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诸子百家究竟是如何命名的？

余秋雨先生曾在《黑色的光亮》一文中，对墨子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评价。这使得在新国学中的有些独尊地位的儒学，遭受了点别样的打击。毕竟，我们知道，《墨子》五十三篇中，有一篇是专门难儒的文字，这篇文字叫《非儒》。在《非儒》里，墨子就鲜明地指出，儒者的亲亲有术所呈现的尊卑有序，实则伪亦大矣。不过，我的这则文字，不是为了重复墨、儒两家的孰是孰非，而是在读了余先生的大文后，觉得有一点东西是值得商榷的。在余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诸子百家中，除了他（即墨翟，余注），再也没有用自己的名号来称呼自己学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每个学派的名称都表达了理念和职能，只有他，干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责能。

墨 子

这段话，余先生想从墨家的文本符号上来表明，墨家与诸子其它家相比，是有优势的，即余先生解释的墨，黑也。按照余先生这样的解释，其墨是可以直逼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尽管，我们很难说，墨就是黑这一解释准不准确。不过，就在这里，由于余先生的先入为主地认为诸子百家中的家是这些家的自我认定，所以，余先生认为墨家一词与它家相比，就符号学上也显现出了其特点（在余先生看来，这是优点）。不去说这种为了扬其写着对象而作出的这种界定是否合乎学术上一般规矩，就本身问题来说，笔者要说的是：诸子百家的这些家是不是由他们的创始人或奠基者自己命名的呢？从我们公认的话语角度，儒及儒家是诸子百家里最先出现也最早成型的学派。这当然得归功于孔子（前551前479）与孟子（前385前304）。但在《论语》和《孟子》中，涉及到儒的一共只有四句。巧合的是，《论语》两句，《孟子》两句。至于说到儒家，无论《论语》还是《孟子》都不曾有提及过这样的表述。《论语》中《雍也》篇：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在孔子看来，不仅仅是没有学派，连儒还有可能分为君子式的儒者和小人式的儒者。孔子这里，儒仅是读书人的指称。并无后人将儒看成是学术派别或政治派别。当然，在孔子看来，读书人也许是由两类人组成的。一类从于学，一类从于仕（《论语子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仁）。这就更谈不上孔子对自己这一套学问、政见、方略等的自我命名了。到了孟子手里，其中一句中的儒，有意思的是， 正好是与墨、杨等派别相提而论的。孟子在《孟子尽心》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离开墨子一派的必然会跑到杨朱一派来，而离开杨朱一派的又必然要跑到儒家一派来）。如果说，某一学术团队或学术总体指向有了某一名称指代的话，在这里的墨、杨朱和儒有点近似了。即使这种认定有其合理成分，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孟子是离孔子过去了近200多年后才发表这种高论的！在200多年间，某一学术的发展和壮大，并不是它的创造者和奠基人所能看得到的。也就是说，始作俑者并没有在生前封家命派的责任和职能。同样，在《墨子》里，也没有自封的家出现。而我们还知道一个事实是，在诸子百家中，至少是《汉书》里提及到的九流即九家中，除《论语》外，大多数的著作（即流传于世的）的书名都是以作者名来命名的。如《老子》、如《庄子》、如《墨子》、如《韩非子》（法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倘若不是这样，凭什么叫诸子呢？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将用书名来判定某一学派的旨义的。

再者，诸子百家的家是何时命名的呢？

最完整成型地将儒墨并列称家的是司马谈（?-前110，司马迁之父）的《论六家要旨》。司马谈第一次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同题并论。虽说，对儒和墨还没有完全称家，在《论六家要旨》里称儒者、墨者。 儒者以六艺为法；墨者尚尧舜道。不过，从司马谈文章篇名的《论六家要旨》里的六家，家（及派）的概念也十分清楚。也就是说，家的文本符号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已有人将儒墨并称。韩非子（约前275－前221）在其《韩非子显学》里说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并对当时已经成为显学的两家即儒墨谱系作了一个至今都影响着后来的界定。韩非子指出，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而且进一步把儒分为八派（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墨分为三派（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战国时，将儒墨并称，一是显示出了儒墨的影响，二是从文化的基因看，墨也是从儒那里发根的。刘向（约前77前6）的《淮南子要略》就说过，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儒墨同源（至于最终的分野，那是另一回事）。为什么在这里对儒墨说了些不太与本文相关的话题呢？因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涉及到这些学派命名的由来。我们知道，在诸子百家中，尤为司马谈所指的六家中，只有《论语》、《墨子》，也就是儒墨的开山鼻祖的著作的体例是大约一致的。也就是《论语》系孔子门人所录；《墨子》为墨子门人所记。而且，这种语录体的文本样式只存在他们两者中。这与老聃的《老子》、庄周的《庄子》等完全不同的文体样式和文本符号。

诸子百家（资料图）

《论六家要旨》称法家为法家，称道家为道家，却依然称儒为儒者，称墨为墨者（也许家当时并不是一个褒义词）。直到了《汉书艺文志》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的说法才真正定了型。班固（公元32～92）对其诸子给予了九流十家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的界说。即：儒家者流、道家者流、法家者流、阴阳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从横家者流、杂家者流、农家者流、小说者家流。《艺文志诸子略》里，班固还对九流十家的源流给予了简明扼要的考证和诠注。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且宗师仲尼；如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且兼爱、上（同尚，引者注）贤、上同等等。在班固那里，最让今人奇怪的是，除儒家标明宗师外，其他九家均没有标明该家 该派的祖师爷这当然与西汉中后期实施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密切相关。可见当时对某一学术流派或政治派别的尊敬，毕竟是有尊卑和亲疏指向的。另外，诸子一词在春秋战国以前已见于文字标识，但诸子百家的标识则后得多。《史记贾谊传》中说廷尉乃言贾生年少，在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可视为是最完整的表述。从西汉的司马谈两父子到东汉的班固，对其先秦至汉初的典籍给予了系统的耙梳、整理和归类，并且给予了从先秦到汉对其诸子学派的命名，以及奠定了对其基本的评价体系。

如果，上面的文字还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余秋雨先生关于先秦诸子学派自我命名的断定，是很值得商榷的，甚至可以说是谬误的。至于说到余秋雨先生关于墨者是黑色之光的解读，那只能说是余先生的一家之言了。