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但是化有为为无为，可更是一门艺术。有时，一个人出于责任、义务、道义不得不做一些有为之事，正如同孟不反一样，但是他一句：“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就将之化为无为之境。“功成不居”是“无为”思想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我们正确的理解无为是相当有帮助的。无为不是不作为，而为而不居，明白这一点，相当重要。

我们再来看孔子是如何化“有为”为“无为”的：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什么样的人总是营营苟苟的？难道不就是巧言令色么？”微生亩是鲁国的隐士，你看这隐士也不是对什么都不闻不问，就是孔子他也还是要说道两句。孔子如何回答：“我不是敢做那巧言令色的事，这是我的老毛病啊！”实质他是说：“我这张嘴能说道天生就是如此啊！不是做作出来的。可是我这老毛病改不掉。” 《庄子•齐物论》云“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孔子如果跟微生亩这样的隐士大谈，自己不是为了私利而终日营营苟苟，而是为了苍生终日而营营逐逐，这样只怕是越描越黑。但是孔子不会这样做，也不会想到可不可以这样做。他本能的一句：“疾固也！”就轻轻的将微生亩的责备化为无形，而无须去大谈特谈自己这些年培养了多少弟子，为国君操劳了多少事情，孔门做出了多少政绩。

所以说，功成不居的境界很深的，不是说简单说，自己做了事情，谦虚一下，把功劳分给别人一些，那么简单。孟之反的“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孔子的“非敢为佞也，疾固也”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果然是非斯人，不得作斯语。

当然对此，宋朝的诗人刘克庄还写过一诗,云:“弃甲争先去，收兵殿后回。但云马不进，应自圣门来。”他认为，这个故事是孔门借孔子之口，演绎、附会出来的。其实如果，孟之反如果真的是“非敢后，马不进”，但是敢于说出来，这种口不掩心的坦率人物往往也是相当的可亲可爱。正所谓不取“伪君子”，宁取“真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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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有人认为孔子是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也没有宋朝的美貌，那在今天的社会上立足就比较艰难了。” 个人认为是误读,也不是孔子对世道的感慨和反讽,认为人心不古,大道沦落。

也有人把之解释为“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即使有宋朝的美貌，那在今天的社会上立足就比较艰难了。”甚至认为这里用宋朝之美来比喻一个人高尚道德和内在才华。也是偏离了孔子的本意的。

关键是这一句说的是谁在难以立足于世。一般人认为这是夫子对世道的感慨,其实要对照《论语.先进》中另一段话来理解：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sàng)？’孔子曰：‘仲叔圉（yǔ）治宾客，祝鮀（tuó）治宗庙，王孙贾（jiǎ）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

孔子说起卫灵公昏庸无道，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卫国不失政啊？”孔子说：“卫国有仲叔圉管来宾接待，有祝鮀管宗庙祭祀，王孙贾管带兵打仗。这样一种阵势，怎么会失政呢？”

这里又提到了“祝鮀”，也就是当时卫灵公的大夫，认为他是卫国不失政的原因之一。而这宋朝是何许人呢？恰恰就是当时宋国的公子，绝色，出奔在卫，灵公夫人南子宠之，卫国太子因之欲杀南子，事败。可见当时卫国政局之乱，但是它乱而不亡。孔子在这里所谓“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只不过就事论事，借以说明如果没有祝鮀因为口才得到卫灵公的重用，维持政局，偏偏又遇到宋朝之美惹出祸事，那卫国只怕就已经失政了。

结合上一句中孔子说的：“非敢为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论语》的编者似乎想为孔子及儒学子弟游说于诸侯各国之间，积极谋求参与政事的行为给以正名。

6.15【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孔子说：“谁能不从门里出去，什么事情不是这样的道理啊！”

当然这个道，大而言之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及礼乐之治，小而言之，就是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再说具体一点，就是“道唯中庸”。但是论语的译者，甚至是编者没有把握此前两句的孔子本意，所以往往理解为孔子在发牢骚。认为“何莫由斯道也！”跟道德经里“大道甚夷，而民好小径”是同一个意思，在抱怨人们为什么就是不接纳孔夫子自己所提倡的道德教化。离开具体的场景，孔子的话就如同一句没有电影画面，不知情节，甚至连语气语调都不明确的孤立台词，出现不同的理解是很自然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多思，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只要有道理，是可取的。但是如果，孔子的话译出来，只是空洞的埋怨，那么意义是不大的。即使是本意，录入《论语》的意义也不一大。

从此一句开始，《论语.雍也》中辑录的孔子语句，基本上就不再针对具体的人和具体事，基本都是泛而言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开始讲大道理，这意味着本篇开始进入收官阶段。

6.16【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所说：“一个人如果以内涵取胜，那其外在的文饰就表现得就十分纯朴自然，一个人如果以外在的文饰取胜，那么其内涵，就往往有所匮乏和空洞。所以只有文质相符时，然后能成为君子。”

应该说，对于这一句解释，可谓众说纷纭，但是对于孔子主张文质相符这一点，还是有共识的。要正确的理解这一句，要对照《先进》篇“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后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从孔子的本意而言，君子是次之于野人的。那么具体的解释，我们在《论语.先进》再继续细细琢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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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阶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应该说，《中庸》上的这一句，是对此句最好注解。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被驱赶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所以孔子说：“人要希望一生平安，靠的是走正道，那些走上弯路、歧路的人，如果能平安渡过一生，只不过是侥幸免于灾祸罢了”

当然，现在许多人说，那么为什么“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作为孔子这样的圣人，他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们想一想，帝王将相之家有多少同根相煎、骨肉相残的人伦悲剧；有多少殃及子孙，祸至灭门的人间惨剧。古人的宗族观念是特别强的，有时甚至会抹掉个人。他们更加关心一个家族的兴亡。作为孔子，应该说，他思考往往是芸芸众生这个群体的命运。甚至是超越了时代。当然作为普通人，往往只关心一时一事，也是可以理解。

6.18【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说：“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这句话可以参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来理解，就算是孔子对此是意有所指，但是不影响我们举一反三。比方说，对于一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往往也会利令智昏。好之者之所以按照道理去做也往往为了自己能够趋利避害。遇到对自己不利时，往往会“见义而无勇”，而乐之者则不然，他是以之为乐，他们就是为了原则而生存的，自然在心目中没有遵从这个道理更有意义的事情，自然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问题，而违背这个道理去做事，那怕是付出我们通常认为的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一句话，皆是本性使然。

所以，苏东坡词云：“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所以更有甚者，如诗云：“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去血斑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照昆仑” 。

其实这句话，值得我们从多个角度和多个层次进行仔细的品味和领悟，如果我们把“之”替换为“无为”，同样是无为，明白无为之道的含义的人不一定就赞成之，好“无为”者，很可能也会“非不悦子道，力不足也”故“中道而废”。或者是小人学道易使，看中的是“夫为不居，是以不去”的结果，甚至“制造”无为的表面现象。而真正的“无为”者，是以之为乐，追求是一种淡泊的心态，内在的恬静。应该说这也是进入了审美的层次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道法自然，而不是出于自身利害的考量。

6.19【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孔子说：“（如果把人分为三个层次），那么中等以上的，可以对他说上层的道理，中等以下的，则不可以，对他们说上层的道理。”这里主要是涉及到理解能力和境界高低的问题，甚至还有道德品性的问题。结合，上面的知之者，好之者，乐之者，所谓的中人以上，应该就是他们吧。跟知之者，讲明白乐之者为何乐之就有一点困难了，如果要跟不知者，讲清楚乐之者何以乐之，那可能真的有点对牛弹琴或和拔苗助长。

《道德经》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也从侧面说明，所谓“下士”也就是孔子说的“中人以下”很难明白，顶层的道理的，反而会觉得十分好笑。

孔子也说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单纯地靠短时的“教”而不靠长期的“化”，一味的靠内在的“德”而不靠外在的“刑”有一些社会问题是改变不了。否则，上智总是不移下愚，又何以谈得上是上智呢？我们可以让不知者成为知之者，然后成为好之者，然后再成为乐之者，只不过需要时间和耐心，我想这才是孔子的本意，也是他毕生所从事的追求之一。

如果是说语境产生的理解能力和沟通障碍，其实很简单，上人语之中人，中人语之下人，即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学生听课，说：“刚才某某大师讲的，我没有明白，能不能替我解释一下。”可能另外一位学生按照大师的本意用自己的语言一表达，这位没有明白的学生也明白了。

当然，也许有一种真正的智者，他能够根据不同层次的人情况，来考虑表达的逻辑，角度，组织语言，让对方明白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和观点。他之所以能如此，一个是水平的体现，另一个心态问题，尽管孔子和老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不存在那种不屑于跟水平太低言说的心理。这样的人是很可贵。一个人做学问最终目的应该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知识，掌握学问，明白事理。

6.20【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樊迟问孔子怎样才算是智，孔子说：“专心致力于（提倡）老百姓应该遵从的道德，尊敬鬼神但要远离它，就可以说是智了。”樊迟又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人对难做的事，做在人前面，有收获的结果，他得在人后，这可以说是仁了。”

就是那位向孔子请求学习种庄稼蔬菜的,被孔子称之为“小人哉! 樊迟”的孔门弟子。关于这件事，我们后面再说。不知道这次是樊迟长进了，还是他本来兴趣就广泛，这一次，他向孔子问“知”问“仁”。在《论语》中向孔子问知的好像只有樊须一位，好像还问了两次。见下文：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不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推，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孔子对于“知”也就是“智”的诠释，简而言之为“知人”，但是樊迟没有能明白，所以孔子又补充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话在《为政》我们见过，是关于如何才能使老百姓信服的。孔子在这里又提到了。所谓智，就能够识别真正的贤者，并以加以重用，以至于能够改变不好的社会风气。孔子也说所谓智，就是把精力投入到把老百姓的事情做得更加适宜，敬重鬼神但是不要一举一动都要向他请示，远离那些占卜巫术。我们知道，到春秋时期，甚至更早，靠占卜之术与鬼神相通的神职人员在当时政治体系中作用越来越弱化，象老子和孔子这样的智者，他们通过对于道的领悟，进一步推动了这股潮流。

道德云：“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回焉。”在这里也老子也提出“以道莅天下”，至于与鬼神的意志之间是两不相伤，以德相交。虽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将其至于道之下，鬼神的意志也必必须合乎道。所以，孔子也认为，只要掌握了道，尊敬鬼神，不管它有或没有，就是掌握了智慧。所谓民之宜，也是人之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要“务民之义”做到不伤人、不伤民，那就是上智。这跟“举直错诸枉”及子夏说的的举贤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很好理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然“圣人无亲，常与贤者”。作为领导者，管理者，最大的智慧就在于识贤举贤，务民之义。在这里也可以看，孔子对樊须是寄以更高的希望的，所以对他问耕作之事，很不屑。当然这个樊须后来也是很了不得的。前面提到的齐鲁之战，虽然先败，冉求和樊须一道各领左右军，最后击败了齐军。之所以成功，不得不还在于他对“仁”的理解。

当然孔子对于仁的诠释很多很多，向他问仁的也很多，光樊迟就问了三次。

第一次：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对于“仁”的诠释最为核心的就“爱人”。

第二次：樊迟问仁。子曰：“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直白一点，就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然表现许多方面，比方说，身先士卒，在齐鲁之站中冉求就是因为接受了樊须这样的建议，所以取得了胜利。但是，不管如何说，这样做，还是没从利益中超脱出来，依然存在得失的考量。在孔子看来，相当于知者利仁中的较高境界吧，所以他说：“可以称得上仁了”，也就是“算得上入了仁的道，进了仁的门吧”。当然，这往往是作为领导者、管理者以及社会精英分子提出的要求。

第三次：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孔子从一个人的个人道德角度出发而言的，应该是说放之四海皆准的。用《中庸》上的话来说，就是：“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其实孔子想努力追求、体证、领悟、弘扬的道德理念的核心词“仁”就是这样从现实社会中抽象和提炼出来的。这句话具体含义，在相应的章节里，我们在结论孔子关于仁的其它论述，再作进一步的剖析。

实质上，这一段内容能够深入理解的话，对明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乐之者”的意蕴是很有帮助的。这里已经更加明确的说到了“知”“ 仁”那“智者”、“仁者”也就具备了上智、仁德的人有什么特征，下面接着讲道：

6.21【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说：“智慧的人喜欢水，仁德的人喜欢山；智慧的人灵动，仁德的人宁静；智慧的人快乐，仁德的人长寿”。这应该是孔子自身一种审美情趣和生活体验，倒也没必要教条。可能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灵动多变，正如同知者利仁。山长青万载而不易，宁静永恒，正如同仁者安仁。宋孔平仲《续世说•捷悟》：“动若骋材，静若得意。”

6.22【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孔子说：“齐国再进一步，就能达到鲁国的地步了，如果在鲁国的地步上再进一步，就到达到先王之道。”前面说，因为是周公儿子封地，加上周成王又特许周公在逝后可以破格享受天子之祭礼，所以史称“周礼尽在鲁”，是各诸侯国前来取经地方。孔子幸而出成在鲁国，在这里他表达对周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希望能恢复当年先王“郁郁乎文哉”的“礼乐之治”。虽然鲁国的国力衰落，但是仍然保持着周朝的文化精髓和意识形态，特别是是在民间的认同上。以至于齐国就因此而不敢灭鲁。齐国在管仲变法之后，越来越强大，应该说国家比较安定，社会治理有序。只要能吸收鲁文化，那么达到鲁国当年礼乐之治的繁荣程度是可以做到的。在这里基础上再进一步，就能重返先王之时的王道之治。应该说，这是孔子最乐观的盼望。

6.23【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说：“现在的觚不像觚的样子，居然也叫觚？居然也叫觚哉？”应该说这是比较传统的解释。认为孔子是在感慨，当时的世风日下，礼崩乐坏。个人认为这个观点也能成立。但是结合上一句的内容而言，我们对春秋时期要有所认识，因为当时天下观已经相当成熟，虽然孔子对鲁国有深厚的感情，但从当时的道德观而言，只到不在其位，不食其禄，对诸侯王的忠诚与否，并没有上升到特别高的要求。所以也就出现了游士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现象，楚才晋用，甚至帮忙异国对付自己的本国诸侯的事情都有。

但是孔子还是有所区别，他往往是从天下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对齐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是十分欣喜的，而其唯一的遗憾就是“管仲之器小哉”，“不知礼”。如果齐国的君臣能够君子不器，推行礼乐教化，并辅佐天子，复兴周室是大有希望的。当然，齐国在管仲之后，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是对于继承包括周礼在内的周文化应该说是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所以，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应该是在说他的“齐一变至鲁，鲁一变至道”的社会理想归根到底符不符合先王之道。其后，孔子认为符合，就好像一个觚不管形式如何变，但是实质没变，它还是一个精美的酒器啊！

6.24【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宰我问孔子：“仁德者如果告诉他说，在仁德在深井里，他还会跟从仁德吗？”孔子说：“仁者这样的做有什么必要呢，到了井边，君子可去马上离开，不可能被平白陷害，可能一时受骗，不可能被永远蒙蔽。所谓“井有仁焉”只是宰我打的一个比方。并不是所谓井里掉进另一个仁者，或者“仁”通“人”，井里掉进了一个人。

在这里，宰我主要为了钻“仁者安仁”的空子，既然“仁者无忧”，即使井里有仁，也唯德是从。但是孔子说：“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则不惧”，其实真正的仁者必然也是智者，自然不会被表象所迷惑，自然没必要上当受骗，平白无辜，豪无意义地牺牲性命。当然，仁者必然也是勇者，当值得为之付出生命时，自然也会无所畏惧。所以，宰我提出的是一个没有丝毫现实意义的假设，但是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的思想内部的关联。当然也没有必要认为宰我一定是油嘴滑舌，有时候进行思想上探讨，需要类似的假设。

6.25【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说：“君子要广博的学习文化知识，加深自己的修养。同时用礼来约束自己，也可以使自己不背叛自己的道德理念。”开玩笑说，孔子是不是也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必须用礼来约束自己。失礼也许不可怕，最可怕是学道易使。谁知道呢？

6.26【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去见南子，南子素来以淫乱而臭名昭著。子路对老师这一举动相当的不高兴。夫子为此发誓说：“我要是怀着不好的念头去见她，让上天来惩罚我吧！让上天来惩罚我吧！”在这里好像也没有交待清楚，孔子是打算见南子，子路不高兴，还是见过南子之后，子路不高兴。

反正，各家对此事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似乎还是个热点问题。《史记》上也有记载，并且情节上交待得更多一些。《论语》在这里辑入此事，可能夫子见过南子之后，在江湖是不是真的闹出过绯闻，也不得而知。故欲引夫子之誓加以澄清吧。相信夫子见南子也是无奈或者基于礼仪，故“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6.27【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说：“中庸之德行，人们不是没有做到过，关键是老百姓少能坚持的。”在这里《论语》第一次出现了“中庸”一词，但也仅此一次。《中庸》上此句为“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也有人译为“中庸是至德啊！老百姓很少能固守之。”由于“能”一字不见论语，有人也将“民鲜久矣”理解为“老百姓已经很久没有这种道德了！”应该说还是值得商榷的。

6.28【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说：“如果有人给以老百姓普遍的泽惠，又周济众人于困苦，这个人如何？可以称得上仁吗？”孔子说：“如何才能做到仁，那一定是圣啊！连尧、舜都尚且都不可能完全做到！仁者打算成就自己的事业就先去成就别人的事业，打算达成自己的心愿就先去达成别人的心愿。能够按照最接近圣的尧、舜的德行，仿效他们的作法，是达到仁的方法。”

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关键就是真正的圣人之所得到“圣人”的地位，都是唯道是从，唯德是从，不欲而得。就好像孔子被树为圣人一样，他自己内心里是没有想过要成为圣人。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的志向是“吾与点也”，他的愿望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道德经》上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无私无欲的圣人境界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先难后获，先人后已”的仁者境界是有本质区别的。当然，能做到一般意义上的仁者就不错了，所以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自然，孔子可不会轻易将“仁”、“圣”二字许人，更不会自我标榜。孔子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上，恰恰就是爱到了《道德经》上所说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有道德”的评价，他之所以无为并不是为了“无为”而无为，最终实现“已立、已达”，而是自然而然，用夫子自己的话就是“疾固也”。对于道法自然来说，还有什么比“疾固也”更贴切的比喻呢。

在这一章里，我们可以看到，《论语》的编辑者，所引用的孔子的言论比较侧重于从更深入的讲为人做事的道理，而前一篇《公冶长》应该说更张侧重于做人做事的方法，甚至只是孔子对事对人简单的评价，也多侧重于弟子本人的修养，按后来的话说，就是内圣。并且多讲要如何做。《雍也》展现孔子及弟子的思想又更深入了一层，除了要如何做，更加侧重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多侧重于社会实践，特别是从政、为学的角度。自然，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外王。而且在篇末，比较集中的辑入了孔子思想从具体社会现象抽象出来的基本原则，围绕“仁”、“智”、“中庸”这些孔子思想比较高层的概念进行了集中的展示。

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天子、诸侯和官员听政都是面向南面而坐。所以这里孔子是说可以让冉雍去从政做官治理国家。并不是说,冉雍可以南面而王,更甚至于还有说冉雍有天子气象的。所以不要望文生义，断章取义。

6 _& a& h& Y$ e# U4 m受教了，真没想到有这样的意义

孔夫子趋趋以求的希望把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通过各方面的社会领域去实现，比如行政，但是，其理论的可实践性似乎并不大，而且也似缺乏一套类似今天西方各种学说的普及与实践的指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